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烧鸡”惹了祸

“笃笃笃……”刚才一直像凌晨的太平间里一样寂静的林子里，忽然有了巨大的响声，而且就像是在我耳边响的。震得我头懵，猛地把我吓了一跳。什么声音？哪儿来的？
尽管我还没接受过军事训练，却也本能地赶忙蹲了下来，同时不由自主地把刚领到手才几个小时的AK-47枪口指向前面，并立刻打开了保险机。
然而往前面仔细查看，似乎没一点儿情况。几缕月光透过头顶上树叶的缝隙洒在草地上，形成几个白色的圆圈，还是和刚才一样静悄悄的。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执行真正的战斗任务――潜入敌后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个“活口”。这真要好好谢谢陶中尉了，是他向上级领导建议让我留在越南，也是他建议让我和他一起执行这次任务的。灌木丛中只有我们俩。
“笃笃笃……”巨大的声音又响了。刚才我看清楚了前方和左面右面都没情况，这次我就扭转了头往后看了看。扭脸我就看到从树叶缝隙中漏下的月光照在陶中尉那张扁平的方脸上，他一改往日的严肃，变成了嘻皮笑脸，右手中指还伸在我头的上方没缩回去。哦，原来是他刚才在敲我头上戴的钢盔。我一把抓住他还想再敲我钢盔的手，左手竖在嘴唇上做了个肃静的姿势。有事你就拉我一下，给我比划比划，我不就明白了？为什么非要敲钢盔，不怕暴露？
没想到“笃笃笃……”的声音忽然变了，变成了“咣咣咣咣……”。周围好象还有不少人在大声叫喊着什么。难道是被敌人打了埋伏吗？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向前又仔细看了看，还是没发现任何异样的情况。再回头找陶中尉时，发现他已经不知道跑哪儿了，好象他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领导都跑了，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什么用？那就向他学习，也赶快撤退吧，得保住革命的本钱嘛。总不能没抓住敌人的俘虏，自己倒被敌人抓成俘虏了。赶快往回跑吧！
然而此时却发现我的双脚像被绳子紧紧绑住了似地，根本拉不开步子，耳听得喧闹声也越来越大。急得我直想喊陶中尉你在哪儿？我怎么办？……这时我忽然焦急得清醒了些，费劲地睁开像是胶粘住一样的眼睛：哦，原来我是在做梦。
睡觉以前跟张建华一块儿喝的那半瓶酒（按惯例，两人一瓶酒每人喝半瓶）还在肚子里发挥作用，搞得我反胃恶心脑袋发懵，真想闭上眼睛继续睡下去。但“咣咣咣……”的敲门声却是实实在在的，伴随着强烈的敲门声，门外有人大声叫唤：“……开门了开门了！快点儿开门！我们是派出所查户口的 ，再不开门就砸了啊……”
唉哟，早不来晚不来，瞅着我趁着酒兴做着好梦的时候来查户口，真扫兴！但派出所的来查户口，这门还必须得开，不然的话他们真敢把门给砸了。我撩开被子，光着上身只穿裤头，拖拉着鞋子三步并两步窜到门口，把门锁一拧开就又立马蹦回了床上，钻进被窝就把被子拉到了下巴上。
天冷，还是被窝里暖和。这阵子经常查户口对笔迹，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反正我虽然没户口本，却已经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几年了，怎么查都行。
没想到我的脸马上就被一道强光给罩住了，紧接着就被一双有力的手给拧出了被窝，容不得我反应，我就从床上被脸朝下摔到了地板上，一个膝盖立即就压到了我后脑勺上，把我的脸压得紧紧贴住了地板，把我的鼻子顶得酸疼，鼻血也流了出来。我使劲扭了一下脸，让右脸颊贴在地板上承受膝盖的压力，这才把我的鼻子解放出来。容不得我想是怎么回事，紧接着我的右手就被拧到了背后，“咔嚓”一声，我忽然就明白了：这是在给我戴手铐呀！
怎么会是这架势？不就是查个户口吗，怎么把手铐都用上了？
“咔嚓”声又响了一下，左手也被铐上了。我双手都不能动了，后脑勺的压力就消失了：那个用膝盖压我脑袋的人站起来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有一道强烈的光柱在墙上晃来晃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后来那道光柱就钉死在电灯开关的灯绳上不动了。一只手伸过去拉了一下灯绳，电灯光就代替了手电筒的光柱，满屋光亮。没人压我了，我就试着翻了身坐了起来。
“别乱动！听见没有！”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喊了一声。我从眼角扫了一下，看到他们是俩个人。一个低个子手里拿着一个能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老百姓俗称“五节电”）正在推上开关。
