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五十八

误会千年的“狸猫换太子”：来自成都的一代女杰宋真宗刘皇后



     和运超

宋代流传有许多真实人物衍生的民间故事，杨家将和包青天两大系列堪称典范，都根据民间人们对历史事件的争议而改编，可这些故事扭曲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却非常严重。

例如杨业遇害是事实，历来认为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读音申）嫉贤妒能，实际潘美是比较优秀的勋臣，平岭南巴蜀都有大功。王侁是后周宰辅王朴的儿子，为人无可挑剔，他们与杨业从没有明显的私人恩怨，由于民间对这一不幸的批评，以至于两人在小说戏曲中被无限放大成为针对杨家将的坏人。

再如包青天故事中大反派庞太师，历史上叫庞籍，是一个能文能武的贤臣。在西北期间提拔了一代名将狄青，还提醒狄青多读书。在文臣方面提拔了司马光、范镇等许多有才华的人，他与范仲淹、韩琦交情匪浅，这样一个足称优秀的人，改编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后人认为是借庞籍的名字，另外结合了张尧佐的一些特点拼凑了一个庞太师。因为庞籍并没有太师头衔，而张尧佐被赠太师，且被批评“以戚里进，遽至崇显，恋嫪恩宠，为世所鄙”，才符合反派形象。

至于包青天故事中最著名的“狸猫换太子”一段，女主角宋真宗的刘皇后更成为令宋仁宗与生母李氏生前无法团聚相认的罪魁祸首，历史上也根本不是如此。

 
一、生于成都贫寒家庭的刘皇后

 

     宋真宗刘皇后，民间故事中称刘娥，宋代四川成都华阳县（今成都双流区华阳镇人。历史上华阳县变化相当大，本来华阳作为成都府治，其实一直在成都城内。到宋代所设华阳县于成都南部基础另加广都县，的确开始单独成为一座较大的县城。广都就是今双流，宋代华阳号称有八个乡镇，正式县中心是今中和场一带。刘氏即生于宋初华阳县一个贫寒家庭的孤女，很早就父母双亡。

     但是，史书又称刘氏祖上为五代时原籍河东太原府的大户人家，祖父是后汉将领刘延庆，其父刘通在宋太祖前期以虎捷都指挥使出任嘉州刺史（嘉州指今乐山市），因此才举家迁居四川。不少学者都指出，这是为了抬举刘皇后出身而编造的。

     理由很简单，后汉是沙陀族刘知远建立，以刘姓为尊，如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后在河东又建北汉，收名将杨业为义子也改姓刘氏一个道理，关于刘皇后与河东的关系基本是谎言。虎捷军是禁军的步军，宋太祖时左右禁军都指挥使几乎全是功勋大臣，刘通根本名不见经传，虽然以早亡云云作为烟雾弹，很难相信毫无实际功勋的刘通可以出任虎捷都指挥使这一军中高位。

     其次，以刘皇后的成长经历也可以反推，她的河东家庭背景全是假的。刘氏自小寄养在母亲庞氏娘家，以培养歌舞（史料称善打击乐外加唱词，有点像后来的鼓书艺人），约十四岁就嫁给成都一个银匠叫龚美，表明庞氏娘家早早摆脱刘氏，作为贫寒家庭，多养一个儿女实在不容易。

假如刘氏父亲是京师禁军将领、又是地方长官（嘉州刺史官职不算低）的女儿会寄人篱下已经很不靠谱（难道父族中就没有比庞氏家庭更好些的亲人投靠），与普通平民联姻虽不能认为完全没有，但龚美后来的行为很让人瞠目结舌。




     银匠龚美带刘氏离开成都前往东京开封府讨生活，他的手工艺估计不怎么样，很快潦倒。但龚美身为小商贩，会结交人，认识了韩王府上的张耆。这时龚美产生一个奇葩念头——卖妻求生！在开封兜售妻子，然后张耆设法让韩王赵元休撞见，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一见刘氏就相当喜欢，立刻买下带回府邸，堪称天下奇闻。

     关于刘氏早期生活记载主要出自司马光《涑水记闻》，本有野史传说性质。且不提赵元休买刘氏这一幕的离奇，但如果分析出身，如果刘氏有较扎实家庭背景，平民银匠龚美居然敢对原配妻子刘氏如此凉薄无礼？这是第一层重要的漏洞，之后还有侧面证据。

