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发生的三个真实小故事，现在可以公开了。
（注：以下的故事，所表达的时间点都是2005年前后）
第一个。A的故事：
当时，我认识一位女生，就叫她A吧。
A是沈阳人，但却生得娇小玲珑，惹人怜爱的那种。她今年三十二岁。她二十四岁出国。出国前，她在中国一个地产集团任职主管，当时已有房有车，算是年轻有为。但她想趁着年轻时多见识外面的世界，便卖掉物业和车子，带着积蓄来澳洲攻读会计专业。
读书期间，A认识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两人堕入爱河，几年里恩爱非常。为了男友，从不下厨的A学会了厨艺，每天只要看着男友滋滋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菜，她就觉得幸福。
但好景不长，二十七岁那年，俩人回国探亲，男方家长不知为什么总是看A不顺眼，总认为A是看在男友家有钱的原因上才和男友好。（男方亦非大富大贵，父亲做的是建材生意，大概家里有几百万吧？）
回到澳洲后，俩人恩爱如故，认为山长水远的父母管不了。但不久男方父母便逼着男友回国，否则就中断经济援助。男友回国前，仍信誓旦旦地对A说非君不娶。回国后，开始时确实天天电话里聊天，但慢慢的联系就疏了，男友籍口说父母要他学习接手生意所以较忙。结果有一天A在大陆的友人告诉A说看见她男友与一女子出双入对。
这下子A大受刺激。她曾经想回原来的地产集团，但她原来的顶头上司暗示她已“过气”（因为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她在澳洲读完会计后申请居留签证，获得了TR，即临时签证，这个临时签证必须等两年才能转为永居签证。就在两年期限将到之际，澳洲政府却出笼个新政策：她这类会计专业没有申请永居的资格（当时害苦了一大批读这类签证的留学生）。她要留在澳洲，只能续签TR及有公司聘请。
现在的A，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她在一间移民中介里工作，工作能力得到上司的赏识。但由于她只是TR，待遇始终被压在最低工资的界线下而不能提升。
感情上，每当她对着她的女性朋友时，就情不自禁地哭诉对前男友的怀念。说的多了，那些女性朋友都觉得厌烦，背后称她为“祥林嫂”。对男性朋友，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恨嫁”的意欲。这几年，她周旋在三个男子之间。一个是香港的商人，每半年才来澳洲几个月。这个商人不会英语，只会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每次来澳就利用A作他的翻译兼玩伴，陪他去赌场一掷千金，但谈到婚姻就闭口。一个是医生，算是高富帅，但一口娘娘腔，毫不讳言他只爱玩女人，这辈子不会结婚。但A不死心，说凭自己的真诚一定会感动他，并说不介意他有其她女人，她只要一个婚姻。第三个是一个马来西亚小子，比A小六岁，是一个真正爱着A的人，A说以前是她侍候男友，现在却是这个马来西亚小子侍候她，为她下厨为她洗脚为她洗衣，周末还带她去钓鱼，想尽办法令她开心，可惜他是没有身份的黑民，而A的居留仍没有着落，加上年龄的差距，因此俩人的关系难以确定。
现在A说很怕一个人在家。A的情形是：只要香港男友或医生招之，她就飞扑而去。而只要她招之，马来西亚男孩就即来。
A现在已有轻度忧郁症，几天前她独自在麦当劳餐厅，默默地坐了两个多小时，默默地流泪。岁月蹉跎，她从花样年华到现在而立之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女人最重要的家庭、婚姻，她都没有着落。
第二个。B的故事：
一位白富美的北京女孩B。
B的父亲是空军军官，母亲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主任。大学期间，B就浑身名牌地招摇过市，换男朋友如换衣服。最后，她看中一位英俊高大的男生，俩人正式确定了关系，并结了婚。
婚后，丈夫来悉尼留学，她放弃了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也以陪读的身份过来。
读书期间，俩人矛盾不大。毕业后，丈夫得到了永居签证（以前比较容易居留），便要回大陆发展。但由于永居签证需在澳住满约两年（具体数字可能有出入），除非有配偶定居在澳大利亚。因此丈夫便要A留在澳洲坐移民监，自己则回大陆工作。结果，俩人在两地分居的考验中失败了，各种矛盾最后导致俩人分了手。
