中正纪念堂是蓝白两色的。蓝色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青蓝，白色是青天白日旗上的粉白，让我想起南京中山陵的色调。就连中正纪念堂的建筑风格似乎也与中山陵的孙中山祭堂有几分相似。
纪念堂前面是空旷的自由广场。广场止于一座宽大的牌楼，也是蓝白两色，上面的牌匾上题着“自由广场”四个黑字。第一次去中正纪念堂是开会第二天的中午，那时我只是以游客的心态在广场闲逛，并没有体会到这四个字在台湾沉重的分量。
广场两侧是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都是中式的传统建筑，黄瓦飞檐，朱红立柱，隔着广场遥相呼应。
沿着中正纪念堂前的台阶向上，经过一个拱形门，是一个宽阔的大厅。高台上坐着蒋介石的铜像。
我进去的时候正逢整点，见到守卫的士兵换岗。
坐电梯下到底层，有常设展览。首先见到的是“蒋中正总统与中华民国”的展览，介绍蒋介石的生平以及他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影响，正面负面都有涉及，毁誉参半。
蒋介石总统办公室展厅陈列着他当年办公室里的各种摆设，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笑容可掬的蒋委员长的蜡像。
我本来只是个闲散游客，蜻蜓点水地东看看西看看，直到遇到了另一个常设展览：“自由的灵魂VS独裁者：台湾言论自由之路”。

