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防艾路》国内版编辑后记  (注：此处提到的国内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尚未上架即被勒令禁售，成为禁书）
想你想得我肝肠断!周筱赟

浮槎万里，乡关何处?

2011年的春节，我一个人留守阴冷潮湿的广州，蜗居于斗室之中，从除夕夜开始起草这篇后记。窗外的暗夜没有星星，四下一片寂静，除了凌晨偶尔响起的爆竹声外，大部分时间就只有我的电脑风扇的转动声。为了这本书，这样的夜晚对我已是习以为常。
春节本该是阖家团聚之日，而此时此刻，本书作者高耀洁教授却孤身一人，远在太平洋的那一端。宽广的大洋，把我们隔得如此遥远，整整隔了半个地球，我的黑夜就是她的白天。浮槎万里，乡关何处？她喜欢吃的河南烩面和馒头，那里都能吃到吗？正如朱学勤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言，高耀洁教授的远走，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比拟。他们都有着无比高洁的灵魂，以道德的光芒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但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出走后还拥有他的玻里亚纳庄园，而高耀洁在郑州的住宅，可能已不再属于她。春节前夕，我突然得知，老人所居住的那套房子已被收回，她即使回来，也已几无立锥之地。据我所知，那套房子是她儿媳妇的，她原来居住的老式公房于2003年拆迁，只得借住儿媳妇的空房，并坚持付给儿媳妇房租。我实在想不出能以什么理由收回。告知我这一消息的，是一位资深调查记者，与老人相识10余年了，他让我不要发邮件去问，以免她提起此事伤心。但愿这一切只是杯弓蛇影吧。
高耀洁教授以老病之躯只身一人在外漂泊，已非首次。2008年7月初，老人就从郑州的家中出走，先后在武汉、成都、广州逗留，由当地的亲戚、朋友接待。然后经香港赴菲律宾，参加以菲律宾前总统拉蒙•麦格塞塞（Ramon Magsaysay)命名的基金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当9月9日回到广州时，这位时年81岁的老人，已经是离家两个多月了。
老人见到我，显得特别高兴。她说上个月到广州没告诉我，她陆续买了10份广州的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就非常为我担心，想周筱赟是不是因为去了趟汶川震区，就被开除了啊？她说怕连累我，只能在心里担忧，却不敢给我打电话。我听了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们一起出去吃饭。走路时，我搀扶着她，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以前，她走路是坚决不要人搀扶的。最为知名的一次，是她入选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当她沿着台阶一步步蹒跚着出场时，主持人白岩松两次伸出手想搀扶她一把，都被她固执地摆手拒绝。那年她77岁。
白岩松后来回忆说:“高耀洁蹒跚着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的时候，作为晚辈，我下意识地要去搀扶她。可是，两次，都被她执著地拒绝了，这两次拒绝，让老人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又高大了几分，却也催着我自己的眼泪向外多走了一段路程。然而事过很久，每次回忆那拒绝，我都凭空地会觉得更加有力，这可能就是感动的力量。”(白岩松:《感动是一种支撑》)
老人的步履蹒跚，一是因为幼年曾缠足又放脚，二是心肌缺血经常导致双脚浮肿，三是两腿关节都有骨刺。我曾问她是否可以做手术切除骨刺，她说我都81岁了，没啥意思了。因为在“文革”中遭武斗受伤，绝大部分胃切除，她需要随时喝热水，不能吃水果，也无法喝牛奶，而那次她告诉我，她现在连猪肉、鱼肉、鸡肉也没法吃了，一吃就拉肚子，只能稍微吃羊肉和蔬菜。吃饭时，我注意到老人左侧脸颊上有一点划伤，她用手摸了一下，我说去照一下镜子看看。老人突然捂住脸，说:“我不敢照镜子啊!”老人说今年的精力远远不如去年了，每天吃了饭就是睡觉。我问为什么会嗜睡，她说这就是衰老的表现。我虽然安慰了她几句，但心中倍感酸楚。
而她这次远赴美国，我直到2009年11月24日晚才获悉。此前，我知道她为了避开麻烦，于当年5月6日只身从郑州的家中出走，辗转于国内多个城市。其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说她住在北京一位好心的老干部家中。当时有几位媒体朋友想采访她，打不通她郑州家中的电话，便来问我。我问她具体住处，她却不愿说。之前我曾强烈建议她在本书中增补她去南方五省调查艾滋病疫情，以及美国、菲律宾之行的经过等。2009年7月间，她陆续用电邮将文档发给我，说是有大学生帮她打字。但我从未想到，她那时竟与我身处一座城市中一一她赴美前的数月就住在广州大学城附近的农民房中。8月7日当天，也是从广州白云机场启程登机的，去送她的只有一名大学生。
她后来在邮件中解释，“前一段没有与你联系，主要是怕连累你”。每次我的工作环境遭遇困难，甚至我的电话欠费停机，她总会特别担心我的处境，尤其怕因她而连累我丢了饭碗。我总是故作轻松地请她放心，但她仍难免不安。
我询问香港智行基金会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郑荣光，他说我错过了和高奶奶见面的机会。原来有一天，我曾因别的事情打电话给他，还提到高医生，郑荣光说:“我那天想，你如果问我高奶奶在哪里，我就告诉你了。但你却没有问。她说过不要和任何人说，你最终没问，我就没主动说出来。”人生的际遇，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啊。

