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不看《三国》
廖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以刘氏家族、汉室宗亲的正统观念所写的野史。他的是非善恶，以及他对历史发展和书中人物的评价，都是用他正统观念的尺度来衡量的：刘备只因姓了刘，哪怕跟汉献帝的亲戚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见第24回那140个字），他和诸葛亮所做的一切，无论多么背信弃义、祸国殃民，也都顺理成章了。关于罗贯中的正统的观念，很多今人都批判过，无须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三国演义》是大言不惭地赞美伪善和权谋的作品，是大言不惭地吹捧阴谋家和战争贩子的颂歌，是大言不惭地鼓吹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宣传品；为当权者树立了一个“美言不信”的绝佳样板，为阴谋家建立了“成功必须欺骗”的信心。即便是站在古代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部书，也不难看出此书所宣扬的谬误。老百姓的俗话“老不看三国”清晰无误地表明了普通人对此书的批判态度。
关于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80年“三国归晋”这96年内乱的历史，可以用 “三国无义战”一言蔽之。对内乱发作的深刻原因，《三国演义》没有表现。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那句开篇语：“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没有给读者任何启示，无非是对历史的必然发出一声无奈的感叹而已。当然，作者也试图讲述内乱的起因，但罗贯中只是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十常侍”和董卓弄权，这就像有人一度把文革的十年浩劫仅仅归咎于“四人帮”或毛泽东一样，不能令人满意。罗贯中并不是史学家，他自己也说了，这是“演义”，也就是上不了经传的野史或佚文，认不得真。在那百年内乱之中，唯有消除外患，维护民族统一，才是值得称颂的。三国里只有曹操挥军北上辽东，直捣乌桓老巢柳城（辽宁朝阳南），斩蹋顿，败袁尚、袁熙，收降二十余万胡、汉军兵，遂平定了北方。对此，作者舍不得泼墨书写，仅在官渡大战后一笔带过；而对征服一个不曾冒犯华夏的小小南蛮，却大书特书，用了四回的篇幅来描述七擒孟获。这可不是作者不了解历史，也不是他对当权者有顾忌，而是因为罗贯中为了歌颂刘备和诸葛亮，就必须贬低曹操，可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有多么大的干扰。
关于颂刘贬曹，李辰冬先生在《三国演义的价值》一文中，通过对照野史《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蜀志》，清楚地说明了罗贯中是如何使用增补、杜撰、夸大等手段来实现的，并蔑视地称这种手段为“演义”。有兴趣者，可读李先生原文。在此，我只想举几个范例。在正史中，尤其是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不带主观色彩，以就事论事的笔法来描绘的。但在演义里，为表现刘备仁慈，罗贯中把鞭打督邮的刘备改为张飞。史书记载刘表让荆州之事本来很简单，而罗贯中为了显示刘备的仁义，添加了很多曲折，说他百般不肯接受荆州，还险些被蔡瑁杀害。再加上刘家内乱，在大敌当前，荆州危难时，为了百姓的安宁，刘备才不得已受之。当刘备败走樊城，与十万平民一同逃难。众将官都劝他弃民速行，《蜀志•先主传》载有刘备的回答：“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吾何忍弃去！”《三国演义》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对此大加渲染，说樊城百姓自愿跟随这位仁君。无疑，这是有违常识的。交战的目的，不是消灭敌军，就是占领地盘。除非守城一方动员了百姓拼死抗击，攻城一方得胜后才可能报复或为了威慑其他敢于抵抗者而屠城。在内战中，很少有谁杀戮不战而逃者治下的百姓。况且曹军又不是外族，还不像董卓那样，引来西凉虎狼之狮，滥杀并强虏中原百姓。樊城人怎么会跟着刘备跑？我们不得而知，与其相信罗贯中在几百年后编造的空前绝后的“自愿”，我宁愿像许多读者那样，认为这是刘备为成大事而做宣传的结果。在逃跑中更可能被杀伤的是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百姓们起的作用恐怕还是人肉盾牌。这实在是刘备颠沛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大手笔，他虽然失去“如衣服”般可以随时更换的糜夫人，却捞足了仁爱天下的政治资本。
如果说歌颂刘备主要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夸张，那贬低曹操则极尽无中生有、编造诽谤之能事。曹阿瞒小时候诈惊风，离间叔父关系一事，除了曹操自己，别人怎么可能知道？杀吕伯奢一家之事，依照《魏书》，是吕子欲劫曹而遭杀；《世语》和《孙盛杂记》皆说是曹疑心所致，“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三种史书都没有说曹操还杀了吕伯奢本人。《三国演义》为把曹操刻画成狼心狗肺的奸雄，添加了误杀之后，又故意杀死吕伯奢一节，还让他振振有词地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因此，陈宫弃曹而去。曹操若真是奸雄，应不会如此赤裸裸地袒露心扉。他明知陈宫正直，应该会说些为自己辩解的话。但罗贯中舍不得放弃那句名言，便删除“凄怆”二字，编出一段不合情理的故事。