     其次，当时的太子人选内外都知道倾向太宗长子赵元佐，与赵元休是同母，文武双全，人品端正。赵元佐一再为堂兄德芳和关系非常亲密的叔父光美的冤死打抱不平，以至于精神崩溃，发生在宫中癫狂纵火的悲剧。也因兄弟子侄引发诸多不安，宋太宗反过来对皇子的教养品德更加苛刻。

     赵元休本没有机会争太子，从小就是一个散漫随性的人，他的无为无争性格是伴随终生的。当爹的宋太宗很快知道他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蜀地平民人妻到府上，为此非常震怒，下令将刘氏赶出府。

     宋太宗很快指派潘美的女儿嫁给赵元休（改封襄王，改名赵元侃），潘氏没几年就死于真宗继位前，才二十出头（不少杨家将影视剧都演太宗娶潘美之女为妃，实际是真宗当皇子所娶）。史书指潘氏身体不好，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夫妻关系不怎么样。

     因潘氏是宋太宗强行让儿子娶的，令潘氏早亡显得非常无辜。赵元休的表现可能有点“非暴力不合作”的意思，跟着又有郭氏也是皇帝安排的，前后两个女子都是宋朝开国功臣之女，其实更可以反衬宋太宗对赵元休感情的干涉初衷，刘氏绝非后汉将门后人，更绝非什么太祖身边的禁军将领之女，否则绝不至于这样粗暴对待赵元休和刘氏。

郭氏为大将郭守文的次女，来自为太原郭氏（祖上有汾阳王郭子仪这样的大人物，虽不一定直系，但多少算同宗），从后汉刘知远追随后周郭威，其父郭晖是郭威的搭档，死于战事。郭威对郭守文很栽培，两家都姓郭，但出身不同。郭威是河北邢州人，出身很贫贱，是靠从军一步步打拼出来的。


郭守文从郭威、柴荣到赵匡胤再到赵光义，前后有跟王全斌灭蜀，跟潘美灭南汉，跟曹彬灭南唐几大战事，也与潘美、曹彬这样的勋贵建立不错的交情。最后郭守文还与党进讨伐北汉，参与赵光义的几次收复燕云行动，郭守文有实实在在的战功资历，最后做到宣威院使，成为赵光义倚重的宿将，选择结为亲家。

宋真宗继位前期是郭氏当皇后，郭氏也生了儿子，可惜夭折，为人方面无可挑剔，可宋真宗只爱刘氏一人。当初不舍得放刘氏离开，偷偷让心腹张耆进行安置，时不时去私会，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有差不多十年之久。

宋真宗虽然一登位就把刘氏接回宫中，可郭皇后家门荣耀，人品端庄，新君也没有任何理由挑皇后毛病，刘氏就这么无名无分在宫里也有数年。

   之所以如此细细梳理刘氏与宋真宗早年的交往经历，笔者坚持认为，但凡刘氏家族有一些力量支撑，年纪轻轻，才貌不差的刘氏哪会沦落到这种无助境地？绝不至于是太宗眼里来历不明的贱民，难道家族中再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为刘氏证明她是太祖皇帝虎捷军都指挥使的女儿？没有人提什么河东太原府大户刘姓后人？难道父祖家族亲人全都离奇死绝了吗？

   合情合理的真相就是，刘氏的确只是成都府华阳县一个寒微家庭，命运极度坎坷的平民女子，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父祖和原籍。刘氏这一生完全是靠自己忍辱负重，凭借睿智才干挣得后来的出身，她是宋代后宫一个真正的传奇。

 

  二、挣得皇后地位靠才智

 
      刘氏绝不是那种靠外貌矫情去拴住男人的平庸女子，这种手腕根本不管用，尤其在古代宫廷。

      刘氏入宫七年才获一个四品美人。为了抬举出身，那位卖妻的“前夫哥”龚美摇身一变成了刘氏哥哥，也改姓为刘。开始营造他们来自太原府大将世家的“舆论”，对刘氏进行“包装”。这一契机除了真宗要试图专宠刘氏外，也为皇帝子嗣，郭皇后的儿子夭折，可没想到刘氏其实根本无法生育。

