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意识）是非形式的绝对自由在形式中的投射形成的再识”这个论点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意欲?
这是因为“自由”本身具有非形式的属性，而追求自由则是人的“天性”。什么是天性?天性即“物质的活力或思想的活性”的天然属性。这种天然属性与自由本身具有的非形式属性是同源的。可以说，“识”对自己必须以形式这种身份存在的“命运”始终是“不情不愿”的，因此这种“物质的活力或思想的活性”的天然属性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非形式的绝对自由投射后形式化的“识”受到约束“被逼”失去了自由之后对形式的一种“不满”，而企图回归非形式的一种反抗表现。
天性不仅是人所具有，亦是任何形式都具有。这个认知很重要，在《逻辑后缀学》中有深入的讨论。
人总是喜欢“寻找刺激”。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或工作方式会让人感到无聊，某些工厂机械式的流水线作业甚至会让人精神崩溃，人对于军队里作为惩罚手段的禁闭的反应，人体如果长时间不能动弹（例如被束缚）甚至会死亡等都是自由的天性“识”对形式不满的“反抗”表现。这类“不满的反抗”在思想上的表现如果是无序的，我在《禅修》系列里就称为“无序联想”。
在现实中，因为对形式的不满而进行的“反抗”绝大多数是以物质性（形式性）实现的手段去进行，结果是越反抗越陷入形式化的盘丝洞中，越脱离不了形式，越反抗自由度越低。因此大都市的人尽管物质生活丰富多彩，却依然解决不了甚至有越趋严重的精神上空虚无聊的问题。
以“思想（意识）是非形式的绝对自由在形式中的投射形成的再识”这个论点为前提，通过“理性是形式化的，自由度小；感性则表现出明显非形式的痕迹，自由度大”这个结论，我们就认识到：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分别侧重于形式或非形式，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自由度，这个认识相当有意思地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崇尚自由？这其实是老天爷对西方人开的一个“玩笑”：西方人崇尚自由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后天缺失“自由的因子”，或者说，对自由的理解有根本性的错误。
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天性，而西方人由于其思维处事注重形式化，连带了对自由的理解也是形式化的（《逻辑后缀学》里称为“瓶子里的自由”）。所谓“不容易受人为管束”的本质，不过是“不喜欢这种形式而喜欢另一种形式”，不过是通过民主形式为手段对专制形式进行反抗以获取某种“自由的快感”的换汤不换药，始终是以肯定形式的方式追求非形式的自由。问题是形式却是对自由的制约，也即是对天性的束缚。以形式化的方式追求自由，就会产生“以失去自由的方式追求自由，以肯定形式的方式反抗形式”的矛盾，结果就是越注重形式化越没有自由感，越没有自由感就越渴望自由。
例如对于“末日”的态度。“末日”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但西方人对那些花样翻新的受大众追捧的末日电影所表现出的“又恨又怕又爱”的态度，反映出西方人因“自由因子”的缺失，因此总是不满于现状。其对于末日的态度，以及在心理本质上类似的探索新大陆的冒险精神、对“外星文明”的好奇、对新科技的热衷等，都是在潜意识里企图冲破藩篱的渴望。
再例如，作为西餐这种形式，最高档的西餐厅装修得美轮美奂，钢琴师演奏着美妙的乐章，每个人的衣着必须讲究，危坐更不忘正襟，举止必须绅士淑女。这个绅士淑女不仅仅是彬彬有礼那么简单：谈吐必须用高雅的词藻，咀嚼不能发出声音。刀叉的摆放、运用都有严格要求，取食时亦不能碰出声响。酒要分餐前餐后，旧酒新酒，根据不同的食物要配不同的红酒白酒，酒的温度有高低之分，酒杯的拿捏也要恰到分寸。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文明高质素地叉着血淋林牛扒的同时谴责野蛮人的茹毛饮血。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认为一丝不苟执行高尚礼仪有教养的自己懂得自由的真谛，更认为自己正在诠释着自由的真谛。这是自由吗？不是，这里面有一个一般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西餐模式，恰恰反映出现实往往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质素高则自由度低，质素低自由度反而高。现代社会里，类似的“西餐模式”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生活，我们赋予了一个引以为自豪的称号，它叫做“文明”。
西方对自由的崇尚方式等于是作茧自缚，尤其是以人文属性及自然属性的自由形式来追求思想属性的自由形式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真义的，更会产生我在《自由思想批判》总篇开首所提到的逻辑悖论，也可称为“骡子悖论” ：进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由，但进步的条件是得不到自由。以肯定形式的方式追求自由，不但得不到自由的真义，更因为在具体的行为中表现出掠夺性、对抗性及分裂性而彻底亵渎了自由。