《三国演义》杀杨修一节用意在刻画曹操妒贤嫉能；与《魏志》卷十九相比，可知杨修告曹丕用大篦藏吴质入城；教曹植叱吏出邺；评曹操梦中杀人；猜“合”字，解“鸡肋”暗号等情节皆以本来就带有偏见的《曹瞒传》为蓝本，又夸大其词，编凑而成。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指出，杨修自作聪明，扰乱军心，咎由自取。若依《魏志》，他的死，更是因私交曹植与诸侯造成的。至于逼荀攸，杀崔琰等事，更是捏造、夸大，为抹黑曹操而服务。
我决不是说文学作品一定要符合历史记载；事实上，墨写的历史往往与血写的史实大相径庭。有句嘲笑史学家们互相抄袭的话：“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历史学家总是重复他人。”其实，在历史研究中，真正的问题是，有多少不同的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不同的历史，令研究者难以适从。文学家当然有取舍历史材料的自由，也可以自由发挥。然而，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必须能够自圆其说。如果作者仅随自己的意愿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编出一些自相矛盾的故事，那就不能算好作品。《三国演义》就犯有这个毛病，曹操被刻画成一个没有礼义廉耻的佞臣，一个凶狠邪恶的奸雄，一个妒贤嫉能的小人。然而，恰恰是他，身边聚集了最多、最优秀的谋士和勇将。恰恰是曹操平定了北方，从匈奴的左贤王那里赎回了蔡文姬。恰恰是曹操实行屯田，建立了巩固的大后方。恰恰是在文才卓著的曹操和他儿子们的带动下，才兴起了建安文学，为中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恰恰是曹操建立的功业，才为三家归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仅读《三国演义》，就无法解释这一切。罗贯中简单地将其归结于“天意如此”，根本不能说服读者。
我并不是要给曹操翻案，认他为旷世英雄；更不会仅以政客们的成败而评论其人。历史向来是在掌权者的控制下编纂的，我们现在足够成熟了，甚至不再轻信那些对尧舜大禹、周文汤武之类圣贤的粉饰，而要用现代观念重新评定历代统治者，无需再用文学来歌颂他们。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而频频发动战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杀害了许多无辜。他和刘备一样，都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客，只是小说刻意贬曹颂刘而已。但无论罗贯中怎样贬低曹操，他的影响也仅仅限于民间和戏曲。然而，政客们肯定清楚地看到了《三国演义》的作用。贬曹还在其次，更重要的还是颂刘。他们肯定看到了，刘备这样一个伪善的小人如何被描绘成一代仁君。他们肯定也看到了，诸葛亮这样一个战争贩子和出尔反尔的骗子如何被描绘成千古贤相。《三国演义》为需要利用民意的政客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文学进行宣传的绝佳样本。揭露这一点，有益于进一步看清宣传的实质和手段。
刘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即使是依照《三国演义》，即使有罗贯中千方百计地来解释和粉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刘备是三国里最反复无常的小人，也许他没有像吕布那样动不动就认恩主为义父，但他投靠过的人比谁都多，而且那些人往往互为政敌。他们谁都没有原则，向来只是利益关系。正因为大道丧，在这些无义战中根本没有原则可言，所以当我们看到关羽为嫂嫂的安全而投降，而一旦得知刘备所在便挂印封金，千里寻兄，看到他因念旧情而放曹操过华容道，才感到关羽义薄云天。我们知道，什么光复汉室之类的大道理都是虚假的，那不过是为自己夺权打的幌子，而个人之间的小恩情才是真实的。可是，当刘备听说关羽投降曹操了，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书指责关羽“中道相违，割恩断义”，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第26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传为千古美谈，可其中还有刘备如此肮脏的一段。设身处地为关羽想想，他被“误解”的那些日子如尖刀剜肉一般，多么痛苦啊！刘备的话逼得他急匆匆过五关斩六将，四下寻找兄长。而在此期间，刘备离开袁绍，投了刘辟，当关羽跑到刘辟那里，刘备却已经再次回到袁绍处。刘备背信弃义的事多了，仅再举一例。在马超与曹操大战前，刘备曾致信进一步激超出兵攻操，并声称：“备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第58回）结果，刘备却按兵不动，让马超孤军奋战，最终被曹操击败。
刘备深知曹操厉害，他以前与曹操交过战，被打得大败。所以，他后来总是虚张声势，让别人消耗军力。当年他第一次与曹操交手也是趁曹操与袁绍大战之时，企图夹击取胜。可就在那次交战前不久，刘备被吕布打败，曾在曹操那里避难。所以，在战场上一见面，曹操就骂刘备“背义忘恩”。刘备明明对不起曹操的小恩情，却厚着脸皮用什么“汉室宗亲”奉诏讨贼的大道理作答，并在“马上朗诵衣带诏。” （第31回）不难想见当时刘备是怎样一副假正经的赖皮相。刘备第一次当大官是在援助陶谦抗曹后，在百姓的“拜哭”请求下，才接受了陶谦“禅让”给他的徐州牧。这禅让的把戏，自古以来就是当权者的谎言，愚民才相信那骗局。《三国演义》里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句实话就是曹丕废汉献帝，逼他禅让后，谓群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第80回）后来，刘备逃到荆州、刘表热情接待，蔡瑁警告说：“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 （第31回）小人更善于看透小人，如果说在荆州刘备因罗贯中编织的各种情况，包括景升父子的早亡，还来不及暴露他的真实嘴脸，那后来他鸠占鹊巢，得取益州的经过，无论怎么粉饰，也让人看清了刘备究竟何许人也。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他没有根据地，不得以而为之。但这种解释也可以用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谁又不是如此呢？有自己的地盘，谁还会投靠别人？所以刘备并不比别人仁慈，并不比别人高尚，他只是比别人伪善而已。他的伪善真是做到家了，接受刘璋投降时还说什么：“非吾不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
