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三国演义》掩饰不住刘备伪善的假象，诸葛亮则被罗贯中成功地塑造成聪明绝顶，鞠躬尽瘁的千古贤相。然而，即便是依据《三国演义》，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夜观天象，装神弄鬼的无稽之谈，仔细看看诸葛亮到底有什么本事，建立了什么功业，则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是个阴谋家和战争贩子。诸葛亮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在博望坡烧芦苇，小胜一仗。第二把火是在新野市烧民房，这招够损的，先得逼老百姓搬迁呀。不知道诸葛亮是怎么蒙骗、吓唬新野市民的？《三国演义》上只说他差人贴告示：“无问老幼男女，愿从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不可自误。”（第40回）这不是强盗行径吗？明明是诸葛亮下令往民房上放置“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还说什么“不可自误”！翻遍三国，也没见过别人用这等下作的诡计害民杀敌。倒是诸葛亮本人后来和曹真打仗时，变本加厉，烧光了陈仓城(第99回)。正因为用此恶招，诸葛亮逼迫新野百姓逃往樊城，这才有了败走樊城后，刘备与十万难民颠沛流离那一劫。第三把火是在赤壁烧战船，其实，那是周瑜的功劳，与诸葛亮没什么关系。历代文章诗词称颂的都是周瑜的英明。即便在《三国演义》里，读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瑜必战的决心和必胜的决策：蒋干盗书、黄盖苦肉、阚泽献降、庞统连环……无一不是周瑜的最高决定。罗贯中为了表现诸葛亮的决定因素，编了借东风那出装神弄鬼的戏来，实在是一大败笔。

有些读者可能会说我忘了草船借箭，但这恰是罗贯中没有编圆的故事。在《三国演义》第七回中他提到孙坚曾用此法从黄祖军得来十数万支箭。但到了第四十六回，罗贯中竟然随心所欲地把它说成是诸葛亮的奇谋。就算诸葛亮也能想出这个高招，江东的豪杰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祖传法宝。除非读者忘了前面的情节，否则难以相信鲁肃和周瑜会那么惊奇。这是赤壁大战那几回精彩篇章里的另一大败笔，如果舍不得这一为诸葛亮涂抹光环的机会，至少要在第七回中删掉孙坚草船借箭那段。罗贯中把诸葛亮写得神人一般，其实，透过那些夸张的文字和神话的光环，我们看到诸葛亮绝不是《三国演义》所吹嘘的那般高瞻远瞩、智慧超人。他不过是一介书生，读过些兵书而已，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他的战术，无非火水两招，一生战绩平平；火攻不及周瑜烧赤壁，水攻远逊关羽淹七军。无论罗贯中怎么吹捧，也不能无中生有，吹出什么辉煌战果。其实，诸葛亮既犯过战略性的大错误，也犯过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在战术上则求稳畏险，乏善可陈。不要说曹操的官渡之战和周瑜的赤壁大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就算能提到邓艾，也提不到诸葛亮。