反观中国人，由于不那么注重形式，对自由的理解是非形式的，意味着天生就有较强的自由“因子”（对比前述西方人为了“冲破藩篱”的行为，看看东方人的“静思”、“冥想”）。例如有关“民主”的争执，西方人注重的其实是民主的形式，中国人注重的是民主的意识，这里面其实是“守”还是“用”的问题（作者在《逻辑后缀学》里有深入的讨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用”的效果更好，专制又何妨？这种“好用就用”的思维，才是真正具自由度意义的民主，反而死守民主形式，最终就变成了真正的专制。
实际上本身就自由散漫的中国人的自由度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了，中国人本身就不缺自由感，自然就没有西方人那么“渴望”自由，因此并不那么在意被专制（形式的一种）管束。这是相当有趣的矛盾现象。这方面印度人和中国人十分相似，因此印度人对自己曾经被殖民的历史事实表现出一种坦然的心态。
由于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形式化，也就出现了诸如“中国人也应该被殖民三百年”的论调。以我的理解，意思是“被殖民三百年”后，中国人身上非形式的自由因子被“消灭”得七七八八了，就懂得“渴望（形式化的）自由”的滋味了。其实此乃多此一举，因为随着国情的越渐西化，现代的中国人对物学的关注远大于心学，历史传承的自由感早已日渐低落甚至遗忘，中国人对形式化的自由的渴望早已越来越强烈了，也需要“民主的快感”了。
中国东邻的日本人对自由的态度是一个异数。日本民族与西方人一样，是一个注重形式化的民族。与西方人不同的是，日本民族不但思维处事注重形式化，更在潜意识里自觉压制自由的天性，形成一种日本独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有人认为，日本人不但传承了中华文化，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甚至用明朝遗民所发出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来嘲笑中华文化的没落。而实际上，日本人不过是汲取了中华文化中的形式部分，这部分其实只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的“糟粕”（中华文化的精华是“彰心”而不是“用形”，用形只是为了彰心）。日本人对中国人表现出的“自由散漫”满脸不屑，殊不知这才是中国人对非形式绝对自由深刻领悟之后的文化精粹。正因为没有领略到自由的精粹，日本人一方面能够发明一大堆精妙趣致的产品，举止言谈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却表现出扭曲的国民性格，也就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由于与西方的形式化理念一致，因此当日本人接触到西方思想时也就一拍即合，如鱼得水，更产生了“脱亚入欧”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日本人只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的理念，对西方的自由观其实也是不以为然的。因此上，同为岛国正好是处在欧亚大陆一东一西两端的日本和英国，尽管都有“冲出岛国”的掠夺性野心和行为，但日本人却没有西方人那种因崇尚自由而产生的颇具气魄的冒险精神，自由的天性被压制后更蜕变为残忍暴戾之性格。亦没有德意志民族那种“愿赌服输”的勇气，因而对自己“战败”的事实耿耿于怀而屡屡表现出欲盖弥彰的怪异之举。
三，“理性是形式化的，自由度小；感性则表现出明显非形式的痕迹，自由度大”这个结论还能够深化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因为这个结论意味着：越是侧重理性的思维或行为方式，我们的自由度反而越低，即幸福感反而越低。
幸福，在本质上其实是自由度的同义词。我们渴望拥有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是我们渴望拥有最高的自由度。
由于理性思维是一种“智”的模式，感性思维是一种“慧”的模式。因此可以再进一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智商越高越难幸福，智商越低反而越容易幸福。这又是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带着讽刺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智商越高的人，越是喜欢“吹毛求疵”，喜欢吹毛求疵的人，要求多多，标准多多，既令别人难以忍受，亦往往与自己过不去，这样的人，自然难有真正的幸福。2，“慧”反映在情商上：情商越高，越容易有幸福感，情商越低，则越难有幸福感。与“吹毛求疵”的智商比较，情商往往表现出“得过且过”的特点，即宽容或包容，既宽容包容别人，也宽容包容自己。能够“得过且过”的人，往往与别人相处融洽，自己也过得坦然，幸福感自然就容易产生。最高境界的“得过且过”就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难得糊涂”。“难得糊涂”里最关键的是“难得”二字，“难得”意味着这“糊涂”不是真糊涂，而是世事洞明之后的大智若愚。