分手后的B，变成独自在悉尼闯荡的失婚妇。她没有什么志向，原来的婚姻感情只建立在男方是“靓仔”的基础上。丈夫离去，她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终日只流连在名牌店及吃喝玩乐上，狂刷着父亲的信用卡。
她有一个在大陆的女性朋友，嫁给了一个开出租车的，现在小孩已经读小学了。她因此而哀叹：她那些姿色平庸的“发小”，都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平凡幸福日子，而她年过三十，依然是孑然一身。但她说她不后悔，如果重新选择，她还是会拣高大英俊的。
由于她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加上还有几分姿色，到现在仍有不少追求者。她现在有两个中意的男子，都在大陆。一个是水电工程师，是她的中学同学，学业有成，但收入不高，在北京四环外有一套房子，和母亲一起居住。这位工程师一直爱着B，即使知道她嫁人了也不放弃，但为人较“闷骚”，什么都放在心里自己和自己别扭。
原本B被他的爱情感动，打算和他的，但最近工程师的一句话让她放弃了。工程师说：我等你等了十年，你不嫁给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B说：这使她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似乎嫁他是为了还债，她不想负起这样的责任。
一个是德国留学归来在北京大众汽车任职高层的管理人员，我们就称他为“大众”。大众四十多岁还从没有结婚，比B大了十三年，B说放在过去，她正眼也不会看大众一眼。大众在北京三环内有价值两百万并已付清款的房子，一个人居住。
大众一副德国人性格，刻板，严谨，理性。他不讳言是通过评估，像评估汽车性能一样认为B的学识、相貌、家庭背景、年龄等是与他匹配的最佳人选。
他俩交往的其中一件趣事：大众的家要装修，打算为B建一个鞋柜，打电话来问B有多少鞋，B说有几百双吧？大陆父母家中还有不少。一段日子后，大众来电说，共建了两个鞋柜，一个在大厅地板下，原来平面的大厅装修成有两级楼梯，楼梯上的地板活动与固定地板相隔，活动地板打开下面就是鞋柜。一个在房内，立柜式。大众说他精确算过：不计长统靴，以高跟鞋计算，两个鞋柜共可放一千五百双鞋。
此事令B哭笑不得，她说：我还没正式答应嫁你呀，你这就为我设计建立鞋柜了，这算什么？而且我还有几百个包包没跟你说呢。
大众似乎认定了B，催着她回国结婚。但当B问他年收入时，他却坚持这属于个人隐私，不便透露。结果每次俩人吵架，B就拿这说事，并说如果不公布收入，就别想娶她。
为此，B说自己得了强迫妄想症，竟上网追查在北京的德国大众是否有这么个人，结果还真让她查到，大众的个人资料都清清楚楚表示在大众公司的网页上。
B虽然之前的婚姻不如意，幸亏她是一个非常会保护自己的女人，她说她的保护不只是身体的保护，更重要是情感上的保护，她不会随便让别人进入自己的心，不会随便开放自己的心，更不会随便投入到别人的心。玩玩没问题，但从来不会玩出火。
她与大众都同意订立婚前协议。准备拿到澳洲公民权就回去结婚。她说这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万一这次婚姻又不如意或者中国政局有变，她就立刻返回澳洲。
第三个。C的故事：
曾经是我在社区服务工作时的一个对象，一个艾滋病人，已去世。就叫他C吧。下面内容较长，来自于他临终前交给我的日记。
C在中国时是教师，二十二岁就结了婚，妻子也是教师，俩人是中学大学都是校友的青梅竹马关系。当时的C对中国诸多不满，发出“宁愿做资本主义的乞丐，也不做社会主义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狂言，千方百计也要出国。
八十年代中，婚后不到一年，C妻子先出了国，来澳洲墨尔本。C恢复了“自由”之身。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自由意味着诱惑，C为了出国后有一技之长，辞去教师之职跑去深圳学做烧腊，结识了一个农村出来打工的女孩。少女的清纯把C给迷住了，但作为教师出身的C受中国当时传统道德的约束，迷茫在妻子与农村女孩的感情之间难以选择。他与农村女孩之间发乎情，止乎礼，尽管爱得很深，却没有进一步的肉体关系。
很快一年过去，C的签证也下来了。C必须在妻子与女孩之间作出抉择。
其实，C完全可以“狡猾世故”一点，也就是现在说的“渣男”：先对女孩作出承诺，到澳洲与妻子相聚后再看情形而摊牌。
