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势之所趋时随遇而安，“非线性拓扑变换”地反馈，是一种和谐共存的“亚”真实关系。和谐共存，反映的正是你情我愿（共情）之下，“辩证地相互支配”的吸引性。
问题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受其它文明的影响而独善其身。真正百分之百的自适应，和谐共存，只能是“理想”。
真实关系中历时性与共时性是真正同一的，因此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但人类受着与生俱来的，不能抹去的 “自定义” 这个基本特征（基因）所限，我们不可能做到“真正同一”，不可能真正消除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因此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有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带着价值观“成分”的思维。也就是说，一定有标准，一定有对错，一定有善恶，一定有“他适应”。
我们做不到真正同一。我们能够做到的，叫做（势与力的）“辩证统一”。但笔者认为：辩证法，并非什么真理性的科学方法，不过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的意思是：辩证所包含的“辨别认证”只是手段（例如所谓专制民主），但其本意并非为了“是非分明”，更不可能“越辩越明”，当然更绝非“为反而反”，而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统一”。
因此现实中我们根据辩证法所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一是尝试建构一种“形神兼备”模式的系统（参考笔者的《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中有关“心学”的论述）；二是尽可能把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的值（滞后性）减到最小（高度统一）。意思就是：尽快认清现实，认清形势，尽快“放手”、“更换”已经“过时”了的标准、价值观。
怎么判断标准是否已经“过时”？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懂得（知道）什么是“标准”。
中国没有标准，不等于中国人不懂标准。中国人早就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知）标准的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种种标准已经以中华文明特有的内涵，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血液里。
什么叫做“懂（知）标准”？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但方圆不是规矩：自适应就是以为方圆是规矩；
规矩也不是方圆：他适应就是以为规矩是方圆。
（方圆确实是规矩，规矩也确实是方圆，那叫做真实，叫做自然。没有标准的真实是最高标准，因此才有“融入大自然”、“天人合一”之说。但那是“神”的境界，“凡人”做不到，故只能“望”——道德高地，望而不占。）
但规矩可以勾画出方圆。
但规矩既可以勾画出方圆，同样也可以勾画出其它的图形。
规矩只是工具。
工具是拿来使用的。
工具，没有先进或过时，潮流或老土之别，只有适用或不适用之时机。
标准等价于工具，因此标准同样也是拿来用的。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标准，是拿来用的，并不适宜“坚守（非识）”。这就叫做“懂标准”。用标准，是有别于他适应与自适应的“中间路线”。（也就是笔者提倡的“受训者”理念）
如何“用”标准？从古代对“天人合一”的意会，到现代的“白猫黑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活学活用”、“学以致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一带一路”，中国人的“凡事都有转圜余地”，“兵法的核心在于挑战规则，真正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把辩证法这个“权宜之计”运用得烂熟的当中的巧妙，绝不是“一根筋”（理会）的西方人（也包括了那些强调以“理会”为思维主轴的中国人）能够领会的。不但不能领会，美国的阿尔塔日报在1853年针对在淘金热中刻苦耐劳的中国人，还得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性格上狡猾欺骗”的结论。
不同版本的类似结论至今仍阴魂不散地盘旋在中华民族头上，
例如“黄祸论”，最新的版本则叫做“中国病毒”。在在都反映出，无论是如何知识渊博的“中国通”、“中国问题专家”，如果是通过“理会”来了解中华文明，皆会带着恐惧的、排斥的、莫测的心态，皆会在“威胁”、“崩溃”的结论中百般纠结。
再例如，不久前去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尽管被称为“史学泰斗”，却因为终其一生坚持其“有良知的士”的价值观，也就不能认识无论善恶皆有其两面性、相对性；不能意识到站在道德的绝对高地上才是最大的恶。因此他所强调的以“理”解读的儒家的“本心”并不是真实的本心，把本质为道德相对属性的“良知的心”拔高为绝对性的本心，也就“看不见（余英时原话）”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初心”，也就“看不见”中国的发展，也就变成了为反而反，最终也就可惜了其一生“学富五车”的饱学（其实皆为“识”），竟为宵小所用，所谓大儒竟不过是“大愚”。
如果实践里行不通，真理也不过就是垃圾。
标准，也就是规范化。规范化后的系统，特别是成为产品的“有形”的系统，会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安全一点，甚至是高大上一点——“凡人”的视角：“识而不知”者，是为“迷者（譬如习惯了GPS的使用者）”。迷者其识，具有排他性、局限性、（追求）安全性、熟悉性（这里的“安全”、“熟悉”背后是更大的不安全、不熟悉）。因此本文上卷开篇就提到：“是”判断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式，追求正确“是”判断则是人类的共性。
现代社会上有关东西方之争、中国好还是西方好之争，争论的焦点往往是那个系统更规范更合理。如此比较，中国式理念的系统确实大多不如西方。但其实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思维模式的不同，然后是对目标“守”与“用”的“态度”的不同：
西方人侧重理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守是前提，用是为了守；
中国人侧重意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用是前提，守是为了用。
以守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在”的态度——人为规则服务；
以用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下”的态度（不是了就不是了）——规则为人服务。
人，具有亚真实性；规则，是纯粹的自定义真实——这个结论的朴素表达就多了：人是活的，规则是死的、书是死的、制度是死的、法律是死的等等——人为规则服务，不可持续性强；规则为人服务，可持续性强。