刘氏渐渐从修仪到德妃，不止刘氏自己刻意说谎，前夫哥龚美也在外说谎，更重要是皇帝本人也帮着她说谎……到景德四年（1007），郭皇后因病去世，实际也才三十出头，而刘氏这时已三十八岁。

宋真宗不甘心刘氏屈居下位，数年制造“舆论”就等这一天，他要册立刘氏为皇后。这一下炸开了锅，寇准、李迪、向敏中、王旦等重臣都以“刘氏微贱，不可以为一国之母”为由齐声反对。之前的小花招在寇准、王旦等资深能臣眼中太过小儿科。

      这几人全是太宗时就声望显著，除了扶立真宗的宰相吕端和李沆在咸平三年（1000）和景德元年（1004）身故，此后全仗寇准、王旦主持大局度过澶渊之盟的危机。真宗当然信赖寇准的能力，其个性实在不招喜欢。这一点被深深刺痛的刘氏看在眼里，她与寇准的矛盾一直伴随真宗后期。

     千百年来，由于对寇准的评价大多非常正面，而刘氏以女人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在古代很受争议。尤其传说刘氏几乎意图效仿武则天，辅佐仁宗的刘氏还在朝堂上询问过鲁宗道（刘氏在真宗后期开始重用的正直大臣，敢于直谏）武则天称帝的细节，后来对刘氏的批评自然不在少数。那么刘氏是不是通过魅惑主上的方式希望达到夺取宝座的阴险女人呢？当然绝对算不上。


      第一，刘氏年轻时或许可以凭借外貌与才艺的优势吸引宋真宗，可年轻时被迁出府邸近十年。皇家子嗣虽然颇多风流韵事，但毕竟门户规矩森严，两人即便偷偷摸摸相会，可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多。刘氏的青春早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殆尽，等到拥有妃嫔头衔，能够光明正大与宋真宗长期相伴，根本没多少色艺资本了。

     第二，宫廷里年轻貌美的“后浪”何其多，刘氏虽然得到宋真宗的长情，可她一生没有生育，这对绑住有权势地位的男人实在缺少筹码。宋真宗和郭皇后都有过子女，显然这方面没什么，而刘氏和前夫哥龚美就没有子女，她的身体应该是有问题。

      这样看来，刘氏不仅门第贫寒，且又没有“龙种”优势的中年妇女，还能靠什么让宋真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推她到皇后这个风口浪尖？绝不是宋真宗单纯的补偿心理，这太过儿戏，根本在于宋真宗离不开她。刘氏懂得把握朝野局势，且一心一意为宋真宗着想，她有颇为出色的政务才干。

     假如没有僵化的纲常伦理作怪，宋真宗赵恒在1000多年前，丝毫不对出身贫寒，还嫁过人，更无法生育的刘氏嫌弃，这实在是应该被大大点赞称颂的进步观念。      

     从赵恒个人角度说，他的综合能力比父辈的赵匡胤、赵光义相去太远，可面对的朝局环境反而更严峻，考验和压力非常大。太宗赵光义后期为收复燕云地区，前后五次都失败，无形中内忧外患非常突出。

     外患是辽方多次胜利士气鼎盛，所以，景德年间有澶渊这次大举南下行动。恰恰又是吕端、李沆两位主要大臣身故后，局势非常紧张。

     内部是宋朝文臣多，人际关系复杂。文臣当道的局面一般不会危及皇帝，可大臣围绕影响皇帝容易拉帮结伙，进而产生的纷争也比过去更加显著。

     宋初两代皇帝期间因为科举兴盛，弘扬儒学，推崇文学的局面有逐渐繁荣的趋势，却一开始点燃大臣纷争的导火线。如赵普和卢多逊在太祖时引发争端。卢多逊就是一个偏爱文学文章的人，而重臣赵普是五代时的地方小吏起家，两人行事观念完全不对路。