现代人常常说要有精神生活，但往往对什么是精神生活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精神生活并不是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琴、家里挂几幅字画那么简单，而应该在唱歌跳舞弹琴字画中及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彰心”。“书香”不是香在书本里，而是香在书本主人透出来的气质里。一个真正有大修为的人，无论是投身于熙攘的世界，还是枯坐于斗室之中，其内心的精神世界始终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丰富与强大。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的智商越来越高，人民越来越难以被“糊弄”了，但对于幸福感，我们反而是越来越缺失，或者说越来越难获得，这就印证了上述“智商越高越难幸福，智商越低反而越容易幸福”的矛盾。这方面我写过不少文章讨论，社会上有关幸福感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更有眼花缭乱的数据作支持，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每当看到电视画面上那些高举“要自由”的牌子，大声疾呼“要自由”的游行队伍，我只有无尽的悲悯。人民对自由的误解导致他们永远也觉悟不到真正的自由。
而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随着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全面流行，对自由的误解已全面化及深化。这是我不遗余力批判西方的原因。当然，把一项思想判别为纯粹西方思想或纯粹东方思想在今天的世界是不严谨的。由于人类历史上文化及知识的交互联结，及当今的全球化，使何为西方何为东方的问题在今天已近似于伪命题。我的文章以东西方的概念进行类比分析，既基于一种传统认同的方便法，更主要的是从源头挖掘一种思想的始因。
总的来说，西方人擅长于物学，热衷于“形似”，表现在其思维及表达方式趋向于理性，即趋向于形式。而历史上中华民族擅长于心学，热衷于“神似”，表现在其思维及表达方式趋向于感性，即趋向于非形式。
两种方式孰优孰劣，那是各有千秋。我曾经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及一篇《智慧秘笈图解》的文章，可供读者参考。
被称为当代第二代新儒家中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已故于1995年的牟宗三先生认为：西方所长是理性的架构与外延表现，具现于科学与民主的成就，中国所长在理性的运用与内容表现，其核心在圣学，内圣方面的体证有其殊胜之处，外王方面的开展则有虚谦不足之处，故必须返本开新，通过自我的扩大，拓展开一条宽广的道路（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与未来开展》页13——刘述先著）。
但放眼未来，中华文化中的心性之学当是化解人类社会矛盾的真正良药，正如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指出的：现代西方式的竞争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传统中国文化“调和共存”的理想在21世纪将引领风骚，世界才有希望走出当前文明冲突的困境（具体内容可参阅《中国的“调和共存”原理将带领二十一世纪——沟口雄三访谈录》，《明报月刊》1997年6月总379期）。
从应用层面而言，理性主要适用于科学研究，“吹毛求疵”在科研层面的作用是必须肯定的。对于科学的探索，“吹毛求疵”的西方人那种严谨、认真的精神值得中国人虚心学习。感性主要适用于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难得糊涂”地“得过且过”是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之间相处中的大学问，这方面的心得中国人有着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因此而显得特别有人情味。
当然，过于滥情的真糊涂对人际关系同样造成危害。必须清楚认识的是：在我们这个形式化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一定以某种形式存在，而形式的存在一定含有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个要素。在寻求最大自由度的过程中，任何过于“得过且过”甚至企图否定三要素的形式都是不合理的形式，因此，撇开自由的因素不谈，西方人侧重形式的物学自有其合理之处。
对于理性和感性在社会学上的意义来说，一个过于强调理性的社会不合情，过于强调感性的社会不合理。夫妻关系上，则应该感性大于理性，为了家庭幸福，可以“明知道错的也去顺从，明知道对的却不必坚持”。如果强调个人价值，在夫妻关系中追求等同于社会关系中的理性，是得不偿失的。
从目的而言，人都有“离苦得乐”的意欲，物学是借助“智识”研究如何离苦得乐，同时企图揭示事物本质的学问。物学研究的对象是“有”，“有”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理解，故物学受到欢迎，成绩也斐然。
当喜欢的得不到，或不得不与不喜欢的相处，痛苦烦恼就会产生。心学是借助“慧识”探索人们在苦乐中产生困扰的原因，同时企图揭露事物本质的学问。心难以捉摸，心学研究的是“空”，故心学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在现代社会里“心学”已越来越被怀疑，更把应该是由心学解决的情绪等心理问题交给了冷冰冰的物学去研究，结果是现代社会人情越来越冷漠，人们的情绪越来越偏激，一切人际关系趋向于形式化。
现代人应该如何做到智与慧并重，物学和心学并举，合情合理，“形神俱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贴主:仁剑于2024_02_21 10:17:0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