西方的许多理论，在“是”判断范畴里确实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关键是如何去“用”。笔者在《逻辑后缀学》里，表面上不断地“以西方理论反西方理论”，但实际上，是在“非”判断范畴里“发扬光大”地“用”着西方理论。
以下一段话摘自维基百科：
瑞士奶酪理论（英语：Swiss Cheese Model），又称瑞士起司理论，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詹姆斯·瑞森（James Reason）于1990年提出的关于意外发生的风险分析与控管的模型。主要是讲，瑞士起司在制造与发酵过程当中，很自然的会产生小孔洞。如果把许多片起司重叠在一起，正常情况下，每片起司的空洞位置不同，光线透不过。只有在很极端的情况下，空洞刚好连成一直线，才会让光线透过去。
这个理论的原意是：导致严重事故发生的从来都不是因为某个单独的原因，而是多个问题同时出现。
发散思维去理解这个理论就是：越多起司重叠，光线能透过的几率就越小。
在新冠疫情的防疫战中，口罩不能完全防病毒；疫苗不能完全防病毒；社交距离不能完全防病毒；勤洗手不能完全防病毒；群体免疫不能完全防病毒；“封城”不能完全防病毒。因为，每一种防疫措施，都如同瑞士奶酪，片片都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但层层重叠尽可能多的防疫措施之后，那些漏洞也就因为“互补”作用而能够被成功堵住，病毒“漏网”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
中国对各种防疫措施的态度，就是把每一片“千疮百孔”的“奶酪”都当成防疫武器，“能用都尽量用”。
可悲的是，能够提出“瑞士奶酪理论”的西方人，在疫情肆虐之际，却还在为口罩有没有用而争论不休，为封城还是解封而百般纠结。
西方人擅长于发现、建立，然后“严谨地”“守”（系统的）标准（也就是特别地“有理性”）。西方人孜孜以求的，是寻求、建立一套百分之百完善的系统，然后就一劳永逸地安枕其中。但“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会使人对系统坚持采取“审视”的目光，因此西方人的世界，永远是“对手多多”、“问题多多”的世界：一方面，西方人能够得出一大堆言之凿凿的“平权”的具有普适性的物理定律，另一方面，却又发出各种类似于“聪明的火鸡”（罗素）、“金鱼物理学”（霍金）、“黑客帝国”等疑问。结果就是：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造成守标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管如何规范合理的系统，一旦“守不住”了，也就“崩溃”了。在容错性方面，守标准一定是被动的，常常出现“守也错不守也错”、“守住是错守不住也是错”的情形。最后，甚至更有可能“自暴自弃”地“乱用”。
即西方的“守”具有严谨性，但西方的“用”却往往是不严谨的：
新冠疫情下许多西方国家，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搞得焦头烂额，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溃不成军的狼狈，正是被动守标准，而不严谨地“用”的恶果。
货场集装箱的高度只能限制在两层，因为再增高会“影响对周围地区的视觉”——2021年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世纪大堵塞的症结，居然是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规定——修改规定，增加到六层，就能够释放大量被空集装箱积压的拖车，这是解决港口堵塞的关键：这个症结在层层僵化低效（也就是“严谨地守”）的官僚系统中“隐藏”了一年，才被一个物流公司的CEO发现。
美国警察常常在执法中击毙嫌疑犯而引起众怒，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整个制度过于事无巨细地“高精尖”，导致到最后维护的到底是人还是法已经一塌糊涂。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2021年8月底，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为了“反击”在机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根据“准确”的情报误杀了十名阿富汗平民，但之后的调查报告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违法”，并且没有人应该为这次事件负责——习惯了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府，涉及到自身问题时就把道德抛到九霄云外，理直气壮地“用”法律这块挡箭牌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以下一段内容，亦是描述了西方的“守不住后滥用”：西方禁不了性交易，所以性交易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毒品，所以毒品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腐败，所以政治献金和裙带关系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新冠病毒，所以“共存”了……政客有点本事都放在掩饰无能上了……拿这些垃圾战绩来证明西方道德高尚、自由、民主？
笔者在文章《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中有这么一段话：见识过不少西方人的家庭，有富裕的，有贫困的。富裕家庭的家居摆设都相当的讲究，显得井井有条，更处处蕴含着艺术的美感。其中我认识的一个西人精英家庭，连内裤浴巾都必须细心烫好再按一贯的方式折叠整齐后才能放进衣柜（当然都是佣人的工作），这个西人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质素也是超一流的。反观许多贫困家庭，那种脏乱差是怵目惊心的，身上那股恶臭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满口“F”字头的粗言秽语是令人瞠目的。
上述一段内容里不同西方家庭之间的反差，也可以发散思维延伸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社会里，先进与落后、华丽与脏乱、秩序与无序的反差比比皆是。这说明了：所谓“理性”其实是脆弱的，是需要种种资源支持的。在“常态”下的理性确实显得特别的“高端”（高端到马桶盖已有了自动清洗设置，我们上洗手间都不需亲自用手来清洁下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反映的是交集的内涵与外延的相悖性——表面上是我们越来越爱惜自己，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越来越“厌恶嫌弃”），但失去资源支持的、“乱用”的理性，“崩溃”之时是“触目惊心”的。纵观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严谨的守”之下有了种种的发明创造，却因“乱用”而导致种种世界性的危机频频出现，也就有了学者们悲观的预言：地球的资源迟早会枯竭，人类必须向外太空寻求新的宜居地。
中国式的“守”带有“难得糊涂”的不严谨，但中国文化中的“用”却是严谨的——“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晚清李鸿章语）的——慎用。
