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中，同一性也称为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定义是：个体将自身动力、能力、信仰和历史进行组织、整合，纳入一个连贯一致的自我形象中。它包括对各种选择和最后决定的深思熟虑，特别是关于工作、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承诺等方面的内容。自我同一性是反映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指标。不成熟的人，会出现角色混乱的情况，学术上称为“同一性扩散”及“消极同一性”。前者表现为不能忍受孤独，但又不愿表现突出，回避矛盾，让别人把握自己的决定，即“发现不了”或“做不了”自己。后者指形成不被社会所承认或接纳的，反社会的，即与社会要求相背离的自我同一性。极端的前者会表现出所谓的“奴性”，极端的后者则乐于制造骚乱、攻击或以某类畸形表现来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成熟的个人表现出积极同一性而不是消极同一性或同一性扩散。积极同一性会形成“忠诚”的美德(Virtue of loyalty)。“忠诚”意味着：尽管社会存在着不完善和不和谐之处，但个人或少数依然有能力按照多数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去生活。这并非要求接受不完善。热爱自己所在的社会，当然希望自己所在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但“忠诚”意味着能在既定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中能奉献自我，实现自己的价值，在有意义于社会的同时也感受自己生活的意义。
因此，培养正确的自我同一性，关系到个人或集体甚至是一个国族是否健康发展，在真正地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同时也适应社会更与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课题。
以上有关同一性的讨论，参考了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年6月15日－1994年5月12日）的理论。爱利克·埃里克森，德国发展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者，以其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著称，并创造了词语“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从哲学的范畴讨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是因为混淆了自在与自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不能把握好自为与自为之间同一性和差异性关系的平衡。具体表现出同一性扩散性质的“过度认同”或消极同一性性质的“过度不认同”，以及集合两种性质后形成变体的“强逼性认同”。
“过度认同”，是因为没有认识或不愿接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自觉地把自我依附到某种设定的行为模式或思想模式里面。例如不加批判或盲目信仰诸如什么“主义”、什么“普世价值”这类意识形态的表现，都属于没有考虑差异性的过度认同。
“过度不认同”则过分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拒绝接受双方具有同一性而能够共存的可能。例如竞争中的零和关系、个人价值观的过度执着、无政府主义等都会与社会同一性背离而产生“障碍意志”下的过度不认同。
“强逼性认同”则是认识到主客体之间的差异后，不切实际地妄图消除这种差异的行为。例如一定要别人认同自己的想法、妄图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或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主义某种信仰或某种“普世价值”的做法，都属于强逼性认同。
在个性解放为主流的当今世界，有现代思想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过度认同的问题，但往往只是表面的不承认，实际上有过度认同问题的人还大有人在，例如所谓的追潮流、追星现象同样属于过度认同。严格来说，相较于专制制度因为高压、封闭状态下的不能选择，开放状态下有得选择反而会出现的过度认同更具“奴性”。但反过来，为了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变成过度不认同或强逼性认同，同样是不成熟的表现。
心理学会把青少年作为自我同一性研究的重点对象，因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阶段的关键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前的儿童阶段，往往表现出过度认同问题，而转折点中的青少年，则开始出现过度不认同的表现，即逆反心理下的行为，两者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青少年阶段的逆反心理是正常的，它反映出自我的觉醒，不正常的是过度的逆反心理。过度的逆反心理如果听之任之，长大后的成人就有过度不认同或强逼性认同问题，即强烈的反社会倾向或独断专横倾向。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与一个人的成长阶段很相似：原始社会相当于幼儿阶段，一切需求以天然的本能做决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里，人民的心智则相当于儿童阶段的过度认同：唯统治者的意志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了人性中自我意识认同的全面觉醒，近、现代的人类历史因此而进入了青少年阶段。可惜这个阶段过于“早熟”，其表现是强烈的逆反心理，处处对大人（统治者、政府、社会规范、历史传承）说“不”，当“说不者”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反过来产生要求别人顺从自己的、与民主初衷相违的、沙文主义性质的强逼性认同。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史直至今天，都存在着认同危机问题，即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依然是不成熟的，并且这种不成熟，还有越来越乖张的趋势。
