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耀洁如此谨慎，还是不免受骗上当。有一个自称热心公益的尼姑，从深圳跑到中原农村调查艾滋病，高耀洁让她住在自己家中。但该尼姑后来到处寄信推销螺旋藻，号召一次性打入3500元到某厂家账号，加入“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螺旋藻増加营养”的计划。事实上，腹泻病人不宜服用螺旋藻，而艾滋病的常见症状就是腹泻。更离谱的是，该尼姑没有受过任何医学训练，竟在疫区给病人针灸治疗艾滋病，这种做法唯一的后果就是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高耀洁觉察有异，立即和她断绝了往来。 而另一个高耀洁曾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李×，最终却让她很受伤。这种伤害既是心灵的，也是身体的。李×原是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在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中原农村艾滋病的现状，便放弃学业，在疫区成立“东珍孤儿学校”。我曾在高教授家见过他几次，是个瘦瘦的小伙子，来找她拿防艾资料到农村发放。 我和高教授一样，本来对李×印象不错，为他的活动捐过钱，觉得他为了防艾事业做出如此牺牲，实属不易。但后来渐渐发现，他为人比较偏执，不顾及他人感受。2005年5月，我作为出版社的编辑陪同高教授参加全国书市，回到郑州已是晚上10点。我把她送到家，让她早点休息，就匆匆告别。出来在小区门口遇到李×带了几个人要去找她，我说高教授刚坐长途火车回家，非常疲劳，如非急事，能否第二天再去找她?李×却说今晚一定要见她，花不了多少时间。第二天我见到高教授，她显得非常疲惫，这才得知，他们又把老人折腾到半夜。 后来，我逐渐听说了防艾圈内对李×的诸多恶评，涉嫌挪用捐款、欺骗志愿者、夸大救助成绩、不顾反对，利用未成年感染者炒作等等，对于这些只为博取个人名利，而非真心救助感染者和孤儿的行为，我有些半信半疑。到了2006年4月5日，在高教授的老伴郭明久病危期间，李×把高教授拉到清华大学去参加“东珍”组织的活动，我提出反对，但高教授还是去了，在返回郑州后不久的4月10日凌晨，郭明久老人即不幸去世，她非常自责。 李×不仅毫无内疚，还公开扬言称:“高耀洁不是还没有死吗，为什么不继续让她给我们做讲座呢?”对一位刚经丧夫之痛的八旬老人，竟说出如此冷血的话来!更让我忍无可忍的是，2006年10月初，李×安排高教授到南京高校演讲，事先说好只有一两所高校，到了南京才告知9天的日程中竟然安排了12所高校，且事先已贴出海报，让她不得不疲于奔命。我明确表示反对，李×却教训我不懂老年人心理，说老年人就应该到处走走，否则太闷。不仅如此，南京高校讲演后，旋即安排她到上海各高校继续11天10场讲座。在上海进行几场讲座后，高教授中途在房间喝了一杯茶水，突然发生大吐血。这才取消了原定的广州高校之行。 我在广州听说此事后，当即给高教授写了长信、打了电话，陈述了圈内对李×的种种恶评，建议她别再和李×来往。老人向我说了她的苦衷，她说，这些事情她都知道，但李×至少还做点事，其他组织更糟糕。她现在身体很差，腿脚不便，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只好希望通过他们了解疫情的最新情况，把书和资料送下去。直到2007年赴美领奖，李×和他的“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彻底打破了高教授能够容忍的底线，她才终于和他们断绝了往来。李×派人作为翻译陪同高教授赴美，但此人完全不能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封锁高教授和外界的信息交流，还要以高教授的名义为“东珍”拉赞助，还要求她把几本书的版权授权给李×，让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汇到李×的私人账号，再加上有人向高教授明确证实，李×以救助尉氏县孤儿名义募得某基金会的捐款，根本没有用于孤儿，终于导致她的“仁者之怒”，回国后于2007年4月26日发布《我的“三不原则”》声明，宣告结束了他们之间七年的“防艾友谊”。 还有人远不止此。有人自诩为艾滋病人的代表，将给高教授送钱买电脑的照片公布于网络(这笔钱高教授全额奉还并支付了利息)，自称与高耀洁联手揭开了“血祸”真相。实际上，此人并未深入调查艾滋病村，只是在北京用钱购买一些农民提供的资料，向不知内情者吹嘘，竟获得大量国外捐款。而他自己，几年前已搬入北京的豪宅。 当欺世盗名者众，方显高耀洁的特出于世。她是我所有见过的名人中最为彻底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我并非在贬低任何人，那么多人也在为公众利益呐喊呼吁，但每当我和他们进一步接触，就会发现他们总有或多或少的功利考虑和个人盘算，不是那么纯粹。这本是人之常情，不必多得苛责。高耀洁在美国，就见识了这样一场闹剧:与她一同出席杰出女性颁奖仪式的另三位知名人士，为了谁来作为代表致答谢词多次争执，甚至发展到肢体冲突，后来还向大会组委会抗议，质问为什么发布会上记者都向高耀洁提问而冷落了她们。而她们在囯内经常以呼吁关注农村贫弱妇女、为打工妹维权等而见诸报端，让我觉得十分滑稽。所谓关注弱势群体、坚持底层立场，对于很多人，不过是一种表态需要或工作需要，而非实际做人的原则，并不当真。 而当我进入高耀洁的世界，发现她简直就是道德上的完人。她不畏强权，愈挫愈勇，胆识非凡，她有着坚强的意志、不屈的信念，以及果敢的行动力，最关键的是，她言行合一，绝不说一套做一套，明知说出真相的后果，仍拒绝说谎。她说过:“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这些要求，她自己首先完美地做到了。我也是受她伟大的人格魅力感召，才决心自已也一定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她完全到了道德洁癖的地步——她曾在北京与名满天下的蒋××医生见过面，相谈甚欢，后来她在一件事上对蒋医生略有微词。而这件事竟然是，在高耀洁获奖之后的2004年，蒋医生也曾获菲律宾的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他拿到奖金后，即开始游历全国名山大川。在我看来，奖金不同于捐款，完全是个人资产，可由个人自由支配，这根本无懈可击，但高耀洁对于自己获得国际奖项的奖金，全部用于防艾事业。她甚至痛骂向她要钱买汽车的外孙“滚蛋”，她说这些奖金是国际社会对她投身防艾事业的肯定，所以必须全部用于防艾，不能用于个人享受。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一直支撑着高耀洁呢?