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主义”
然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客观差异性，近代在对西方语言的翻译、尤其对某些西方学科、学派或专用名词的翻译中，有时确实难以找到准确的汉语表达式，故引发了不少困惑和悖论。由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名词多属译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译“名”能否准确地反映中西各自的“实”？上个世纪，冯友兰先生曾就“中国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其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不过，这里的科学仅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西方近代实验科学。而李约瑟和爱因斯坦这些西方名流也相继提出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爱因斯坦给出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缺少欧洲近代的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李约瑟对此不以为然，他把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人，因此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国有没有哲学”跟“中国有没有科学”一样，也是一个沉寂了几十年的老话题。旧话重提，虽无新意，但仍能吸引不少人的眼球。应该承认，这个问题的内在原因复杂，甚至深刻，因为它透露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危机，尽管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名”、“实”之辨，也不在于中西之异，但要清算这一问题，则并非易事。
有论者反复强调，中国本来无“哲学”之名，只是日本人西周氏在19世纪末从中国儒家经典中组合了一个“哲”字和一个“学”字，再用来翻译philosophy，从此中国才有了所谓的“哲学”。论者又指出：Philosophy的希腊词根是“爱智学”，中国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无“爱智”之说，至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中国始有“哲学”学科。可是，“爱智”是人类的文明教化和对智慧的普遍追求，这是所有的古老文明共同的诉求，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此，孔学不仅“爱智”，也有关于“智”的反思，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智居其一。如果“爱智”是philosophy的基本内核，那么，philosophy就不应该专属希腊，谁能说中国古代哲学不是一种“智者之思”呢？
或说，仅仅“爱智”还不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而“中国没有本体论”。那么，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熹的“理”是不是本体？围绕着这种“本体”的“体用之辨”和“穷理之道”，不是本体论又是什么呢？老子的“道为天下母”，魏晋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是否体现着一种没有“逻各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什么叫“逻各斯”。在汉语中，“逻各斯”是一个借字（音译），源出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logos。“逻各斯”的意思主要有三层，即规律、本体和本源。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相当于“逻各斯”的范畴就是“道”，儒、释、道三家都讲“道”，宋明理学也讲“道”，中国哲学之“道”主要也是指规律、本体和本源三义。虽然中国哲学中没有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存在着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中国学者最初在翻译logos时没有使用译词“道”，然而当年法国汉学雷缪萨就曾用“逻各斯”（logos）翻译中国哲学中的“道”，黑格尔认为这种译法“是很不明确的”[2](P126)由于希伯来思想的浸入，希腊原初的“逻各斯”秉赋了宗教的意蕴，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圣子”，与“奴斯”（nous）相当，这是“逻各斯”比“道”显得较为复杂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细究老庄之道、宋尹之道和秦汉后的道教之“道”，“道”的宗教意味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中国的“道”常常也被解释为“物”，这正是黑格尔所极力贬斥的。
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乃是“本体论”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的终极本体的学问。《易经》上写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超验与经验二元世界区分的思想。中国人不仅区分了二元世界，而且有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以及“一与多”的思想，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表述。
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人们只知道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首创“哲学”一词翻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义理之学”，而不知早在数百年前，西方人便认定中国的“义理之学”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如，16世纪进入中国的杰出的基督教学者利玛窦就把孔子的道德学说译成philosophy，并指出：“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五百五十年，享年七十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3](P31)另一位传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其1638年完成的《大中国志》一书中也提到了《易经》和孔子，及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4](P59-60)20年后，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在欧洲出版了汉学名著《中国上古史》，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所以，“易学”就是philosophy。[5](P11)17世纪，柏应理写了一本对欧洲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书，即《中国哲学家孔子》，笛卡尔学派的马勒伯朗士撰写了一篇《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他们都使用了philosophy来指称中国的“易学”和朱熹“理学”。至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更是对中国的philosophy赞不绝口，莱布尼茨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6](P133)可见，早在16世纪，西方人就“发现”了中国哲学，这早于日本人西周氏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近三百年。无论是16世纪的利玛窦把中国的“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还是19世纪的西周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都说明在中国的确存在着philosophy这一基本事实。philosophy在两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表现出个性化的差异，但就其一般的本质属性来说则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惑于以名而乱实”或“惑于以实而乱名”，今人在讨论哲学史上的问题时，必须标以“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以示区别。
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有人出来说“中国没有哲学”时，总要抬出黑格尔。足见黑格尔的影子——或者说黑格尔的幽灵一直在中国哲学界上空徘徊——跟它同在的就是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可是，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没有哲学”这句话。相反，他认为中国有一种自己的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一部分《东方哲学》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跟印度哲学、希腊哲学并称为古代的三大哲学系统。的确，黑格尔蔑视东方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东方哲学缺乏深知。他写《哲学史讲演录》本来也是想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其对哲学史的考察的视野之外的，只是由于“新近有了一些材料”，才对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附带说几句”。他认为孔子算不上是一个“思辨哲学家”，在他那里只“是一种道德哲学”（实际上袭用了利玛窦的说法），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P120)然而，他没有否认“道德哲学”也是哲学。黑格尔更没有说《易经》、《老子》和朱熹“理学”不是哲学。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明确肯定了中国哲学，他写道：“……中国人也有一种哲学，它的初步的原理渊源极古，因为《易经》——那部‘命书’——讲到‘生’和‘灭’。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纯粹抽象的一元和二元的概念；所以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7](P141)显然，黑格尔承认了中国有一个和希腊哲学一样的“理性”哲学体系。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正是当年传教士最初把“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的学理依据。当然，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概念缺少“规定性”，或者说缺少确定性，甚至说中国哲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排除这些西方主义的偏见之外，我们发现黑格尔不得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这一事实。
同时，黑格尔认为并非一切思想都是哲学，如宗教、法律、艺术与科学等，虽然跟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每一哲学范畴应该有自己的确定性。在他反复论述了这些问题之后，他指出人类思想应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为人们一般算作科学知识的材料；这乃是理智思维的开端。第二部门为神话与宗教；这两者对于哲学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敌对的，在希腊如此，在基督教时代亦如此。第三部门为抽象理智的哲学，即理智的形而上学。”[2](P58)
黑格尔在考察世界上各种哲学体系时，无法掩饰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他以希腊哲学的传人自居，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P157)事实上，曾经在西欧历史上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人只是晚到十世纪以后才进入欧洲历史的视野，希腊时代，尚无德国民族。但黑格尔出于情感上的需要，自然会以“希腊标准”裁判一切。恩格斯、丹皮尔、罗素等人在提到希腊哲学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湮埋了数百年后重新被发现的这段史实时，无不对阿拉伯人在哲学上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然而黑格尔却说：“关于阿拉伯哲学，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并不构成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有特性的阶段；他们没有把哲学的原理推进一步。”[8](P255)然而事实上在希腊哲学尤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楔进了不少阿拉伯人转述的思想，如亚氏的《论灵魂》，更像是注释者阿维罗伊自己的著作；丹皮尔甚至认为，古希腊的哲学本来就发源于东方，并且极有可能受印度哲学的影响，中东民族，尤其是阿拉伯民族，一直是勾通东西方的桥梁；罗素说，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没有像阿维罗维这些杰出的阿拉伯学者向西方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难以设想，在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国，连一些贵族子弟都大字不识一个，欧洲人何以知晓“形而上学”？
遗撼的是，“黑格尔标准”和“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是一些人最常用的裁判一切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