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本文亦可作为《逻辑后缀学》的阅读指引）
哲学的转向，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划分。
一般认为，哲学经历了三次“转向”：从感性的自然哲学，向抽象的、具有真理性本体论研究的转向；从对本体论的探索，逐渐向知识来源是否可靠的认识论的转向；从认识论的探索中发现了人类语言的缺陷，因此企图以严密的语言逻辑进行“完美表达”的语言学转向（笔者认为：既然语言学是证明命题科学性的工具，因此不妨称为“工具论”）。
“通俗”地理解，哲学的三次转向，始终没有离开过“什么是什么”这个“表达式”：本体论的研究，从古希腊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伊始，到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从具体到抽象地直指“什么”；认识论的研究，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培根、洛克、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是对“是”的可靠性（对意识的怀疑）的追问；工具论的研究，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罗素等，则是寻找一种既得心应手又“通用”更企图“一【指】一个准”的“是”的表达工具。
“什么是什么”中的“是”，是一种判断行为，学术上称为“指”（亦称为“意向性”。胡塞尔把意向性作为其现象学的重要主题）；“什么是什么”中的“什么”，则是一个标的（物）。即整个的西方哲学史，无论如何转向，转了多少次向，始终是指（围绕）着“什么”这个标的（物）“团团转”的思想史。
“团团转”，更专业准确的表达应该叫作：绑定。
西方哲学，是把“指”这个行为与标的（物）“绑定”之后所得出的一系列理论——从这个视角看，西方哲学，从未有过真正的“转向”。
绑定，直接就造成了错觉，让判断者得出“指”与标的（物）构成的“是什么”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的俱起俱灭地在一起”的结构关系。
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中，把“什么是什么”这个“绑定”的表达式称作：“是”判断。
“是”判断，必然产生二重分裂：自他分别与他他分别。“分裂”意味着：“是”判断中的判断者与标的（物）之间必然具有二元关系。“指”这个行为与判断者的关系，才是必然地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的”一体关系。
而标的（物）“什么”，不过是“被指着”。
因此，当我们说“什么是什么”时，任何的“什么”，其实并没有得到“那个什么（他者）”“本人的同意”——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时，杯子“并不一定”认同自己是杯子。
没有得到“什么”“本人”同意的“什么”，就不是真正客观的什么，而一定是主观的什么。“主观的什么”其实应该是被动语句的“被是什么”（一种预先的给定性）。
“被是什么”，叫作“自定义真实”。
把“被是什么”当作“是什么”；把自定义真实认作真实的认知，笔者称为：错知。
笔者在《我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错知，可以用一条“等式”表达：0×1=1（无中生有）。
始终把“指”这个行为与标的（物）“绑定”的西方哲学，就是错知之学。
错知之学无论如何转向，始终是在“迷宫中越来越精细的通道”里晕头转向地“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在《逻辑后缀学》中的表述是：真类特有的震荡与重复。
在错知中兜兜转转的震荡与重复，其运行的“等式”是：0×1=1=1×1×1×…×1n。
这个“等式”的解读是：错知能够衍生出无穷的“识”。
并且，这条等式还含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错知之后的“识”永远是对的——盲人摸象时，大象“是绳子”、“是柱子”、“是一堵墙”都是“对的识”。然后，根据之前“对的识”再通过严密的逻辑演绎的识理所当然地，也是“对的识”。
以人是目的论为主轴的西方哲学，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哲学。因此错知的对，自然就衍化成西方伦理学里种种道德律例的“识”。
种种的道德律例的“识”，理所当然也都是对的。为了强调“对”的重要性，哲学家们更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为种种道德律例冠以一系列闪闪发光的、不容置辩的、无可争议的、正气凛然的、不容侵犯的、专属的光环。例如道德、例如真理、例如正义、例如文明、例如公正平等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公义”，都有着耀目的光环。任何站在这些公义对立面的识，很简单：理所当然就是错的、邪恶的、野蛮的，必须被打倒被消灭的识（请留意：这里的结论与上述“错知的识永远是对的”相悖）。
既然是非是如此的分明，根据“邪不能胜正”这条“公理”，邪恶应该难以在这个世界里容身，人间应该越来越太平才是。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在越演越烈的人间争斗面前，我们（包括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往往不曾留意到一种现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的邪恶的人往往都会“抬不起头来”而屈服于“对”。即人类社会中，真正的对与错、正义与邪恶之间“一般是打不起来的”——能够“打起来”的，反而大多是对与对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