     太宗时科考开始增多，如把苏易简、吕端（吕端虽不是文学家，但能诗会文，也是著名文臣吕余庆的弟弟。吕余庆很早就成赵普的助手，赵普在太祖后期免去宰相，就由吕余庆和薛居正两个文士接替）这样的文学大臣提为宰相。到宋真宗时，文臣群体已经十分庞大，关系和利益纵横交错，局面十分让人头疼。有个别人背景已经并不轻易能够区分，比如在刘皇后和寇准矛盾中起关键作用的丁谓。

     唯有了解宋代大臣群体的发展情况，才能体会宋真宗的行事和决断，当身边有一个能帮忙的女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红粉知己之感，而这又是身为皇帝不能公开宣扬的隐秘，这才是刘皇后随着年纪增长还能越来越受宠信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在位前期依靠能干大臣帮忙，努力恢复太宗连年征战带来疲敝，他非常重视休养生息，加上虔心崇道，把惜民、无为地理念落实比较好，这是宋真宗个人意志的核心理念。

      中期依靠寇准、王旦度过澶渊危机，宋真宗在刚强到咄咄逼人的寇准面前，包括其他大臣动辄上升到安危大局，实际为一些利益互相针对感到十分困倦。他一方面变得更加推崇修道，依靠封禅这种自欺欺人方式重塑正统，然后迷信天书祥瑞的吹捧；另一方面他开始逐渐放手让刘皇后在宫中帮忙处理事情。

      这种局面的出现，如果仔细观察宋真宗心态，一是，他经过巨大的危机后，确实很疲惫，不大喜欢和纷争不断的朝臣打交道，道家清净思想格外突出。二是，实际他已经非常信任刘氏的协助，放手把皇后向前推，感觉可以更加安心从精神信仰中去追求安宁，或者夸张一点说，他可以专心为大宋前途去祈求某些神灵保佑。

    若除去宋真宗个性闲散安静的特点之外，根本就是要承认他的才干实在平庸，随着朝野危机加重，他应对繁杂的事情会显得困难。如果当时多数是吕端、李沆、王旦这种个性温和的人，也许他勉强会把事情继续做好，当一个守成之君还是合格的。可要应付寇准、丁谓这种要么个性极强，要么心机深沉的人，那就令他非常郁闷，宁愿敬而远之（虽然丁谓个性是柔和的，但主要是有刘氏帮衬，除了崇道方面讨皇帝喜欢，没有让真宗受更大伤害，否则难免会拉下水彻底变成一个昏君）。

    刘皇后出面主事，巧妙利用二人纷争，把朝廷大局渐渐掌握在自己手里，她既解决了宋真宗后期的朝臣纷争，又理顺了宋仁宗继位十来年的基础，把许多北宋一代精英发掘出来，为仁宗后面三十年的盛世开创局面，举重若轻，实在堪称奇迹。

     寇准为人确实非常正直，在危机中是中流砥柱，也有举荐人才的眼光。但缺点也很突出，不喜欢不同意见，经常拿人开玩笑，容易得罪人。吕端、王旦属于气度高雅的君子，所以不放在心上，反过来寇准的容人气度却很有限，他的性格不适合做宰相。

     丁谓是标准文人出身，很早就受文学家王禹偁推荐，认为丁谓能成大器。正因王禹偁的说法，寇准留心发现丁谓的确是人才，所以提拔。关键阶段就是澶渊之盟，丁谓在黄河地区为了支援前方做了大量工作，稳定民心，避免生乱，寇准都看在眼里。这不是丁谓第一次卖弄表现，早年在川峡地区安抚山民就有名声。他治理税赋，处理水利，民生经济各方面都有水平。

     丁谓既有较高文学修养又娴熟吏治之道，且性格偏柔，正是宋朝理想的宰相人选（北宋时期另外兼具这两方面能力的恐怕也就范仲淹和王安石）。偏偏丁谓心术不正，非常投机，与当年的李林甫很相似。


     宋代批评丁谓最主要一点就是迎合宋真宗搞天书迷信，聚集王钦若、林特、陈彭年等人，这件事今天来看很荒唐。但从私人角度，君臣两个的确实实在在是道教信奉者，一如李林甫和李隆基的翻版。

虽然为此耗费颇大，比如献祥瑞就搜集各种珍奇，可从真宗到仁宗阶段并没有波及民生根本（恐怕还不如太宗时对茶农的损害，至少因天书祥瑞没出现王小波李顺之流），真宗后期天下大体安宁基本靠谱，所以伤财不假，还谈不上多么害人。

