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土改”是“土地改革”的簡稱，其全稱為“土地制度改革”，有暴力和非暴力兩種方式。在中國，提到土地改革這一事件，通常是指中共在1947—1952年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暴力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肇始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1926年，那時中共在湖南等南方一些省搞農民運動，稱“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漢召開會議，確定今後“土地革命”的方針，直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前，中共在“五四指示”中提出“土地改革”這一概念。1947年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在其制定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正式使用“土地改革”這一名稱。
1953年起中共在全國範圍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中推行合作化，各家農戶的土地一律集中到生產隊，變為生產隊集體所有，進行集體耕作。1956年中共頒佈《農業發展綱要》，由低級社升為高級社，土地由生產小隊所有變為生產大隊所有。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土地由大隊集體所有升為公社（鄉）所有，農民的自留地也被取消。隨後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這是中國農村持續十餘年生產關係嚴重破壞所造成的嚴重惡果。1962年土地由公社所有又降為生產小隊所有，並恢復自留地，且承諾三十年不變。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又作了重大調整：土地仍屬集體所有，但分田到戶，恢復到土改前的各家農戶自行耕種，再次承諾三十年不變。從1953年到80年代的土地制度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也應屬於土地制度的改革。
所以，中共的土改，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和兩種方式的改革；1947—1952年及以前的土改可稱為原本意義上的土改，是暴力土改；50年代至80年代至目前土地關係的變化和調整，可稱為廣義的土改，和平的土改，是將土地個體耕種升到集體耕種，再回復到農戶分散自主耕種，將農業生產關係退回到建國之初或建国之前的狀況。
中共靠暴力土改取得政權，但和平土改一挫再挫。土地共有集體耕種，這一公有化的社會主義實驗以失敗告終。幾億農民以二十多年的饑餓、貧困和不斷抵制、抗爭才換來了自主耕作、自主經營的權利。今天我們基本上能得到溫飽，是這種抵制、抗爭、餓死，致使中共讓步的結果，其功勞應歸人民，特別是應歸受苦的農民。
但現今“集體所有，分田到戶”的改革方案並沒有解決農村所有權問題，至今農村甚至全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矛盾乃至衝突，無不與土地制度有關。房價長期暴漲，土地財政畸形發展，都起因於土地制度。集體、國家控制土地，以土地為資本發展經濟，加上權力過於集中，勢必造成權錢交易，這是我國當今政治腐敗的重要根源。
地主一族的財富，本是勤勞合法所得，中共要打天下，解決其財政、兵員、士氣諸問題，把地主作為打擊對象，作為犧牲品，本是缺德的事；還憑藉掌握的高度龚断的宣傳工具對其大肆歪曲、炮制假典型；又不按自已制定的法律辦事，亂劃、亂鬥、亂殺；在土改鬥地主、分土地過程中，愈積極者愈得益，必造成私欲膨漲；醜化地主的不實之詞鋪天蓋地，且成為鬥倒地主的根據，弄虛作假變為合法；中共加在地主頭上的所謂剝削“罪狀”同樣是現今社會生產經營的方式，因此地主的犧牲是對中共奪取政權的貢獻，但中共除沒收其財產外，還受到了長期專政，有的還遭殺害。中共這些舉措都與中華民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道德背道而馳，都是造成我國當今道德崩潰的重要根源。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那時國人的精神文明與現在相比，貪污、詐騙、假貨、訴訟少了還是多了？是進步，還是倒退？該決議是成功，還是失敗？近年聯合國有關機構就世界各國國民道德素質、誠信度進行評比排名，我國均排在160位以後；密西根大學、猶太大學、蘇黎世大學聯合評比竟列為最後一位。這與我文明古國、泱泱大國實在不相稱。有學者撰文：《土改，中國傳統道德崩潰的開始》，不無道理。要恢復重建我國的傳統道德，遠不是像經濟建設那樣，體制一改就能見效。這是千百年來的系統工程，要多方配合，尤以執政者要以身作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非但是我國長期來面臨的重大問題，而且是難以解決、國人較為悲觀的問題。其起因在於土改。
孔子說：“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道德敗壞，後患無窮。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7-9月，湖南省零陵地區（現改稱永州市）發生了群眾性殺害或被迫自殺以地主為主的四類分子共9323人，其中有其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致傷致殘2146人。此類族群對立事件在北京、廣西等多地亦有發生。造成這種後果，主要是對地主的醜化，土改中得利者心虛，以為這些階級敵人時刻夢想變天，先下手為強。其根子顯然也在土改。