也有这么个说法：初心之外，还要用心。
我们常常用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华文化来印证、炫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为什么会“博大精深”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笔者以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国人首先是“懂（意会的知）”，然后是擅长继而行地“（慎）用”（系统的）标准，擅长“实用主义” ，擅长“拿来主义”，也即“工具主义”，擅长“洋为中用”，擅长“以夷制夷”。
当然，中国人也有不慎用的时候：把“暂时”不适用的“共产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工具，就曾经把中国人大大地折腾了一番。
《逻辑后缀学》上卷，以西方理念解读了人类文明的两个内涵：理性及创造力。
而中华文明的内涵，则可以用两个字解读：“懂（知）”和“（慎）用”。
能守者，总是有限的、可数的；能用者，则是无限、不可数的：“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如此分析，中西方思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但是，又为什么要有“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抗性思维？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要实现一个“大同”的世界，就必须摈弃“中西方孰优孰劣”这样的思维，树立一个奇异吸引子属性的“普世非价值观”。
以价值衡量的普世价值观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但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以“普世非价值”背书的慧觉平等来衡量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则可以成立。
以普世非价值背书，从而引申出的政治哲学观——在真实（关系）面前人人平等的慧觉平等，是亚真实世界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理论基础。
而普世非价值观，并非排斥普世价值观，而是“包含”普世价值观——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以“非”判断意会“是”判断，逻辑位移，逻辑也就完备（下一节会讨论）。
笔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非价值观”的具体关系模式是：擅立者善予之；擅用者慎取之。予者用之源；取者立之根（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这是笔者心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具现——大同，“同”的不是什么理想的形式（模式），或什么相同平等的状态，而是理想的、“等价”的关系——大同世界中，华夏文明的“知而慧（负阴）”，与西方文明的“识而智（抱阳）”——（关系）水乳交融——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亚”文明世界——文明，“明”的应该是非价值性的关系之“明确”。
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就是上述“普世非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的“试验”。
用标准，当然也有用错的时候（例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府，就有不少为人所诟病的“错用”），但只要“懂标准”，就能够“审时度势”，用错的可能性就大大下降。即使真的用错了，只要懂得“放下”，重新寻求合适的标准来用，事情就依然有“转圜余地”——这才是真正的“纠错”（慎用）。并且，这里的“放下”不是舍弃，只是“放进工具箱里”，需要时还是可以拿出来用。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也可以理解为：用的，是概念；守的，是观念。应该“用”概念而不宜“守”观念。例如曾经的“共产主义”，作为观念不怎么提了，因为在个人主义思潮泛滥的近、现代社会里“暂时”不合适，但现在不合适不等于将来不合适。“共产主义”作为概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满足了条件，例如在亚真实世界里，还是可以“用”的。又例如，语境里的“民主”问题多多，但“转换”为意境里的“民主”，也一样是“称手”的工具（相同语义的表述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根本没有冲突，皆是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过程中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标自身）。当然，如此一来，就显得不够规范甚至没有规范了。但也意味着容错性方面的高容忍度，意思是对种种错失可以“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比别的国族显得有包容心。当然，容错性高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如何因势利导，也就是“引导”。如何引导，关键在于决策高层能否真正懂得“用标准”，但这就不是本文论述的话题了。
在婚姻中，“没有标准”的婚姻具有和谐性及持久性；标准越多的婚姻越紧张越不容易维持。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莫不如是（国际关系方面请参考中国政府常常表述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以上有关标准的“守”与“用”的分析，并没有进行量化的归纳。实际上，西方不乏懂得“用”的人，中国人只会“守”的也大有人在。2021年6月11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供职于美国国防部的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弗朗茨·盖尔（Franz Gayl），因在中国《环球时报》上刊登署名文章而遭美国政府调查。盖尔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试图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误判台海问题。盖尔认为：美国“他者化（othering）”中国人，可能是台海冲突的前奏。这个“他者化”可圈可点，说明这位盖尔先生是一位颇懂得“用”的，“明事理”的人。
但一般来说，现代的大多数人，思维里两种模式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许多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用”还是在“守”，自己也是“傻傻分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