    为了讨皇帝开心，丁谓称自己是当年变鹤升仙的丁令威后人，不过哄宋真宗大笑而已。朝野都调侃“鹤相”绰号，也是寇准拿人开玩笑的一个案例。丁谓是喜欢献媚心术不正，还说不到故意要害谁，他没有像李林甫夸张到把不依附自己的人都贬走。

     丁谓所处环境与300年前的唐代不同。丁谓没有机会像李林甫那样直接受命负责处理事务，虽然他被宋真宗和刘皇后倚重，但刘皇后才是君相之间缓冲制衡的要害，所以丁谓没有机会成为秦桧、史弥远、贾似道那样的重要角色。

所以，刘皇后是维系宋真宗到宋仁宗两代朝廷秩序稳定的保护网，假如不是才干卓绝，哪怕她受宠被皇帝推到台前也做不好，就一定会被丁谓做大势力，成为扭转历史局面的人物。而当时历史事实恰恰是刘皇后掌握了丁谓，运用他的积极一面，扼制他的消极一面，所以人们对刘皇后起到的重要作用认识还不充分。

    历来对丁谓最大的批评主要是忘恩负义，打击寇准的行为非常小人。这一点也正是人们忽视刘皇后这个隐藏在矛盾背后的女人，丁谓只是刘皇后手中的刀而已，足见她的手腕之厉害。

     要知道丁谓与寇准二人本来关系很好，到底什么时候结下矛盾感觉是一个谜。寇准是一直批评丁谓蛊惑皇帝搞迷信，劳民伤财云云。这符合寇准的直爽个性，不喜欢的事就直接说，君子坦荡的本色。甚至为了进谏往往不给皇帝颜面，太宗还在时就发生过。恰恰真宗的性格能力不及太宗，非常不喜欢寇准过于强势的做派。刘皇后和丁谓都清楚寇准的缺点，丁谓又善于逢迎，自然与刘氏形成了默契。

    史书记载宋真宗身体欠佳的时候，一方面丁谓、李迪、冯拯等宰辅大臣处理事务，一方面由刘皇后与真宗权衡后代皇帝做出决定。据说宋真宗本想挪开寇准外放知州，流露厌恶寇准批评祥瑞，刘皇后趁机支持丁谓将寇准调到岭南，彻底解决这个麻烦。

    但寇准以什么名义贬谪？就因为他批评皇帝喜欢祥瑞？以宋朝尊崇家法的传统，对诤谏一向开明，进谏从来不是什么罪名，这在整个中华历史上都属前列。真正的由头是寇准意图扶立太子上位的惊天大事。

     实际上寇准对天书迷信已经服软才能再次回朝，寇准是当着朝臣的面让刘皇后下不来台，他因太子问题而又一次得罪了刘皇后。在真宗患病时，丁谓等都支持刘皇后直接称制理事，而寇准建议让太子出面锻炼，刘皇后对此非常不爽。


    当年册立皇后，寇准就牵头反对，后来刘皇后家人犯事，寇准坚决执法，刘氏与寇准的恩怨已经深埋十多年。原则上后宫的刘氏毕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和朝堂上的寇准有当面交集，正是需要仪式上许可，她才光明正大走到台前。寇准自以为出于公心和就事论事，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多年来深深得罪了刘皇后。

     丁谓通过搞天书迷信成为宠臣，他和皇帝皇后走得比较近，清楚刘皇后几年下来正对朝廷事务越来越热衷，根本没有要推太子的意思，这时候爆出寇准拉拢杨亿（著名西昆体文人，文学成就并不太高，但参与《太宗实录》《册府元龟》等重要史书编撰，为人正直）扶立太子，成为赶走寇准的王牌。

    刘皇后即使知道寇准并不会大逆不道，也默认寇准就有不轨之心。主要是不希望他干涉自己出面主事，最终顶着天大的不白之冤客死雷州。连带杨亿被贬，仅四十七岁就身故。

     除了寇准、杨亿这一次，其他人并没有特别明显是丁谓所害。恰恰刘皇后走到台前以后，妨碍她的大臣多数是随她的意思处置，包括丁谓本人，也是刘皇后与另一宰相王曾巧妙合作除去，丁谓终究和寇准差不多的下场。