不同的个人、集体、国族都有千差万别的差异性，强逼别人遵从自己的模式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例如，不否认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对于美国国情的合理性，但一定要其它国家依照美国的民主模式，本身就是不民主，这种以民主为幌子的强逼性认同可称之为“民主法西斯”。
处理好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关系平衡的关键，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在与自为之间的关系（参考笔者的《逻辑后缀学》），继而认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以及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包容。这里的包容不等同于西方人说的“宽容”，因为宽容带着某种高高在上的格格不入，是一种狭隘的、过于自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差异性的认识是主观的。例如崇尚民主的人士都十分欣赏的一段话：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段话看似十分高大上，但实际上不但没有解决差异性的问题，更是以“欲盖弥彰”的方式强化了差异性，成为日后具体冲突时的催化剂。
包容对差异性的认识则是平等客观的，所注重的是尝试对差异性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接受。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包容，才是民主的精义所在。这种民主不纠结于是否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寻求“少数与多数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的民主可表达为：我暂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会想方设法去理解并接受你的观点，即使到最后依然不能接受你的观点，也会努力做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要如何包容，适应社会更与社会良性互动，必须对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及差异性有本质上的认识。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依据同一性及差异性不断试图建立及完善概念结构系统的过程。在概念结构系统里，同异关系是事物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人们认识事物，建立逻辑系统的最基本依据。同异关系体现为概念间的层次关系，上层概念概括了下层概念的相同共性，下层对立的概念之间则表现为相异特性。
强调相同共性的逻辑称为“历时性逻辑”。历时性是时间轴上的研究，以观察事件随时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辩证逻辑就是历史在时间轴上的历时性概括，历时性逻辑通过辩证关系寻求统一。历时性逻辑中的“同一性的可替换原理”是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雷格(Frege)依据“同一东西的不可分辨性”而提出的现代逻辑运算原理。但由于现代逻辑属于共时性形式逻辑，因此弗雷格的“同一性的可替换原理”受到了哲学界很多的质疑。
强调相异特性的逻辑称为“共时性逻辑”。共时性是时间轴某节点上横截面的纵向研究，观察的是不同事件之间在同一时间下的结构关联。形式逻辑正是横截面上的共时性反映。共时性形式逻辑在对形式进行概念运算时，严格讲究概念间的差异区分，求异而不求同。其根据是“自为只能它证，而它证意味着主客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共时性形式逻辑的概念结构系统中，不存在完全相同概念的形式。形式的成立及其价值肯定，一定因相对的“它证”才能生成，而“它证”要成立必然含有至少一种甚或多种不同的“差异因子”才能成为“有效证物”，即所有形式与形式之间一定表现出差异性。在这样严格的条件下，确实没有任何形式是相同的，任何一个个别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确是“不可替换的”。
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在当代政治哲学及社会学领域里被充分强调。因为只有强调形式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凸显出个别形式“与众不同”的“有用”，并且这种有用必须以具体的方式表现之，否则其“有用”依然是没有意义。例如强调“人有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必须是“我的有用”并且具体表现到“我的相貌言行能力业绩”等的“当下”有用才具有意义。因此，个性化，表现自我就成为当代社会价值观的潮流。
由于其功利性的出发点，西方思想中有关自在与自为之间关系的理论最终都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局而功亏一篑，以至于以西方思想为理论指导的价值观，都难以正确认识自为与自为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关系，这是造成当今整个世界陷入越来越深的“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
个体的不成熟，可以用自我同一性解释。但有关认同危机研究的主要面向，则是社会群体性的，就需要有与自我同一性不同的“同一性理论”解释。
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中，根据集合论的原理，区分了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同一性：以交集为依据的“同一必一”的价值观同一性，以及以空集为依据的“同一非一”的“非值”同一性。前者属于自为范畴的同一性；后者属于自在范畴的同一性。笔者认为：在自为的范畴中，所有形式与形式之间一定表现出差异性，价值观同一性最终必然产生斗争性。但在自在的范畴里，所有形式本质上则是同一性的，更是“可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