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衰落是历史学上一个有意思的课题。长久以来，“华夏中心”、“华尊夷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各个领域中国也是遥遥领先，13到14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描绘了一个超乎任何欧洲人想象的东方繁华国度。

当时我们的城市谱写着盛世华章：

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通宵达旦的市场、不绝如缕的游人、各种新兴的金融机构……

而欧洲当时所谓的“大城市”伦敦、巴黎等，仅仅只有几万人口，城市到处充斥着垃圾和肮脏。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遥遥领先的“天朝上国”，在19世纪却毫无预兆得沦落为饱受欺凌的“东亚病夫”，短短数百年间究竟经历的怎样的变故？

这其中，很多的细节颇值得我们玩味。

工业革命


一、盛世的幻景
清军自入关以来，一路南下连战连捷，消灭了南明和农民军，拿下政权后又收拾了三藩，解决了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一举稳定了大清的基业。

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在全力营造着“盛世”的氛围。

皇帝形容自己的国家“势当全盛、府库充盈”；

大臣们的各种奏章，也无不为国家的繁荣大唱赞歌；

社会上的文人雅士们搬弄出各种“盛世华章”，大受追捧；就连新出的人口，也被称作“盛世滋丁”。

《战国策》里有个寓言，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说的人多了，谣言也会被当作事实。康雍乾之际的清朝，真的就是一片歌舞升平吗？

在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时，常常将人口数量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由于明末的战乱，到清世祖顺治九年，全国人口仅剩1.2亿；
到了“康乾盛世”的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全国人口也仅有1.4亿；

一直到清高宗乾隆六年，才达到1.5亿人口。

古代百姓


很多明清史专家对明朝的人口也进行了推测，何炳棣、葛剑雄、曹树基，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等，都认为明朝万历年间的人口，在1.5到2亿人之间。也就是说，康乾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数是少于明代巅峰值的。

从社会经济状况来看，康乾盛世也并非宣扬的那般辉煌。即使清朝中期“人口大爆炸”，但依然是“国富民穷”。“清初蜀中三杰”、 “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唐甄就这样描述康熙四十年时的情形：

清朝立国已经五十余年，却更加贫困，农业、手工业、市场交易等全都呈现出颓废的趋势。

社会贫富分化巨大，穷人只能给富人为奴为妾。中产之家常年赚不到钱，贫困之人遇到灾难，就会冻馁饿死。这样的惨状，与“盛世”的定义真是非常不符。

从科技实力上对比，康乾盛世未必好于明朝。明代有专门研制新式火器的机构，并鼓励创新发明，一时间如《神器谱》、《铳图》、《恭进神器疏》、《防虏车铳议》等新式技术理论书大为流行。

神机营


明朝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热兵器”部队“神机营”，不仅有各式火铳，还装备了西洋大炮“佛郎机”。明军巅峰时火器装备超过60%，有火炮近4万门。

而清朝为了杜绝民间的反抗，禁止发展火器，对各种新的科学技术也是讳莫如深，开了历史的倒车。乃至到了清朝末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时，半路挖到了明朝的开花炮弹也不禁扼腕叹息：“若此炮弹不失传，焉能让洋人如此嚣张！”

所谓“康乾盛世”纵比比不过明朝，横比欧洲诸国，差距则更加明显。

18世纪60年代，英国兴起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解放了大批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悄然展开，各项新科技、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而同一时期的大清，乾隆皇帝正带着母上大人、后宫佳丽一起巡游江南，花了国库的一半以上的银两，惊动整个长三角富庶地带，换来“石头城一西临望，千古兴亡慨叹中”的诗句，却不知外面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乾隆


二、通商与觐见
1793年的9月，英国使节马格尔尼乘坐商船来到北京，见到了年近60的乾隆皇帝。

队伍中有科学家、有艺术家、医生等，所携带物品的有天文地理仪器、精良的武器，以及车辆、舰船的模型，可以说是一个微缩版的近代英国工业文明“宝库”，然而这些却丝毫提不起乾隆皇帝的兴趣。