     宋仁宗登位以后，丁谓一度充当主事宰相，王曾发觉丁谓渐渐有不尊重太后的意思，貌似不过是另一个小人，实际并不是。王曾对寇准、杨亿等人遭遇打抱不平，他希望朝廷恢复文臣的正气，只不过面对刘皇后在位，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

     随着仁宗渐渐长大，王曾希望扶持皇帝树立威信，开始对太后有所限制。一堆新的大臣成长起来，众所周知范仲淹等全是力挺仁宗的骨干。但刘氏至死不肯放手给宋仁宗，时常着帝王服饰，许多重臣忧虑其“行武后故事”，即效法武则天称帝。

    恰恰宋代文臣太多，去掉丁谓、王钦若等人后，正面的大臣如王曾、鲁宗道、范仲淹、吕夷简（前宰相吕蒙正的侄儿，父亲吕蒙亨是大理寺丞）等力量抬头，以家法传统制衡刘氏并未走出这一步。反过来，也因宋代君子始终占多数，既然刘氏没有逾越法度，在她死后，宋仁宗、范仲淹、富弼、苏轼、司马光等君臣对刘皇后的评价其实还是正面居多。

     如司马光说，“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上皇太后疏》）仁宗时大臣富弼说，“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获暂安，遂忘旧日忠臣，罗织其罪而谴逐之。”（《上仁宗论废嫡后逐谏臣》）

    后来《宋史》评价：“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

 

三、狸猫换太子的真相

 
     关于流传千年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正如不少影视剧演绎，是一个野史故事。

     仁宗赵祯的生母李氏在宋真宗时从来不是妃子，只是崇阳县君的身份。《宋史》记载，李氏之所以会生子，本就是刘皇后想要孩子，摆明让身边侍女“借种”，去侍寝怀孕，李氏就是刘氏身边信得过的侍女。事情的确荒诞，但没有民间故事所谓妒忌陷害的版本，这一点没有必要怀疑史书掩人耳目作伪，有非常强的事实可以证明。

首先，宋真宗非常清楚孩子就是要过继给刘皇后名下，不论是刘皇后想要儿子的一种私心，还是古代社会习俗，且不说算不算过继。李氏的儿子在古代社会被刘氏抱去养大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就正常古代伦理传统，刘氏也是赵祯的嫡母，是名义上正牌母亲。李氏就算有妾侍身份，也仅仅是生母而已。好比《红楼梦》，贾探春为何一直把王夫人视为母亲，对生母赵姨娘从来不屑一顾？已经非常说明问题。很多人都是从今天亲情观念认为探春不近情理，可在古代是很正统的伦理观念。何况从李氏生子的起因来说，恐怕连妾的名分都算不上。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氏生下皇子。刘氏和真宗都认定皇子是刘氏所出，取名赵受益，让宫里杨淑妃代为养育。这也事出有因，刘氏当时已经年过四十，即使非常开心喜欢终于有了孩子，也从来没有生育养子经验，而且她还要照顾皇帝。杨淑妃当时二十五六岁，且性格柔顺，刘氏和真宗都很放心，后来赵祯就叫刘氏大娘娘，称杨氏小娘娘。

宋真宗一开始对内外坚称赵祯就是刘氏生的儿子，不仅表明对刘氏爱得极深，要满足刘氏未生育的遗憾，更重要是确立她正妻皇后的地位，宁愿在这件事上为其“撒谎”。以今天看，宋真宗和刘氏当然有一些不近人情和不计手段，但在古代并没有违背什么礼法，只是对李氏做了一些“封口”举动罢了。（实际上资深大臣多数耳目灵通，都知道事情真相，如吕夷简等传记有过重要细节。）

   据说李氏还继续有侍寝，又生一个女儿才封为才人，可惜女儿夭折。说明宋真宗还是当李氏有妾侍身份，好比武则天当过才人也历来算李世民的妾侍。后进封婉仪，但在宋真宗时没有封过妃子。


