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日本人对“普遍主义”的认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
      
    
       任晓教授：邓勇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是“后负责任大国”（post-responsiblepower），你在电邮群里说这不是认同（identity）而是形象（image）问题。
       石之瑜教授：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如果遭遇的是认同问题，思考方向是由内而外，就是根据国人对自己的设定，来判断其他国家跟自己的差异有多大，然后决定怎么样来面对他们。但如果是一个形象的问题，思考方向是由外而内，那就是关心自己怎样被人看待，这是琢磨要让其他人怎么看我，这涉及刚刚讲的“普遍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日本人对“普遍主义”的认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日本人认识的“普遍主义”是，到了韩国可以完全了解韩国人在做什么，变成韩国人；到了俄国就变成俄国人。而西方人到了中国不必了解中国，到了日本不必了解日本，到了韩国不必了解韩国，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建立一套“普世性”的标准，四处量别人。觉得你做不好时，就研究你跟我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你做不好。日本人的“普遍主义”则是到了世界各地之后，把自己变成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人。愈是能自由进出各种不同情境，就愈是普遍了。这是日本人的普遍的概念。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普遍主义”，一方面试图了解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怎么看自己，就可以因应对方的期待，来安抚他们，满足人家的期待，这样跟人家的关系就建立了。一旦和世界上所有不同国家都建立了关系，不就普遍了吗？这是中国人以关系为导向的“普遍主义”。这些关系的建立不以改造为目的，而是要让人相信自己绝不会造成对方的危害，因应、缓解别人可能有的疑虑。所谓“蛮貊之邦行矣”。中国人的“普遍主义”不是要改造其他人，或变成其他人，甚至也不见得很关心其他人，而是确定其他人不要把自己当敌人。
       任晓：中国在发展崛起中，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崛起的大国等等。我们有多重身份，由此会产生一些认同上的新问题。
       一方面，在国际上，因为中国规模大体量大，影响也大，所以在十年前的2005年，当时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说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另一方面，中国自我认同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一些发达地区，还有很多不发达的地区，国内的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按人均计算，我们还排在很后面。因此，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不承担什么。
       这里就出现了外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做和我们自己认为应该怎么做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像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
       石之瑜：我比较倾向于把它当成是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有不同的期待。如果是个大国，当然角色就比较多，如果是个发展中国家，责任就没那么大，人家的期盼也没有那么大。
       在2005年以后特别讲到“和谐世界”，和2013年之后讲的“奋发有为”，对于中国自身存在的状态是属于不同的设定。“和谐世界”的概念是要世界的舞台上的中国能让大家接受，“奋发有为”反而是更积极地透过双边关系的建立，来营造中国周边的和平发展环境。
       所以“和谐世界”是形象问题，而不是认同问题。于是中国并没有固定自己是什么，而是在面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环境里调整，形成多样的伙伴关系。所以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是一个情况，面对越南是另一个情况，面对一个国际组织如东盟又是一个情况；现在要建立“一带一路”，虽是另一个情况，还是形象问题为重，但也有认同问题加进来了，就是建立应当遵守、或希望其他互动的国家共同遵守的原则。不过，这些规则主要还是会强调不干预，并不是鼓吹一套明确的国际秩序。
       这是在试图重建角色与角色规范，具体做法都可以妥协、谈判，并不是固定不变。所以当其他国家说中国已经够大，应该负更多责任，既然大家都这样讲，那中国也愿意多负一点责任。并不是人家怎么说，中国都无所谓，中国并不是从自己已经先决定好了的角度看问题。
       任晓：这样的问题恐怕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
       石之瑜：几乎每个国家每分每秒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有的时候挑战是来自国际上的，有时候是来自内部。
       任晓：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石之瑜：美国是一个往下走的大国。不论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大国，都不知道如何确保规则，崛起的还没建立规则，没落的不敢过于坚持。他们会敏感地去看其他国家的反应再做决定。美国担心中国做的，都是美国自己干过的事。这是一种投射，认为中国跟自己一样。这就是“普遍主义”。他个大的时候就会挤人家，所以他认为中国个大就会跟他一样去挤人家。
       中国一定是在让步和主张的辩证过程中跟小国折冲，所以中国周边的小国敢挑战中国。这跟美国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周边小国都是儒家文化，他们比较了解中国，也觉得自己挑战中国具有正当性，预期中国会让步。所以这不完全是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带有某种旧的朝贡意识，在放到了新的主权世界来以后，出现双趋冲突——又要当平等的主权国家，又要期盼大国对自己的让步。像越南，他心里不止是主权国家平等相处的问题，而是有一个中心国家和朝贡国家的角色期盼，所以越南同胞普遍觉得中国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中国本来就应该是要让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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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本文转载自《文汇学人》2015年6月19日刊。原题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历程》。采访者任晓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在这篇访谈中，台大石之瑜教授认为，台湾受两种知识文化影响，一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几年，我们对于另辟蹊径找答案，从来不认为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二是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知识传统中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西方打败，因此必须要跟西方学习，这在老国民党的知识传统里非常明显；第二是内战打败了，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台湾从苟延残喘到重建社会，大量仰赖美国的知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