诸葛亮第一次见到刘备，为他“定三分隆中决策”，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罗贯中赞叹“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第38回）其实，诸葛亮这战略计划并非他首创。数百年前，韩信就提出过夺取三秦作为基地，然后与刘邦分兵出击的战略。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夺取荆益两州，择时从荆襄和四川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北伐的战略，几乎就是韩信《汉中对》的翻版。当年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分兵出击，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使韩信得以剿灭其余诸侯，包抄项羽。然而，韩信成功了，诸葛亮失败了，因为他只会死读书，根本没有看到汉末的形势与秦末的形势大相径庭。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稳占华夏的三分之二。这与当年楚霸王远在彭城，各路诸侯心怀异志，秦军降而未归，天下即将分崩的情形大不一样。而且诸葛亮的计划还有严重的外交、军事、交通、后勤等问题。荆州和益州虽然相连，但延绵千里，中间隔着大巴山和巫山，交通极其艰难。一旦打仗，两州远隔，形同孤立，不要说支援，连消息都难以传递。刘备的兵力本来就不足，还要两线作战，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这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关羽留守在魏吴之间，两面受敌；他不仅没有联吴抗魏，而且还对孙权傲慢无礼，失败自然在所难免。这一切，主要是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和实施问题，他的对手司马懿曾评论他：“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善写策论的苏询评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击，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以制中原哉。”（《嘉祐集》卷三《权书•项籍》）毛泽东也批评过《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06页）《隆中对》的既定方针虽然为刘备开创了基业，也导致了他最终失败，让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先后丧命。改句套话，真是“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诸葛亮不善于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死抱着“南结孙权，北拒曹操”这个外交政策不变。这个政策是为了配合他《隆中对》的战略，但他战略的第一步就没有完全实现。赤壁战后，刘备仅得到位于长江以南的四郡，那是荆州的一小部分；而孙权得到了南郡、江夏、彭泽三郡和寻阳县以及荆州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曹操在荆州北部还有少数据点。如果诸葛亮真要联结孙权，就应该拿出诚意来，不该那么小家子气，赖账不还荆州四郡，让关羽腹背受敌。在刘备以荆州为跳板，进川得益州后，他或者按既定方针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反正也没有全部占领荆州，难以实现两路进兵的计划，就应该把所占四郡还给孙权，结盟伐魏。或者彻底改变原战略，让马超守汉中，自己带主力东下长江，与关羽一道，先扫平孙吴，再图曹魏。这第二种选择在军事上更为可行。然而，刘备取西川后长达十年之久，都未在荆州有任何作为。从定汉中至关羽失败，其间半载有余，他也没有发一卒出关中北伐。刘备在干什么呢？原来，蜀军刚在汉中打赢了几场真正的硬仗，其功劳主要是黄忠和赵云建立的，诸葛亮就忙不迭地和众将官一起迎合刘备的野心，怂恿他称帝。刘备还算比较清醒，只肯报称汉中王。但紧接着便“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廷，又置馆舍。”（第73回）幸亏关羽有将才，一人在荆州帅军拔襄阳、斩庞德、擒于禁，打了一生最大的几场胜仗，威震华夏。此时蜀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如果刘备乘艨艟沿江而下，陆上又有关羽配合，东吴唾手可得（此说从猇亭大战之初可见道理，那时虽然关羽已殁，刘备大军仍势不可挡。若不是在丛林连营扎寨，险些灭吴）。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个战机，关羽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死亡的谷底，随后的连锁反应摧毁了“兴汉”的梦想。从辅佐刘备成大业的角度来看，诸葛亮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实在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

在知人善任方面，诸葛亮远不如刘备，而且犯过至少四大错误。一）让情深义重的关羽把守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二）让心高气傲的关羽留守荆州，冒犯了孙权；三）让纸上谈兵的马谡防守街亭，使司马懿长驱直入；四）没有重用赵云。前三个错误很多人讨论过，无需赘言。不让赵云独当一面，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他不是刘备的拜把兄弟；二、他考虑的是平民和大局利益，在小集团中没有人缘。赵云的勇猛和武艺在长板坡单骑救主和据汉水力挽狂澜时都有充分表现。如果说那些章节有文学夸张，我们至少可以说他自从跟随刘备以来，每次都能胜利完成任务，从未失误。赵云的性格在罗贯中笔下不象关张马黄那么鲜明，平时比较低姿态，但在关键时刻，每每马到功成。如果让赵云留守荆州，他只会比关羽做得更好。连张飞都得到过领兵进川取益州的机会，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让赵云独自率军征战，最多也就是当个先锋。其实，赵云既有将才，又有帅才。有两件事，足显赵云的胸襟和他与刘备及同僚的关系。当刘备初得西川，自领益州牧，便忙于封赏众将，还要抢夺私人田宅赐予诸官时，赵云谏道：“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定；不宜夺之为私赏也。”（第73回）遍览三国，在那些无义战中，如此为百姓着想，得罪同僚的谏言似乎绝无仅有。由此，也不难想象，赵云在众将中大概比较孤独。难怪他几次单枪匹马援救同僚，竟然令他们惊奇不已。从中可以看出，赵云平素多么低调。但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不仅是英勇抗敌，也敢于直言犯上。当刘备欲以倾国之兵讨吴复仇时，赵云站出来进谏反对并争辩道：“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第81回）这样一位英明的帅才不得重用，刘备在时，是否因为他不是兄弟，又太有思想？刘备死后，是否因为先主曾托他“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第85回）而致使诸葛亮怀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刘备并不完全信任诸葛亮，否则也不会说什么“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把一向安然稳重的诸葛亮吓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叩头流血。”（第85回）对能人的不信任，往往就是不重用能人的原因。刘备枭雄，敢用诸葛亮。诸葛亮一介书生，连魏延都要防范，所以只信任他一手栽培的姜维。姜维简直就是诸葛亮的延伸，也是那么志大才疏，也是那么谨小慎微，虽没犯大错，也没建大功，最终败在邓艾和钟会手下。搞权谋，姜维倒是颇得诸葛亮的真传，靠诡计他才得以和对手们同归于尽。