没多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是错的，更没有什么人会昭告天下宣布自己是邪恶的。【根据“被是什么”这个错知的“底层逻辑”而演绎出的“识”永远是对的这个“逻辑”】：那些错的、邪恶的人往往是“被错”或者“被邪恶”的。“被错”或“被邪恶”的人当然就不服气，更会义愤填膺——大家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于是，对的双方就打起来了——这是笔者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理解：如果人人都认为自己对，也就天下大乱；如果人类社会再也没有错，反而会世界末日——这就是人间的一种怪现象：【对】往往发挥恶的功能作用。
并且，越是对的理念，特别是自诩为“真理”的理念，其“斗争性”往往越强——如果人人都不那么“懂道理”，日子过的懵懵懂懂，实实在在，“难得糊涂”，得过且过，也是不容易“打起来”的。要怪就怪有那么多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哲学家们，殚精竭虑，抛出一套又一套近乎“完美地对”（其实是“画大饼”）的理论，把浑浑噩噩的民众心中的是非观彻底“唤醒”，反而就令到这个世界：再无宁日——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古人诚不我欺啊！
“【对】会发挥恶的功能作用”还与实然与应然（不妨理解为现实与理想）之间难以调和的“休谟问题”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休谟问题除了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没有确定无疑的必然联系之外，更衍生出以下两个在现代社会越演越烈的问题：
一，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摘自百度）——这正是“他者被是什么”所衍生的问题。如果细分的话，道德绑架的问题还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有话事权的在位者别有用心断章取义的道德绑架；其二是对所谓道德、所谓标准、所谓真理、所谓正义、所谓文明等等理念的来龙去脉根本就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张冠李戴、糊里糊涂的一般民众，自作聪明、人云亦云的瞎起哄。
二，道德异化：【是指道德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种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凌驾于主体之上,束缚主体、压制主体的现象】（摘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这是属于自涉属性的自以为“是”的问题。在越来越讲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今天，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异化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什么性解放、性别认同、零元购等等所谓的政治正确都是道德异化的表现。
更荒诞的是：道德绑架与道德异化两种表面上水火不相容的现象，在现实世界里却能够并行不悖，“和谐相处”：一方面是不可吸毒，另一方面是毒品合法化；一方面是不可奸淫，另一方面是“合法”色情业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不可杀人，另一方面是用高科技武器堂而皇之“合法”地杀大开杀戒——这些双方都【对】的“和谐相处”，其实是一种精神分裂：同样发挥着恶的功能作用。
因此，真正的思想者，不会忙着分析人类社会中种种人类行为的谁对谁错。而是会思考：为什么【对】会发挥恶的功能作用？
要真正解决“【对】发挥恶的功能作用”这个人间大问题，必须从源头开始挖掘，也就是必须纠正、解决“错知”的问题。要纠正解决错知的问题，哲学（西方哲学）必须来一次真正的转向。
什么是真正的转向？
让“指”这个行为与标的（物）彻底地松绑（《逻辑后缀学》称为“范式转换”）。
“松绑”，也称为悬置。
“悬置”这个概念，原是由古希腊怀疑论鼻祖皮浪提出，近代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走得最远”。意思是，胡塞尔通过发挥悬置法，“几乎”让西方哲学实现了真正的转向。
胡塞尔“把存在的问题都置于括号里”（注：笔者的哲学性文章也习惯用大量的括号或引号）的现象学悬置（注：胡塞尔的“悬置判断”，接近于《逻辑后缀学》下卷提出的“逻辑叫停”——让思维保持在历时性转化为共时性阶段前未正式开始确认的前状态），与中国禅宗那种直指人心的“顿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只是“神似”而非真正的直指人心。
说是“神似”、“几乎转向”，是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并没有涉及到“二重分裂”的问题，以胡塞尔自己的说法，依然是属于某种存在之“先在”（前结构）的“现象学的剩余”，即依然还是“指与标的（物）”的绑定，也就是还有“分别心”。因此其最终带有确定性企图的“还原”，是含有“意向性”价值判断的。因为含有价值判断，现象学的“悬置”最终并没有实现“转向”，反而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背书，为日后自由主义泛滥开启了大门。
真正的彻底松绑，是不含任何值的：这是笔者对《道德经》里“无为”的解读——事物的值都是【被】赋予的。绝不存在什么“【理想】的真实、道德【应当】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存在什么“在有限的个人、甚至有限的动物物种身上体现无限的价值，在瞬间中展示永恒的意义”这类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这些“场面话”，笔者称其为可望而不可求的，“虚伪的道德承诺”。
（西方）哲学要真正的转向，需要从中华思想里“找重心”。也就是说，中华思想是西方哲学转向的“支点”。这里的中华思想，绝不是西方人以西方语境理解的中华思想——【当有一天】，西方人能够以东方意境理解中华思想时；中国人能够以中华意境解读西方思想时，西方哲学，才有实现真正转向的可能——这亦是《逻辑后缀学》下卷所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