“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高耀洁教授走上防艾之路，也只是在一念之间。
很多媒体都报道过高耀洁退休前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以妇科手术的技术精湛而著称。在80年代初，她就曾作为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赴北京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与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座谈。但在我见过的所有关于她的媒体报道中，包括她的自传《高洁的灵魂》中，她从未提及此事。我是正好在她家看到一张集体合影，她才与我约略说起。我没想到，她那么早就是名医了。(编者按：高耀洁的培训老师是著名妇产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宋鸿钊，而宋鸿钊师从著名院士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之一)
她自己也对我说过:“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科主任医师，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中华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她于1990年退休后，依然保留了处方权。她治疗妇科肿瘤和不孕不育症的疗效远近闻名，治疗成功者又介绍亲戚朋友前来，以致慕名求治者不断。据我所知，好几位媒体人的妻子就是经她检查治疗而生育成功，而全部花费不过是二三十块钱的西药费。
如果没有1996年4月7日的那次会诊，世间大概就只有病人口中相传的妇科名医高耀洁，也许便没有此后公众视野中那个抗击艾滋病的斗士高耀洁了吧。
那天下午4点，她应学生之邀，会诊一名入院16天而无法确诊的女病人巴秀英。她发现，这位从无吸毒史、性乱史的42岁农村妇女身上，竟然有晚期艾滋病人的特异症状一一卡波西氏肉瘤( Kaposis Sarcoma)。经中国医学科学院检测，病人的HIV抗体呈强阳性。她是因妇科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确诊后，巴秀英拉着高教授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病啊?俺不想死啊!”在视艾滋病为吸毒者、性乱者才有的“脏病”的当年(也许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认为)，谁能想到输血竟会感染艾滋病呢?
从此，高耀洁教授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防艾之路。她用她那双颤巍巍的小脚，踏遍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了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揭开了因大规模商业采供血行为而导致艾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她收到过上万封来信，尤其是其中省外乡村医生的反映，让她坚信国内的艾滋病绝大多数是血液传播，且在农村呈局灶性发病。曾有人批评她的结论仅限于中原地区，殊不知她曾于2004年赴南方五省秘密调查，所见所闻，无一不是“血祸”!她曾反复强凋，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血浆经济”初期，中原地区的农民，很多都是成群结队赴邻省卖血。甚至有人被血头、血霸骗去囚禁，连续几天抽血，直到被活活抽死。
中国第一例确诊的艾滋病人是1985年6月由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为一来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仅仅不到20年，官方报告便不得不承认中国艾滋病疫情已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据2003年12月1日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今天，艾滋病在中国全部省区早已没有空白点。谁能想到，曾被描绘为西方腐朽没落生活方式导致的艾滋病，会让靠土地刨食的农民，因卖血补贴家用而成为最早的一批受害者呢?
德国作家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在小说《黑色方尖碑》中说:“一个人的死亡是死，而两百万人的死就只是统计数字。” 可是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就医费用的农民，又该有多少未经确诊便死亡者呢?既然从未被确诊为艾滋病，他们甚至连做艾滋病死亡统计表格上一个冰冷的数字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王小波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高耀洁便是他们的记录者、代言者和救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