马格尔尼对于通商的请求，也因为他“拒不下跪”而谈崩。那个年代的大清，就像一个垂垂老矣的人，对一切都已经变得索然无味。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朝已经在“开放”与“保守”之间做了选择。早在顺治十八年的1661年），清朝为了防止沿海郑氏政权，实行了极其严厉的“迁界令”，尤其在福建、两广沿海，将所有沿海15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走，人为制造了沿海“无人区”。

一直到1684年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几十年间沿海商船尽毁，海洋贸易回到“石器时代”。“闭关锁国”带来了无法抹灭的伤痛，清朝无可避免得堕落为一个保守、陈旧、腐化、堕落的国家。

清军


在文化上同样如此。正当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碰撞出各种火花，清朝却兴起了“文字狱”，对社会上最精英的读书人阶级进行诸多限制，甚至打击迫害。

科举上实行八股文，鼓励社会上的文人拘泥古制、因循守旧，实行病态的社会统治。在这种僵化的机制下，国家虽然号称“盛世”，却是老态尽显，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一些目睹了所谓“康乾盛世”的英国人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清朝的工业和科技，和欧洲国家比起来，简直就是幼儿园水准。

这个国家的士兵普遍缺乏勇气，战斗意志薄弱，马戛尔尼将清帝国形容“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一百多年内没有沉没，是因为他比周围的船只个头更大而已。

战船


三、荣光的散尽
距离乾隆去世仅仅过了40年，英国人的巨舰就已经架在帝国的门口，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声。

数千英军几乎兵不血刃，打得这个“盛世强国”满地找牙。曾经令清帝国骄傲的骑兵部队，也在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中消耗殆尽。这时人们才清醒：所谓的强盛，不过是我们糊弄自己的文字游戏罢了。

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突然落后的根源。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认为我们泱泱大国，只不过在技术上稍稍落后，开展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仍然力主保留曾经的封建制度。

洋务派们竭尽全力购买西式装备、编练新式部队，建立起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海军，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苦心经营的“强大舰队”不过是梦幻泡影，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被邻国日本以不大的损失击溃。

甲午海战


这个早于我们几十年实现“明治维新”的弱邦，现在已然变成了强敌。清朝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无情地扯下。

这种衰落的悲剧在于，我们仍然沉浸在虚假的繁荣之中，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进步。

其实这种变化是早有预兆的：明末清初时，一帮海寇跑到了越南北部湾，组建了一支海上部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支“杂牌军”竟然在技术、装备、数量上，都远胜于“大清水师”，逼得清庭官军一度不敢出海缉寇。

这种本应令统治阶级警醒的事件，却被淹没在歌舞升平的浮华之中，不被任何人提起。

英军入侵


四、历史的审视
对于清朝，我们总是五味杂陈。

相较于遥远的汉唐，我们今天的文化，更多承袭了清代的衣钵，我们的语言、行为、仪式、习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是来自于这个朝代。

曾经我们戏谑说，“唐在日本，明在韩国，清在大陆”，也不无一定道理。

我们对于清朝是极度包容的。尽管入关后给华夏带来了灾难，我们还是在歌颂他、美化他。当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纸文令，令整个宽衣博带、翩翩儒雅的汉人，不得已都留着“金钱鼠尾”的发辫：全头剃光，只留下金钱面积大小的头发，像老鼠尾巴一样拖在后面。

如今的“清宫剧”不仅在形象上各种改良，剧情上也是大加鼓吹，构建出一个千年不遇的“盛世奇观”。

如今很多年轻人，将嫔妃、贝勒、格格、阿哥奉为精神偶像，崇拜着他们的痴情说爱、后宫争斗，殊不知，这些只不过是整个历史、整个国家最极不起眼的一隅，多少悲歌慷慨、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却被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不被我们今人所知。

国家的兴衰是各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一时的成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历史的正视是我们应该严肃对待的。

“以史为镜方能知得失”，倘若我们了解的历史，都像“清宫剧”或者“抗战神剧”一样荒诞不羁，那么所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