但C“很傻”，他当不了渣男（其实以八十年代的道德标准也是渣男了）。出国前，他把一切都告知了妻子，并说自己对女孩的感情很真很深，深到不能自拔。事实上，C也真的在女孩面前，拿着护照对女孩说：只要女孩说一声“不要走”，他就马上把护照撕毁。
女孩没有让他那样做。当时在C的心里，大概天真地认为，以他的真情，日后或者能享齐人之福吧？
没想到，到澳洲下了飞机，与妻子同来接机的还有一个男子。这男子是妻子在中学做教师时的同事，C知道这位男子一直都追求妻子，即使知道她与C是一对也不在乎。
C这下子觉得大事不妙。
妻子把C送到住所，里面厨具床上用品一样不缺，然后妻子就要和C告别。C愕然。在之后的争吵中妻子告诉C：他一手把她带上天堂，又一手把她推下地狱，在她最痛苦之际，是同事在她身边，给了她生存的力量。她已经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了他。
妻子离开后，愤怒、震惊、迷茫、悔恨交织在C的心头，他环顾四周，看着床上的枕头被褥，只觉得全是肮脏下流，他不再逗留，拧起行李就走。
这晚，他睡在旅馆。
他给大陆的农村女孩写信，把一切告诉她，要她安心等候，待他赚够钱或取得身份后就团聚。
六四事件前留学生没有什么捷径移民，C也不打算留在这个鬼地方。接下来三年，他拼命打工，把积蓄都寄回大陆，除了给父母一点生活费外，绝大部分都给了女孩。据他后来粗略估计，那几年他共汇给女孩六、七万澳元，相当于人民币约四十万元，在当时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之后发生的六四事件，给C带来了另一个计划。当C获得临时居留签证后，他计划与女孩到香港结婚（当时澳洲的政策，临时居留签证不能回中国大陆，因为如果你能回去，证明你没有受迫害，就不需要临时居留签证，因为那是一个保护签证）。再以家属名义把女孩带来澳洲。
他却没有意识到，女孩与他的通信越来越少了（那时打电话要三澳元一分钟，哪像现在可以网上、手机语音视频。C生前曾感叹地说：如果那时能够天天视频，他与她或者能走到一起）。到C提出要到香港结婚的实际行动，女孩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而是顾左右而言它，后知后觉的C才发现情况异常，在他花费大量电话费一再追问下，女孩吞吞吐吐地说她被人强奸了，不再是玉洁冰清的女孩，要C不要再那么顾着他。这一下如晴天霹雳，把C彻底给打蒙了。
待C恢复一些神志后，他竭斯底里地告诉女孩：不管她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一如既往地爱她，从今以后会保护着她。
几个月过去，C在神志昏乱的情形下坚持办妥了一切手续，如愿在香港与他生命中的克星见了面，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里确实不知那女孩当初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她仍然会配合C，到香港结婚？是出于压力，出于内疚？）。
只是，在结婚前后的一个星期，女孩表现出某些异常的行为：她是随当时名为“香港游”的旅行团到香港的，团中并没有相熟之人，她却不愿与C在团友面前拖手，去女人街购物时采购了一批不合C尺寸的男性衣服，新婚之夜说因为被强奸染上了性病，不愿意与C行房，即C至始至终未曾真正占有过这个女孩的身子，此外，新婚晚上女孩居然在房间接到一个来自于中国内地的电话，内容只是简单的“是…结了…我知道怎样做…”
与女孩分手离开香港前，C仍然痴情如一，把当时身上仅有的一万元人民币都交给女孩，说是日后她出国的机票钱，然后两手空空地返回澳洲。在出境大堂分别时，还有个小插曲：C依依不舍，频频对女孩说：你行先，你行先（广州话：你先走）。此时旁边一位大妈连说“睬！睬（广州人“辟邪”的口头语）！大吉利是，怎么对女朋友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回到澳洲后。C积极地办理女孩的来澳事宜，但女孩却相当消极，到大使馆批下女孩的签证后，真正的摊牌才出现。
女孩告诉C，之前的什么强奸都是骗他的，女孩早就与人同居，男方是深圳某条村（即C当时学烧腊、认识女孩的地方）的暴发户，因为深圳的发展需征用土地而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农民。
C那晚用了五六个小时，超过一千澳元的电话费与女孩通话（并且那晚他喝了一箱二十四支的啤酒）。
他这才知道：他多么的傻，他一直以来与女孩的通信都在炫耀自己的学识，每封信都是洋洋万字，却没想到女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一直以来都把他的情书看作天书。
