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徐稚芳教授
 
廖康
 
 
今天传来徐稚芳教授仙逝的消息。她享年90岁，也是高龄善终。她曾是北京大学的资深俄语教授，出版过专著《俄国诗歌史》，发表过关于俄国文学的论文，获得过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和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的“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但对我来说，她就是和蔼可亲的徐阿姨。事实上，我今天才知道她的全名是徐稚芳。
 
我没有读过徐教授的大作，也没有上过她的课，只是因为我女友是她女儿最好的朋友，才去了这位教授家。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她已经步入中年，但看上去并不比我们大多少。我迟疑了一下，才叫出“徐阿姨”。那是在文革后期，人人衣着简朴肥大。徐阿姨也不例外。但不知是她面容姣好、身材苗条，还是举止典雅，即使穿着最普通的灰衣蓝裤，也挡不住她特有的优美和高雅的气质。我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觉得徐阿姨简直就是从书中走出来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逢年过节才可能配给或买到一点花生瓜子。但每次去徐阿姨家，她都招待我们喝绿茶，吃点心。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领略到了绿茶的好处，那清新的茶香和悠长的回味比我们通常喝的花茶妙多了。我对绿茶的偏爱一直保持至今。
 
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仪器厂当喷漆工，工作之余自学了英语，还翻译了两本小说《混血姑娘》和《双城记》的简写本。徐阿姨的女儿为之画了插图。在文化沙漠中，那两个手抄的简写读物对饥渴青年们堪称美餐，也得到了徐阿姨的好评。我颇受鼓舞，竟然翻译起托尔斯泰了。不，不是他的巨著，而是我偶然见到的一个短篇小说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不记得是谁翻译成英文的。那是一个人遭受冤狱的故事：主人公长期坐牢，却保持信念，以德报怨。我读了深受感动。虽然是俄英转译，但毕竟不是简写本了。翻译完毕，我请徐阿姨看看。她对着俄文仔细阅读，没有笑话我那稚嫩的习作，而是对我大加鼓励，只提出了两点建议。我把其中的Teapot翻译为茶壶，徐阿姨说那是俄国特有的煮茶用具，类似传统的铜火锅，内中烧碳，通常翻译作“茶炊”。另外，有些词语还可以斟酌。比如我对小说标题的直译《上帝知道但等待》若意译为《天网恢恢》就传神了。我明白了，翻译远非懂得两种文字就可以做好。翻译需要丰厚广博的文化知识，需要掌握精美生动的语言。两者都是穷其一生也学不完的。
 
我没有学过俄文，但是读过一些俄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尤其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我虽然是在仪器厂当工人，但那毕竟是北京大学的附属工厂。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有机会通过一个图书馆的青工借到很多禁书。徐阿姨问我喜欢哪篇作品，我提到莱蒙托夫的《乞丐》。她显出惊喜的神色，因为她也很喜欢那首短诗，并随口背诵出最后、最精彩的几句，大意是：诗人从贵妇那里得到的只是戏弄，犹如一个无情者放入乞丐手心的石块。这种比喻在中文诗词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但它表达的深情和失望却远比华丽的词藻和常见的意象更加感人。我记得徐阿姨轻轻叹息道：“人生长久，难免经历各种挫折。但若能把苦难化作艺术，就值了。”我后来经历挫折时，总会想起她这句话。
 
最后一次见到徐阿姨是2017年夏。她外孙女带着我七拐八拐来到中关村的一栋楼。她一个人住的那套公寓显得宽敞而空荡。她上年纪了，但依然优雅，而且步履轻快，沏茶的动作依然娴熟。我们聊得非常痛快，冲散了房间的冷清。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徐阿姨一定要请我吃饭。我们步行去附近一家大餐厅，那里也很空旷。我们坐在靠窗的桌旁接着聊，吃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各自的经历、熟悉的朋友和亲人、文学艺术，她在美国的见闻，直到我们觉得她外孙女可能感到无聊了才打住。徐阿姨坚持付账；还说我是客人，她不能亲手做饭款待了，但一定要付账才心安。我只得遵从。
 
我是打算以后每次回北京都要看望徐阿姨的。但先是父亲去世，后来疫情肆虐，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见。以后再也见不到徐阿姨了。我点燃一炷香，看着那缕青烟冉冉升起。
 
2022年1月 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