在战术上，诸葛亮也就是中上水平，就像司马懿评估的那样，“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所以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出奇制胜的战役。他因不肯听魏延出子午道袭取长安的建议，一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结果六出岐山，皆无功而返。当然，他也打赢过很多小仗，但对手不过是夏侯惇、曹仁、刘度、孟获、夏侯茂、曹真之流，碰到个能干的将领，比如陈仓城的守将郝昭，诸葛亮想尽办法，“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无计可破。”（第97回）更不用说遇见真正的对手，比如司马懿，那他就一筹莫展了。可见《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相当公允，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诸葛亮如何理民，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公正严明，兢兢业业；“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第103回）也可以说他过于独断，不信任下属。然而，他所奉行的法制可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法制，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君侯的意志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而是自商殃以来的中华帝国所例行的用严酷的刑法来惩治百姓。诸葛亮最多也就是比其他官员公正、公开、公平一些而已。比如，失街亭后，他不仅严惩了自己的亲信马谡，还上表，让刘禅在形式上惩罚了自己，与曹操蹋麦后自割其发如出一辙。但那时候的法律绝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治下的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君王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人民的命运。前面说到刘备欲夺私人田宅以赐诸官之事，要不是赵云上谏，就实行了，平民哪有什么权利可言？诸葛亮又何曾为百姓说过什么话？而且，即使是诸葛亮，在执法时也会考虑人际关系。比如在第一百零一回，都尉苟安运粮，因好酒而怠慢，违限十天，按军法“误了三日，便该处斩”，但为了照顾李严的面子，仅“杖八十”。关于惩罚，裴松之在《三国志》注疏里有言：“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罗贯中当然不会引用这种不利于诸葛亮的话，但《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治蜀也略有反映，说他取益州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蜀郡太守法正与他还有一段争论。诸葛亮用乱世需重典，而“刘璋赢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之类的说词让法正“拜服”了。（第65回）罗贯中这样写既是夸赞诸葛亮善于审时度势，权变应时，也是表现诸葛亮善于言辞。而我却听到在那善辩后实施的重典下百姓的呻吟。

诸葛亮最擅长的就是狡辩、耍赖和权谋。仔细看看那为人称道的“舌战群儒”，根本不是讲道理，而是揭短、斗嘴皮，或如黄盖所说，他们是在“斗口”。（第43回）当然，黄盖主要是指责江东群儒非礼，但也希望诸葛亮别跟那些人浪费时间。诸葛亮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了最后一句：“诸君不知世务，互相问难，不容不答耳。”当然，诸葛亮的激将法对孙权和周瑜起了作用，但他们二人，尤其是周瑜，本来就要抗曹，真正坚定孙权抗曹决心的还是周瑜。听了周瑜振奋人心的话语及对曹操所犯三忌的分析后，孙权精神抖擞，拔剑砍案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44回）所以，即使按《三国演义》，赤壁大战的功劳也归瑜不归亮。战后，诸葛亮再三耍赖，用尽心机，占据荆州四郡不还。在第五十四回，诸葛亮用一纸文书再次欺骗了鲁肃后，周瑜指出那是诸葛亮混赖之谋后说道：“子敬乃诚实人也。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滑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后来的事实证明周瑜的判断正确。在荆州问题上，诸葛亮违背他自己制定的外交方略，为麦城和夷陵之败埋下了种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实在不懂，他那些拙劣伎俩怎么会被那么多人认作是他的智慧？诸葛亮的权谋倒是货真价实的。他为刘备出谋划策，得了荆州四郡并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连骗带打占了益州；建议让刘封和孟达互斗，剪除了坐视不救关羽的这两个将领之一；不声不响地施展谋略，退了曹魏五路大军；大张旗鼓地征伐南蛮，与孟获斗智，平定了蜀汉。这些是诸葛亮的最大成就，主要依靠权谋赢得。