因为时间紧，还要回去开会，我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简单浏览了这个展览。虽然对台湾的党禁、报禁、白色恐怖之前也有些印象，但那半个小时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台湾如此沉重、悲怆的近代史。两天以后，我专程回到中正纪念堂把又这个展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顺路也参观了离纪念堂不远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在台北的最后一天，我又去了二二八和平公园。
二二八和平公园的二二八纪念碑
真切地体会到了台湾人伤痛和抗争的历史，我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台湾，触到了她隐匿在繁忙与喧哗中的深沉的脉搏。它像起落的潮水，起时如激昂的旋律，落时如哀婉的叹息。
这段近代史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抗战胜利结束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台湾人民对回归陌生的祖国满怀憧憬。当时负责接收台湾的是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陈仪的行政长官公署拥有委任立法权，并有权指挥监管行政司法。陈仪还兼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他领导的新台湾省政府便成了高度集权的军事政府。
新政府推行国语运动，禁止使用日语和台湾当地语言。在已经被日本殖民了五十年的台湾，人们一直受的是日式教育，很多人不会国语，这一政策让他们一夜变成文盲。当时的台湾，其实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大陆，在日本化的过程中， 人民的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也远较大陆成熟。但陈仪的新政府以统治者自居，歧视台湾本地人，以台湾没有政治人才、不懂国语为理由把台湾籍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在经济方面，陈仪大搞计划经济，实行资源管制、货物专卖，很快导致经济萧条，米价飞涨，民不聊生。计划经济衍生出的官僚贪腐事件也频频爆发。到二二八之前，台湾人对陈仪政府代表的“祖国”已经大失所望，民怨极深。
1947年2月27日，一名稽查私卖香烟的警察暴力执法，又开枪误杀了一个围观市民，史称“稽烟血案”。2月28日，群众聚集行政长官公署陈情，要求惩处凶手，竟然遭到卫兵的机枪扫射。于是愤怒迅速蔓延全岛，反政府示威在台湾各地全面爆发。一时间不少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各地方的民意代表和政治精英共同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代表人民与政府协商，提出政治改革、高度自治、民主选举省长市长等项要求。陈仪政府为了稳定局势，一边采取安抚政策，承诺改革，一边急电中央政府请求援兵。在蒋介石手令下，3月8日国民政府军于基隆登陆。之后便展开了对示威群众的全面镇压、清乡、屠杀。死亡、失踪者数以万计，大批台籍精英被秘密逮捕、处决。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遇难者之墙。有的有照片，有的只有个名字。
二二八这场触目惊心的人道惨案在台湾人心里撕开一道深深的伤口。二二八之后不久就开始的长期白色恐怖让人们对二二八讳莫如深，这道伤口近半个世纪无法愈合。
抗战结束接收台湾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将“一党训政”的体制引入台湾。二二八之后，台湾政府更加严厉地管控舆论，关闭报社，捕杀持不同政见的士绅领袖和媒体精英。1949年4月6日，又发生了大规模逮捕、迫害台湾大学师生的“四六事件”。1949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开启了台湾长达四十余年的白色恐怖。
1949年，中华民国立法院为了处置中国共产党叛乱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1950年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条件。在此条例下，涉嫌共匪的异见者均可不经审判，当场逮捕处决，或经过简单军事法庭的审判后执行枪决，少数行为较轻者也要判刑入狱。台湾人因此噤若寒蝉。为求自保，告密者也比比皆是，酿成无数冤案。50年代，中华民国两度修改《出版法》，强化了“限张，限证，限印”的报禁体制，大量报刊被查封。
1960年蒋介石总统连任两届期满，依照宪法不得继续连任。当时中华民国有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相当于宪法的附属条款。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此条款，冻结宪法对连任的限制，成功连任第三届总统。对此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发表多篇文章强烈抨击，并呼吁建立反对党以制衡执政党。雷震开始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时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也被勒令停刊。台湾自此进入言论窒息时期，并衍生出禁止成立新党的“党禁”。
报禁、党禁、言论封锁、白色恐怖并没有挡住台湾岛上志士仁人突围的勇气。展览讲述了台湾一代代前仆后继的自由战士和他们荡气回肠的故事。这里仅摘录一二。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与谢聪敏、魏廷朝撰写《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指出“反攻大陆”无望，呼吁制定新宪法，建立责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实现真正民主，并以新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三人在印刷宣言时被捕，后被起诉，彭、魏被判处八年徒刑，谢被判十年。1965年，蒋介石迫于国际压力，特赦彭明敏。1969年，彭明敏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亡海外，直至23年后受李登辉总统邀请返回台湾。
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接班。1979年1月，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在此过程中，看到中华民国失去国际社会合法身份的岛内精英深切忧虑台湾的未来，各种呼吁改革的思潮风起云涌。
1979年6月，《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成立，旗下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精英和各派党外人士，主张国会全面改选以及地方首长改选。197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组织民众集会，遭军警驱散。民众与军警发生冲突。第二天，国家安全局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决定大举逮捕党外人士。至1980年1月8日，拘捕涉案人士152人，史称“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的骨干人物均被判处12年以上徒刑，其中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拒不认罪的施明德于1987年拒绝了蒋经国总统的特赦，又于1988年拒绝了李登辉总统的减刑。直到1990年政府宣布对施明德的宣判无效，他才走出监狱。美丽岛事件的骨干力量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如陈水扁）后来都加入了民进党，成为其领导核心。
美丽岛事件是二二八以来台湾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三十年来台湾民众第一次在白色恐怖中打破沉寂，勇敢发声。虽然集会群众被驱散镇压，而且国民党政府此后使用恐吓、暗杀等更阴损的手段对付民主人士（如”江南命案”，““陈文成命案”等），但美丽岛事件扩大并团结了党外的民主力量，对8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台湾最终的政治变革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突破党禁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成立，成为台湾第一个反对党。
1987年二二八四十周年前夕，陈永兴、郑南榕、李胜雄等发起“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呼吁为二二八平反，挑战国民政府的历史禁忌，倡导“因了解而谅解”，“因谅解而和解”，“因和解而迈向和平”。2月15日，郑楠蓉等人在台南发起台湾首次纪念二二八游行，揭开全台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序幕。
1987年7月15日，迫于岛内改革的呼声和国际压力，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长期受戒严令禁锢的言论自由环境有所好转。但在解除戒严之前，蒋经国制定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此项法案，以及《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依然限制着人民的言论自由。依照这些条款，主张台湾独立即可判“内乱罪”（即叛国罪），处无期徒刑。
《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运动。1989年1月，他收到检察院”涉嫌叛乱罪”的传讯。郑南榕拒绝出庭，以和平抵抗的方式自囚于《自由时代周刊》编辑室71天。4月7日，当警察强行破门拘捕郑南榕的时候，他点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身亡。
郑南榕

郑南榕自焚后的《自由时代周刊》编辑室
郑南榕的死震撼了台湾岛，也激励了更多台湾人加入到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很多流亡海外在政府黑名单上的异见人士也毅然返回台湾，为言论自由抗争。
1991年，李登辉总统宣布终止戡乱，立法院通过决议废除《惩治叛乱条例》。次年刑法第100 条也得以修订。至此，台湾结束了白色恐怖，正式开启了自由民主之路。
1995年2月28日，在二二八和平公园二二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李登辉代表政府向事件罹难者家属道歉。
2022年《经济学人》出版社做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 排名中，台湾名列全球第十，亚洲第一。
历史总让人唏嘘。值得一提的是，在郑南榕自焚15天之后，北京人民大会堂前聚集了十万名青年学生纪念胡耀邦逝世，拉开了六四的序幕。——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历史给了台湾和大陆相同的机会走向自由民主。台湾成功了。

二二八和平公园有个小广场，旁边立着这样一块牌子。
那是中午，公园里静静的，没有游客。我在树荫里呼吸着清新而肃穆的空气，独自徜徉、遐想。自由来之不易。祝福台湾：愿和平永存，自由永存。
（部分资料引自网络，若有疏误，敬请指正）


贴主:落飞于2023_07_16 20:28:2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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