   其次，李氏为妃是刘氏最后以太后身份给的，从没有害李氏。仁宗继位后，刘氏先封李氏为顺容，令去陪伴真宗陵墓，这方面是有把李氏弄出宫的意思。事实上，仁宗的生母身份对刘氏产生威胁的确是在仁宗继位这个转折点，一旦小皇帝知晓身世之谜，确实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在于古代宫廷礼法制度的问题。

   身为皇帝有理由为生母给一个名分，否则自然会让人批评不孝。偏偏当初真宗、刘氏众口一词撒谎赵祯是自己所生，生母李氏还好好活着，并非当真神不知鬼不晓。这对刘氏自然是一大挑战和隐患，这也是刘氏坚持不让仁宗知道身世的初衷，她从来把仁宗就当自己的儿子，又不得不谨慎防范儿子知道另有生母李氏存在的秘密。

     在扶立仁宗继位以后，刘氏坚持这么做就显得非常纠结。这是一个没有生育的母亲始终希望挽留养子只认自己为生母，然而这个皇帝儿子的确另有生母在世，非常害怕儿子知道真相的一种痛苦不安的心灵折磨。看起来很有一些残酷，也正是直到仁宗继位后的种种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刘氏从来没有想要害李氏。

让人走访李家给他们安抚和职官，也做了一些补偿。《宋史》刻意澄清，李氏对刘氏的安排并无怨言，终其一生，未以天子之生母而自傲，她一生也没有想过要泄露这个秘密，与太后产生矛盾。

明道元年（1032），李顺容病重，刘太后念其付出辛劳，专门晋封李氏为宸妃，遣太医探视和诊治。史书称在册封当日病故，享年四十六岁。由于事发蹊跷，就难免有人怀疑李妃死于非命。这一年，仁宗在位已十年，已是二十二岁的青年。

次年，刘太后也跟着病故，年六十四。一段时间后，经常巡视在外的八大王赵元俨回朝（便是戏曲故事中著名的八贤王，享有很高礼遇，但受到一定压制，往往令其到处巡视安抚百姓，所以民间口碑很好），仁宗才知晓身世（再次证明当年刘皇后不能生育，要他人孩子入自己名下的秘密实际重臣大都知情），特意开棺验看，证实生母李氏以皇后议礼下葬不曾遇害。仁宗松了一口气，当时称：“大娘娘一生清白！”


仁宗下诏书自责，又开棺改葬等一系列荣耀生母的举动，反而民间流言四起，无法看清刘皇后与李氏的真实关系，以至于产生诸多野史传说。

   笔者认为，刘皇后与李氏关系并不差，道理很简单，试想以刘皇后在真宗后期的宫廷地位，假如夺一个儿子想斩草除根害李氏，何必费尽心力供养她在身边那么多年，非要等到病重快死才去下手？岂不是养虎遗，退一步说，真宗假如后来喜欢李氏，又为何没有在生前各种加封？所以，“狸猫换太子”的各种编排都是戏说，根本不是历史。

      真相就是，刘氏从没有妒忌害李氏的意思，且不说她们互相感情有多少。当李氏死的时候，为了继续掩人耳目，刘氏的确想过悄悄处置。宰相吕夷简在知道安排后单独会见提议隆重下葬，刘氏很惊讶，吕夷简非常敏锐的提醒刘氏善待李氏，为了日后保全刘氏家族。刘氏接受建议，以皇后的礼仪安葬了李氏。

实际就刘氏宁愿冒风险一直留着李氏到仁宗继位后，直到她最终病故妥善处置，足以反证，李氏和刘氏之间的关系至少并不太坏。

刘氏身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女人是明白李氏的默默牺牲的，所以是刘氏后来一再加封李氏，还照顾其家人。史书说李氏没有以天子生母索要什么应该有根据。李氏如有胁迫之意，这件天大事情早已流传，或者看她不安分一定早被刘氏除去，根本不会等到她病重而死。

    若从李氏角度而言，这个女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在宫廷作为大宋天子一天天成长，终生无法相认。且后来远离宫禁，这种母子血脉分离的煎熬滋味毕竟是很难平复的，加上当年女儿也夭亡，李氏身边无人侍奉，所以年仅四十六岁就意外身故，多半心情郁郁导致出现的症结，也算是合乎情理的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