那个高些的警察（就是给我戴手铐的那个）把指我鼻子的手缩了回去，眼光就落到了桌子上的一个绿挎包上。他动作迅速地冲到桌子旁边，掂起了挎包晃了晃。从他猛然间高高扬起的右手来看，他本来认定挎包里装的是比较重的东西，却没想到是空挎包，所以动作就太大了些。
知道了挎包里没他想找的东西，他不满意地瞟了我一眼，然后把眼光垂到了我的床下，就往下一趴，右手往前一扒拉，就拉出了一只纸箱子。箱子原来是装肥皂的，是“矛盾”牌肥皂。他把纸箱子往下一倒，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就都展现在地板上了。说是所有的东西，其实只是几件换洗的衣服：两个裤头，一件衬衣，两双袜子。高个子把那几件衣服一件件仔细地扒拉过来捏过去，就像里面可能藏着重要的机密文件或是特务情报一样。
低个子警察也没闲着，电灯亮了，他的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就没用了。于是他把“五节电”像背步枪一样往背后一顺，上前就把我的被子掀起来，像西班牙斗牛士冲着发怒的公牛挥斗蓬那样，把我的被子在空中使劲甩了几下。看到里面没夹带东西，就把被子往地下一撂，顺手把褥子抄起来，按照甩被子的架势也使劲甩了几下。看还是没夹带任何东西，就把被子褥子重新又撂回床上，把“五节电”顺到前面打开开关，趴到地上用“五节电”在床底下晃了起来。
瞎晃个什么嘛？床下只有那只纸箱子，让高个子警察拿出来后床下就空空如也了，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知道。低个子警察纯粹是装模作样。
这时高个警察对所有衣服的检查也结束了，开始扭着头四处观察，从上到下东西南北转了好几圈，然后眼睛盯住我，失望地问：“就这了？”
“就这间小屋子。”我不知道他想找什么。但这间八九平方的屋子里只放着一张床，一个没有抽屉的三斗桌，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不都明摆着的吗？”
“老实点儿，枪呢？把枪交出来！”他紧接着问。
“什么枪？”
“手枪，就是今天下午你装在书包里带回来的那支‘烧鸡’。”他从桌子上拿起来那只空空如也的绿书包，在我脸前晃了晃。
“手枪？烧鸡？”烧鸡？……烧鸡？哦，明白了明白了：天快黑我回到院里的时候碰见了张建华，我让他晚上带瓶酒来找我弹吉它唱歌侃大山。当时我拍了拍斜挎着的书包，大声说我这儿有只烧鸡，意思是他带瓶酒来也不吃亏。跟张建华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院居委会的桑主任正从眼角处露着余光，偷偷地盯着我从我身边慢慢走过，没想到她当正事汇报给派出所了。
 “嘿……你们搞错了。”我略带嘲弄味地笑了笑，用嘴呶了一下桌面上的骨头。“那不是嘛，就是那只烧鸡，昨天晚上都啃完了。”
桌子上铺开的黄草纸上面摆着散乱的烧鸡骨头，旁边是一只《二锅头》的空酒瓶，再边上还有一把38吋的《红棉》牌吉它，都是我和张建华吹牛皮侃大山的佐料。
“嗯？”高个警察似信非信，看了一下我，然后把脸往桌面上凑了凑。
“真是烧鸡？不是手枪？”身后那低个子警察探身上前抖了一下昨天包烧鸡，现在放着鸡骨头的草纸，回头看了一下我，态度有些愤愤了，似乎是我欺骗了他们。然后又环视了一下整个屋子，气愤愤地冲到我面前，用手指头使劲点着我的脑门大声说：“小子我警告你：以后不准你再把手枪叫烧鸡！听见没有！”
“我……”我一边躲着他的指头一边分辩：“我可没把手枪叫烧鸡呀。你不也看见了嘛，这真的是烧鸡，不是……”
这可绝对不是我的错，我没有给手枪起外号的爱好，给手枪起外号都是别人的事。手枪有好几个绰号。过去（包括解放前）不少人都叫它“二斤半”，那是相对于七斤半重的步枪而言的。“背上二斤半了”就意味着不再背步枪改背手枪，言外之意就是当官了。还有人叫它“苕秫疙瘩”，那是因其形状有些像扫床的苕秫疙瘩而得的外号。而且烧鸡是众口铄金的美味，这二年就兴起了把手枪叫成“烧鸡”之风。简单明了容易上口，所以这叫法在文化大革命 中自从开始抢枪以后就普及了。现在不光是学生，连许多大人都管手枪叫烧鸡。不过这回我可真没把手枪叫烧鸡，这回真的是可口的烧鸡。
叫外号有错吗？那是老百姓兴起的习俗嘛。比如说吧，管香烟叫二十响（每包二十支）管酒叫手榴弹（外形极像），几乎是世人皆知的常识。如果你去找别人办事时，有人提醒你一定带上二十响手榴弹，你肯定知道那是让你带上贿赂人家的香烟美酒，以便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让人家“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你想办的事情。绝对没一个人会理解为让你带上真的二十响手榴弹，去威胁人家逼人家跟人家玩命让人家给你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