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最后，有一些相关联的题外话要说：包容与宽容性质上完全不同。包容，具有共相等原则内涵的（慧觉）平等性，对方身上的所谓优点缺点不过都是特点，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即尽可能“没有标准”。包容的双方，不妨“提要求”，但须明白“要求”不是“命令”，“要求”的一重含义是：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也就罢。宽容，则具有自相似原则内涵的“俯视性”，“俯视下（根据自己的道德相对主义标准）”，对方身上的缺点清清楚楚，自己无法认同但因为改变不了而只能无奈地接受。
中国人常常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但这两者本身之间的“异同”，却没有什么人去深究。
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信息。就算是收到完全相同的信息，但此信息在每个人脑海里形成的拼图，往往也会不一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弟子沃尔夫因此而提出“语言相对论”的假说，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十人十义，百人百义”）：
不同的信息，或者不同的拼图，在相关的人之间都会产生误解及至误会。
笔者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篇题目叫《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的文章。
笔者认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是考虑需不需要向对方解释，这种心态其实已经把双方的关系预先设定在一个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感的对立状态（“是”判断语境）里：在对立状态里，不同的信息或不同的拼图皆被解读为具有价值观意义的优点或缺点。
这种心态下追求的，就是“求同存异”（价值观的同一必一）。
解释，是为了放大或者缩小优缺点。
把种种不同看成是各自种种的优缺点，不断地相互比较、审视，双方的关系就始终是紧张的，来往过程中就需要不断解释才能进行良性互动。通过解释，双方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人为的、交集性质的、脆弱的信任感（参考、比较一下种种国际关系里的“结盟”、近期“欧盟”的兴衰，应该就可以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友好关系”而非“结盟”。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历史中的“策略”，皆是不断地给予殖民地不同的利益集团种种模式的“自治权”。这些所谓的“自治权”，皆是“典范性”求同存异的产物，是殖民地日后种种纷争的根源）。
需要解释，往往是因为有求于对方，因此需要得到对方的认同。解释之后得到的认同，就叫做“宽容”——以爱的名义（因此基督教说的是“宽恕”，解释叫做“告解”）——笔者以为：以爱的名义的宽容，是虚伪的道德承诺，因为从根本上并没有认同解释者。“宽容”的“潜台词”是：对方“还有可用之处”。如果对方再没有利用价值，就叫做“shithole”了；或者对方威胁、损害到我的利益，基督就成了“嫉妒”。宽容？是个什么鬼东西？
——美国初期的淘金热中，白人对中国人从开始的“他们是我们当中最勤奋、最安静、最耐心，更有价值”的“赏识”，到后来发现中国人竟然与白人“争夺黄金、争夺稀缺工作机会”时，也就毫不客气甚至“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人必须滚”的口号，更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而对华人大肆驱逐及残酷迫害。
——当中国“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时，美国政府也同样就毫不犹豫地撕下“宽容”的伪善面具，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污名化”、“脱钩”、“制裁”。
但不解释，双方在互动时的对立会越来越严重（分化性），误会越来越深，最后甚至会走向对抗。
如果认为，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即不需要别人的认同，就有可能把自己放在大众的对立面，此时越是想保护自己，就越会觉得这个世界四面楚歌、危机重重。
深谐求同存异的道理的人，也就是圆滑、世故之人。
但真正的求同存异，必须以和而不同为“内禀”。
如果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是思考如何沟通，这种心态是把双方预先设定在彼此间天然地信任、彼此需要（主要指精神上的）、彼此欣赏、彼此关心的同一场景（“非”判断意境）里。
这种心态下追求的，就是“和而不同”（同一非一）。
沟通的场景中，一切优缺点都叫做特点。
这种场景里的双方，可以见解不同，意见不一，但通过沟通可以相知。相知不是为了相互评论双方的好坏对错，也没有必须统一双方思想见解的必要，而是在知道彼此需求的基础上，相知越深，彼此越是欣赏。
沟通之后的认同，叫做“包容”——以情的名义（笔者以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民族。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本人的文学性作品，皆以“情”为主线。这篇题目叫《逻辑后缀学》的所谓的人文哲学性文章，同样带着深厚的“情感”——西方人妄图撇开“情”而以纯理性的思维进行哲学思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定义臆想）。
包容之下的人际关系，就是并集关系，彼此的不同能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觉悟和而不同道理的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共情性。参考中华民族“一统”的历史。下一节会讨论共情性的“运用”）。
智者善于“审视”，看到的是差异；慧者善于“欣赏”，看到的是和谐——人的手与脚，相互间无论是样子、功能的差异都非常之大，却同属于一个身体——缺一不可的部分。
智者都是“聪明人”，但缺失“慧”的聪明人，则往往是走极端之人，或是狡诈之人。
求同存异，“同”的是理会的共识；
和而不同，“和”的是意会的共情。
道无善恶，天地不仁。若强要为人间定善恶，则共情为善；共识为恶。“情和理立，情融理垒”（见笔者的《道德新经》）。
共情是为了共识的人，叫做“有心计”的人；
既能够求同存异，又能够和而不同，共识是为了共情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人类在精神文明上的努力基本上还是囤囿在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对和而不同始终是、甚至是越来越“敬而远之”。
得出“丑陋的中国人”这个结论的台湾作家柏杨，自以为站得比别人高而摆出一付俯视的姿态，其“恨铁不成钢”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宽容，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邪恶”，因为往往会令人不服，从而造成“比丑比烂”的争拗。若以他的视角来“审视”，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下整体的西方人的表现，以及笔者定居海外三十多年的观察，西方人的丑陋性，许多方面比中国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如此比丑比烂，有意思吗？
而如果从包容的视角，以中性的语义把柏杨形容的中国人的所谓“酱缸文化”、西方人的自由散漫皆看成是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相互取长补短，这才是一个个人、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真正的尊严：我可以赞美甚至崇拜西方，只是因为我“喜欢”，这其实“无可非议”（西方的许多理念、具体行为模式，笔者也十分的欣赏、甚至拜服）。但我知道我喜欢的，不等于别人也喜欢。我更知道我喜欢西方时，绝不能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点”全盘抹杀。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因为喜欢西方，而把自己身上的中国人特点刻意掩饰甚至否定、诋毁，那才是没有自信，没有尊严，那才是真的“贱”。
几千年来，因地理上的阻隔，东西方各自在低头沉思、反省，得出了对世界、对存在不同的“哲学观”。西方的“观”，带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性”，结果就是：从肯定、到怀疑、到否定、到虚无。“直白”而言，现在竟是“找不着北了”。而东方的“观”，一直以来都叫做“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在近、现代，双方逐渐抬起头来，互相观望：西方对东方的观望，是带着傲慢、不理解、不想理解、不能理解的心态，最好的亦不过是带有居高临下的“赏识”而已；而东方对西方的观望，从吃惊，到倾慕，到欣赏，到谦虚地学习，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或是而是”地“拿来”继续“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