他这才知道：他多么的傻，他为了强调她的重要，反复描述强调澳洲生活的艰辛，说自己唯有在想到女孩才有工作的拼劲，如果没有女孩，他一刻也不愿意在澳洲呆下去。而这番表白，却产生了反效果！！！因为女孩毕竟只是一个乡下出来的打工妹，在深圳已经熬得那么辛苦，她难以想象去到那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塞外鬼佬之国，C承诺的幸福是怎么一番模样？
就这样，C竹篮打水一场空，以他自己的话说：他居然连带了两顶绿帽子——亲手把妻子送给了别人，又得着一场镜花水月的恋爱。
女孩还算有良心，之后通过朋友辗转把十万元澳币现金交还C，但C一气之下，去悉尼大桥底下，把这十万元扔进了悉尼港湾。在十万元的包裹呈弧线形跃入海水中时，C发了一个毒誓：有生之年，不再相信爱情！但要玩尽天下能够到手的女子！
此后十年，C辞去了烧腊店的工作，到一所妓院里做了个车夫（专门带妓女去接客的司机）。他打算从头做起，学习妓院的运作，到资金充裕时自己开一间妓院。在这期间，他凭自己的学识、气质，迷倒了不少妓女，渐渐在这个行业闯出了一点小名气。
大约在十年前（九三年前后），正当C开了一间妓院，准备实践自己变态的理想时，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去医院检查，竟被诊断自己得了艾滋病！
得病之后，C陷入了绝望，他把多年辛苦积蓄下的钱，拿到赌场去挥霍，一个星期内输掉了十年积蓄里的九成（约七八十万澳元）。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女孩的电话。
这些年来，或者是因为负疚之心，女孩断断续续仍和他保持联系，而他抱着不可告人之意，亦乐于与女孩接触。女孩的电话，是想见他一面，说有些事想和他商量。
一个恶毒的念头在C心里升起，他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全是拜女孩所赐，他临死之前，也要把女孩拖下来“垫尸底”，他打算把自己的艾滋病，传给女孩，再传给她的丈夫子女。于是，他应约去到深圳，再一次见到十多年未曾见面的女孩。
后来C对我说（这后面的内容既有日记，也有C亲自告诉我的说话）：重见女孩，是在深圳一间咖啡店里。那天的女孩，淡素蛾眉，没有年少时的青涩（相识之际女孩只有十八岁，此时已过三十），却有着成熟妇人的惊艳，眉宇间散发着丝丝的哀怨。她告诉C：这些年间，丈夫从事房地产生意，已有过亿元的资产。但这些资产中，存在着诸多不合法的操作。现在已经收到风声，政府要对她丈夫审查，一旦审查展开，她丈夫即使不会身陷囹圄，身家也必大大缩水。再者，她的儿子已有十岁，患上了诸多富二代的习性，不学无术，骄横跋扈。此外，她知道尽管丈夫对她仍敬爱有加，但已在外面有了其她女人，她明白以他丈夫的资质，暴发户的心态，没有包二奶反而不正常。她担忧的是，这个无端崛起的家，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一场富贵只是过眼云烟。但她不甘心，她想力挽狂澜，因此她想到了出国，让家人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重新开始。她认为，儿子在那个没有人特殊的国度应该能有所收敛，改掉坏习气，毕竟他还年轻。而丈夫不谐英文，到澳洲后就不能为所欲为。凭着这些年的家底，一家人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应该不成问题。这些年，商场上的朋友不少，但关键时刻会不会背后捅一刀她完全没有把握。尽管她曾经伤害过C，但此时她认为信得过的人却只有C。
C告诉我，不管女孩的理由是成立还是荒唐，C当时的思路却不在那里，他反复想的只是“爱，到底是什么”？他说他当时忽然间就有大彻大悟的感觉（可参考我的《爱情启示录》）：既然爱一个人，哪在乎对方是否爱他？是否有伤害他？不管她是蛇蝎，是天使，生命中，真爱一次已然足够。
C十分坦然，满口应承了女孩的要求。
回澳洲后，C尽心协助办理女孩家人的移民手续。半年后，女孩一家终于移民到澳洲墨尔本。在未找到合适的物业前，女孩一家还住在C的家中长达半年。这半年中，C为女孩的儿子安排到墨尔本最好的学校，办妥了女孩一家移民后所需的种种事项，并交代了这些年来认识的江湖朋友，请他们日后对女孩一家多加照顾。
之后，C悄悄把妓院转让出去，留了一封长信给女孩，就不告而别，来到悉尼，住进我所属社区管辖下的康复中心。
零六年，C因艾滋病不治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