诸葛亮最大的罪恶是他以光复汉室为名，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在他的治下，以及按照他的既定方针继续北伐的姜维领导下，蜀国因连年征战而贫困不堪，老百姓食不果腹。据吴国使者崔诩向孙休的汇报，天府之国的景况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诸葛亮不断乏魏的国策并不是无人反对，他自己所写的《出师表》就表明刘禅有不同意见，所以诸葛亮才需要搬出他老子来压阿斗。并谆谆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发扬先帝的品德，不断进取。刘禅年轻时大概就被诸葛亮这样压下去了，但到第六次出征之前，刘禅终于发表了不同意见：“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诸葛亮又搬出先帝来喋喋不休地弹其老调，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由于大道理谁也讲不过诸葛亮，便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天象不详为理由，企图阻止出征。诸葛亮回答道：“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第102回）由此可见，往日他为自己毫无道理的决定——比如让关羽守华容道——所给的理由：“吾夜观天象”，如何如何，都是妄语。蜀国的百姓，我相信，肯定喜欢刘禅偏安的打算，而不愿参军北伐，为光复什么汉室卖命，也不愿意为没完没了的战争赋税、纳粮、运输。诸葛亮贩卖的战争对老百姓有害无益，对蜀国有害无益。他穷兵黩武，耗尽国家的财力，丢失了蜀汉的民心，导致三国中的蜀，最易守难攻的国家最先灭亡。无论《三国演义》怎样吹嘘诸葛亮，丑化刘禅，我们稍加分析，还是不难看出谁是罪魁祸首。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设立尚书令、大将军和大司马三职，军政事务分开，让它们互相制衡。后来，刘禅亲自管理国事，主张修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伐魏，缓解了诸葛亮多年征战造成的耗损。对于继承诸葛亮职务和遗志的姜维，刘禅也实行诸多制衡，拖慢了北伐的进度。尽管如此，姜维还是进行了九次征讨，但其他官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了。大将军张翼曾劝阻过：“蜀地浅狭，钱粮微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但姜维不听，反驳道：“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死而无恨也。”（第110回）这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慷国家之慨，让广大人民为少数个人的理想牺牲生命和财力。谯周反对连年征讨，写了一篇《仇国论》，被姜维斥为“腐儒之论”（第113回）。甚至连廖化都说过“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话，惹得姜维“勃然大怒”。（第115回）由于诸葛亮多年的经营，主战派在蜀国一直占上风，四十二年来，北伐了十五次，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当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所交文簿记载蜀国“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第118回）；即九个平民养一个士兵，七户养一个官吏，或者说约二十四个平民养一个官吏。这是我知道的中国历史上军民和官民最不成比例的国家。显然，蜀国是一个极端军事化，而且国家机构极端庞大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天府之国的百姓却吃不饱肚子，过着地狱般的日子，人口降到如此之低的数目。三国时代，人口锐减。公元156年，中国人口约5000万，到280年，三国时代结束时，全国人口为1600万。相比而言，蜀国死的人最多，所剩人口远不足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谯周要劝刘禅投降魏国；这位廉洁正直的光禄大夫劝降的主要动机未必是为自己和本地官员争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蜀人在刘备和诸葛亮的严厉统治下，在姜维的继续折腾下，在连年的战争中，已经苦不堪言，忍无可忍了。

三国众多人物中，除赵云外，还有两位，赢得我的尊重。他们是刘璋和刘禅。抵御刘备入侵时，刘璋的部下郑度曾劝他坚壁清野，“玄德孔明闻之皆大惊”，因为这两个小人一向这么干，自然相信刘璋也会这么干。法正笑着说：“主公勿忧；此计虽毒，刘璋必不能用也。”（第65回）因为法正知道刘璋仁慈，事实果然如法正所料。当刘备的军队打到成都城下时，刘璋“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币粮草可支一年”，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民众的利益，他对劝战的董和及众将官说：“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于百姓；攻占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第65回）在人民没有权力，一切听凭独裁者决断的国家，刘璋的决定就是加于百姓的最大恩德。三国遍地豪强；论用人，曹操、刘备、孙权各有千秋；论武艺，吕布、典韦、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许褚、徐晃、庞德、孙策、太史慈、皆不相上下；论智谋，郭嘉、许攸、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亦难分仲伯。但若论品德高尚，关怀百姓的仁君，刘璋当属第一。