我國群體觀點對立的嚴重性，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彼此幾乎截然相反，這在世界上不是獨一無二，也是極少有的，它必潛伏、孕育著更大的危機，這是和諧社會建設所不容。主要原因是真相不透明，缺乏彼此平等的對待和交流，這種狀況恰是土改時留下的文化、傳統和惡習。
土地荒蕪。我每次回老家，沿途或家鄉，不論是我村或鄰村，在這人多地少靠精耕細作的地方，竟有不少土地荒蕪。原因固然較多，其中土地為集體所有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起因也在土改。
現今我國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糧食依賴進口，優良品種寥寥無幾，與發達國家的發達農業相比，我國的農業危機四伏。起因也是暴力土地改革。
在為“消滅剝削”的暴力土改中，被鬥死的、自殺的、槍決的、坐牢死的（不包括1927-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時期）地主分子，學者估計有200餘萬（2019年9月19-20日在紐約舉行的有我國多名學者參加或發表書面論文的“關於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國際研討會，認為在建國後的這場政治運動中全國共殺了470萬地主和鄉紳）。暴力土改後，為“不再發生兩極分化，共同富裕”，強要農業生產集體化。在這集體化中，特別是大饑荒年代，餓死了近四千萬人（學者資料），甚至引起人相食的慘劇。其次，由於對造成大饑荒原因看法不一，導致毛、劉分裂引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致死二千萬人（葉劍英語）。再加上其他為争奪政權、鞏固政權致死的，據學者估算，自中共掀起土地革命以來，非正常死亡的共有8000餘萬人。而現今土地恢複各家自耕，工廠、商店仍由私人開辦，過去認為出租、雇工、借債等是剝削行為又得到中共的鼓勵和支持，貧富懸殊更大，“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有“公正”一條，對前人對歷史要不要公正，當然要，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還前人公正，是重建傳統道德的首要一步；還歷史真實，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前提。
因此，對產生這些問題的源頭——暴力土地改革進行探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給它客觀評價，目的是以史為鑒，開創和諧美好的未來。筆者能真實地提供暴力土改中的一些基本素材，是盡社會責任。
筆者在母親1992年去世後悲痛之余曾動筆書寫《母親纪事》，以作為家族傳承，寫了兩三個月後難以收筆。恰時筆者已開始編寫當時國家急需的《石材大全》，權衡再三，停下對《纪事》的書寫。1998年《石材大全》出版後又忙於發行，無暇於續寫《纪事》，但總覺得時代對筆者母親太不公正，于2001年夏寫了《紀念土地改革50周年，要求給我地主母親平反》一信（附本書末），給中共中央等各級領導，但久未回復，看來不予理采。2002年，因《石材大全》一書讀者反映較好，中國石材工業協會下文要求筆者修訂再版，以作為本行業具有指導作用的大型工具書。2004年再版《石材大全》出版，2008年再版發行基本結束後，筆者才續寫《纪事》。在書寫過程中，為了能更客觀地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又使這一具有風險的敏感問題經得起檢驗，再者對2001年筆者就土改給各級領導的信未予理采，很想就這一問題作較詳細較全面的闡述，查閱了較多資料，走訪了不少知情人，其內容遠不限於筆者母親，遂改名為《地主》，于2015年由黃河出版社出版。出版後讀者評價較高，有的說該書對中華民族作了重大貢獻，有的說自1949年建國後第一次看到這本如此真實的書，紛紛要求筆者再版並多多發行，筆者還感到該書有所不足，著手修改再版。2016年初國家石材業領導又要筆者修訂再版的《石材大全》，又只好停下對《地主》的修改。2018年夏第三版《石材大全》出版後，對《地主》的修改才得恢復。修改稿基本完成後，筆者又與黃河出版社聯繫再版。其主編答覆：“蔡老師，你好！目前政策卡得嚴，這類書不讓出版了。”2020年初，加拿大峽谷出版社獲悉筆者有此書稿，願予出版，通過本書序言作者應克複先生轉告筆者，方成此書。
歷史就應真實，真實才能做到“以史為鑒”，真實才有力量，真實才能完美，只有真實才有益於人民，有益於國家。這是筆者寫此書的宗旨。
本書編寫得到陳文、應克復、趙尚理、戴相尚、方斌澤等先生的指導；得到倪明瞬、李宏治、張增連、蔡繼來、陳蕉芳、杜彥友、蔡澤多、朱雲登、許從平、錢再渺等眾多鄉友提供資料；並引用較多作者的文獻；《勘誤與商榷》一書作者、證實了《辭海》中的“四角號碼索引”存在著2800多個自相矛盾等錯碼或失誤碼的楊新安老師對本書中的錯別字等問題作了較多改正；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哲學所研究員應克復先生為本書寫了序言，在此一併深表感謝！
為資料翔實、客觀而說明問題，書中提到某些當事者，不論正面、反面，是褒、是貶，筆者都無惡意，敬請諒解。
由於個人閱歷、學識、修養有限，書中必存有偏見和錯誤，懇望大家不吝賜教。







作者
                       2020年7月9日

封面照片說明
近處樹下左側有一丘1.7畝的土地，土改前為筆者家所有，是筆者家最大的一丘水田，也是一丘良田，冬種小麥夏種水稻。樹下該田角落處還有一口人工井，用來旱天時提水抗早。該水田土改時被沒收。後來水井圩塞，2014年筆者經過此旁時已是種蕃蒔的旱地。2020年5月31日筆者經過此地時，已是雜草叢生的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