那么，这样一个伪善的小人又是怎么成功的呢？透过《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粉饰，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一是意识形态，二是识人善用。所谓意识形态，在三国里无非“刘氏家族、汉室宗亲”那一套；尽管这套说法是那样不值一驳，但对政客来说，其意义非凡。他们看到，在乱世，正名和顺言是多么重要。只要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连刘备这样一个无名鼠辈都可以通行无阻，大行其道。与之相反，所谓“汉家城池，诸人有份；天下者，能者之天下也”，虽然道出了现实的本质，却没有前者来得硬气，毕竟“君权自授”不如“君权神授”那么深入人心。熟读《三国演义》的近代革命者很清楚，要取代原有的观念，仅靠“拳头大的是哥哥”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强盗逻辑还不够，还得有一套崭新的观念才行，而且这新观念还不能太复杂，还得像旧观念一样容易为人接受。中国的近代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民主宪政的过程太复杂了，远不如“剥削有罪”和“造反有理”来得简明痛快；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原因之一。像刘备一样，那些半吊子马列主义革命家，运用新观念，有了气壮的理由，动员民众，得到民心，没有武装，可以获得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
当然，仅有理由还不够，还要识人善用，这是刘备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反映了中国历代文人武将的一大特征——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人是为理念而牺牲的？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为之卖命的先例却俯拾皆是，更不用说为知己而奉献一切了。刘备最为人称道的举动当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从那以后，他便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颠沛流离走向建立根据地。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是否曾有三顾茅庐提出质疑，认为那是诸葛亮为提高自己的重要性，压服刘禅而编造的，除了他自己写的《出师表》以外，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但我谈的是演义，不是历史。罗贯中塑造的刘备和史书里的差别很大，《三国演义》里刘备的最大优点就是礼贤下士，这是最能够赢得读者好感的品质。除此之外，刘备似乎没什么本事，一开始还上阵打过几仗，后来好像就会哭。刘备的哭可是大有学问：他堂堂皇叔的身份一旦确立后，哭就是表示汉室的珍惜，那可是从皇家流出的眼泪啊。他一哭，自己就不必上阵了，自有被他眼泪迷惑了心智的勇将为他肝脑涂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民间甚至有“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一歇后语。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还是看透了刘备的伪善。尽管如此，《三国演义》毕竟树立了伪善能够成功的样板，生动地让政客们看到笼络人心的重要。所以效尤者络绎不绝，成事者无不善用此道。 
刘备一生事事小人，处处权奸，唯有一件事他做得让我敬佩，也成就了他重义气，轻权位的千古美名。那就是他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上来说，这一决定无疑是刘备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比他发动的其它战争更加劳民伤财，更令生灵涂炭。现在评价刘备，毋庸置疑，当然应该为此而批评他。然而，我因为这一决定而敬佩他，是因为他明知此举有害他个人的权益，但是为了兄弟友情，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个“贵”字可以解释为他把哥们义气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也不可否认他将兄弟友情放在了个人权位之上。我为后者而敬佩刘备，正如许多人敬佩爱德华王子为美人而放弃王位一样。当然，爱德华没有因放弃王位而损害江山，刘备却因兄弟友情而毁害了社稷。我的敬佩仅仅限于他到底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还有重情谊，轻利益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