无独有偶，后来刘禅也作了这样一个高尚的决定。按《三国演义》所说，刘禅就知道吃喝玩乐，不思进取。当邓艾兵临城下，“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阕，必来救应”。此时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刘禅采纳谯周降魏的主张并叱责主战的儿子说：“汝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于是，成都人“皆具香花迎接” （第108回）邓艾入城。由此，可见民心背向。敢于抗战，宁死不屈的勇气固然可敬，但我希望那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别拉着他人垫背；而不愿让军民为一己权位流血牺牲，这种情怀更值得敬佩。仅此一个决定，刘禅所赢得的尊敬就远远超过我对刘备的尊敬。

然而，很多读者并不这样看待三国人物，而是随着作者的导向，敬佩为个人野心奋斗，为集团利益韬晦，为哥们义气玩命的刘备；欣赏为正统观念征战，为知己的主子献身，为“光复汉室”尽瘁的诸葛亮。多数人，包括我以前，敬佩的是能征惯战的武将、机智过人的谋臣，这固然与我们本性中对强权和能力的崇拜分不开，但另一个原因就是罗贯中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伪善的君主刘备，歌颂了穷兵黩武的战争贩子诸葛亮，嘲笑了仁义而赢弱的刘表、刘璋，讥讽了降魏的刘禅，引导读者宁可崇尚罪恶的强权，也不怜惜善良的弱者。《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品德，在第十九回里的一件事上集中体现出来。刘备逃难时，遇到猎户刘安；一时打不到野味招待，刘安竟然杀妻割其臂肉侍奉刘备。后来刘备得知真相，不胜感伤，又告诉曹操，“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这个细节旨在鼓励对君主的忠肝义胆，过去的百两黄金就等于今天的百万美元，而过去一个妻子就好比今天一件衣裳。当然，现代人已经难以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观念，也不会把杀妻奉肉当作美德。但现代人还会崇拜权力和武力，崇拜权谋和智谋，还会崇拜能力而蔑视软弱，人性并没有一丝改变。因此，哪怕很多读者看到猎户刘安那段觉得恶心，也不会因张飞经常鞭打士卒而讨厌他，不会因刘备伪善而小看他，不会因孔明耍无赖而蔑视他，不会因诸葛亮和姜维不断贩卖战争而指责他们。

这些读者喜爱那些所谓的英雄，也是由于罗贯中极力吹捧，夸张了他们的强项；例如当阳桥头一声吼，吓退曹操数万兵之类，显然比历史上的人物突出得多，高大得多。但夸张得过分了，成熟的读者就不满意了。鲁迅就对诸葛亮不以为然，觉得罗贯中把他描写得像个妖怪。当然，我是在评演义，不是评历史，无意考证演义中的人物是否符合历史上的人物，也不相信有谁能够考证清楚。我感兴趣的只是对文学的欣赏和评价。《三国演义》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并不是很成功。书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平板性格，除曹操和张飞略有变化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发展，和木刻的画差不多。罗贯中的文采比他的老师施耐庵差远了，《三国演义》不仅人物没有《水浒传》的人物鲜活，语言也没有那么生动。虽然有些片断非常精彩，如：千里走单骑、群英会、火烧赤壁等，但整部书林林总总、拉拉杂杂，在结构上只是一部俗话野史，还不是我们现在所公认的小说。罗贯中为这部野史增减了无数情节，用其汉室宗亲的正统观念强奸历史，把那个时代最虚伪的政客和最大的战争贩子说成一代仁君和千古贤相，真乃中国文学中意识形态宣传品的恶劣典范，难怪胡适说《三国演义》是一堆废铜烂铁。清军发现《三国演义》有用，入关时每个将领都怀揣一本，那是把它当作和汉人斗智的教科书，我并不以此为荣。俗话“老不看三国”，不仅是对此书宣扬权谋的厌恶，也是说此书在文学上幼稚。

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