她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呢?尽管她一直强调自已是个失败者、牺牲者，但明知失败却不改初衷，这不正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精神吗? 高耀洁1927年出生于山东曹县的世家大族，是清末翰林、著名学者徐继孺的外孙女，幼年时即受儒家典籍的熏陶，七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她至今还能大段大段背诵《诗经》、《孝经》、《礼记》、《论语》、《孟子》和《唐诗三百首》等等的句子。每当这时，来访的记者都最为头痛，因为拗口的古文和她浓重的开封口音(1939年因日军入侵而举家移居开封)往往让他们什么也记不下来。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是儒家典籍中对她影响至深的一句话。她到大学做防艾讲座，几乎每次她都要说:“孩子们，我对你们就一个期望，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她对于诚信有着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本书原名《十年防艾路》，她非要在2006年4月7日之后交稿，说否则不到十年，会被人说成造假。我说可以提前交稿，至少可以把写好的部分先发给我处理，因为书籍的编校出版需要很长的周期，只要在十周年那天之后发行，就不算造假。她还是坚决不同意。 从不轻易答应别人，但答应了就一定要履行诺言，这就是古人“重然诺”的风骨，也是高耀洁的立身准则。《后汉书•申屠刚传》云:“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所谓“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就是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遵守承诺。十余年来，她坚持血传播的观点，频遭“过时”的批评，她却信守承诺，不说出那个秘密。她曾对媒体说过:“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我为什么一直说血液感染的艾滋病人多呢?因为我有证据。”这个秘密是什么，连我也长期一无所知。 后来她隐约告诉我，她曾到南方调查，所见也全是血传播，但为了保护参与调查者，不能公布详情。直到2009年3月26日，我在编辑书稿时感觉应该增补，给她发去邮件建议，我说只要隐去参与者的真实信息，就不存在问题。她终于被我说服，在4月16日回复邮件表示同意，这已距离那次秘密调查整整五年了。收入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秘密调查南方五省艾滋病疫情》，就是有史以来高教授首次披露这次秘密调查的来龙去脉。其实，高教授答应的是对参与调查的志愿者的身份保密，而非对这次调查本身保密，她本无必要对此守口如瓶长达五年之久。我最痛心的就是所有的调查资料被她老伴付之一炬，高教授身边缺少一个得力的助手，若在第一时间把原始资料录入电脑或拍成数码照片，这些资料又何以不存于天壤间呢?即使到现在，如有有心人，完全可以找到当时的15名志愿者，在不披露他们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让他们回忆调查的过程，尽可能恢复当时的状况。高耀洁的回忆中明确说志愿者保留了当时的照片作为纪念。 高教授多次自称是“儒学的信徒”，身体力行着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知行合一的完人，但有时也让人啼笑皆非。2007年年底，我曾经一度想辞职去郑州，照顾老人的日常起居，整理她的文稿，不要任何报酬，只要她提供食宿即可。她说不能耽误我的前程而使我放弃工作，没有同意。而她另外一条拒绝的理由就让我哭笑不得了。她对我说:“现在老头去世了，你是男的，所以不能住在我家里。”她以前还多次和我谈及，她做妇科医生时，病人家属都是男的，医生需要找病人家属谈病情，每次谈话时，她都把办公室门打开。她说女人一定要守妇道。 我看来，儒家的道德标准往往过于高蹈乃至苛酷，非常人所能及。而成为社会规范，又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于是儒家往往批量制造着道德君子。现在有不少论者倡导儒学复兴，我想，儒学若能救中国，中国早该是强国了，何以等到现在?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何须引进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上世纪70年代末，又何须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如果儒学能内生出德、赛二先生，用两千年的时间孕育都还不够吗？光说道德层面，近年来，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如黑砖窑、三聚氰胺奶粉、奴工基地、拐卖儿童致残乞讨等等，不断击穿国人的道德底线，难道是因为当下儒学不彰吗？可是，欧美国家并无儒学，显然公民的道德意识更高，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然而，我对于儒学的质疑，到高耀洁教授身上，却是那么苍白无力。高耀洁表里如一地做到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她是一个标准的儒者。知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用经济学模型作为分析儒家思想的工具，见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1月13日)，极富创见，他又曾将一笔稿费用于高教授的防艾资料的印刷，于是我向他说起我的困惑，他的点拨让我豁然开朗—一高教授的精神是各个文化都共同推崇的，而非儒家所独有。他说: 关于高医生是一位很标准儒家人的说法，我其实有一点不同看法。除了“名分等级”秩序之外，儒家关于做人原则、行为规范等等的内容，包括仁义礼智信，是各宗教、各文化体系都共同的东西(比如说高医生的行为，为什么能得到，或者说更得到，西方社会的赞许和敬仰呢?)，不是儒家特有的，更不是定义儒家体系的内容，所以，我不把高医生在“名分等级”秩序之外的为人用来评判儒家价值的可取与不可取，这些是普遍的价值(universalvalue)的内涵。儒家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核心在于：以血缘、代际、年龄、性别定义的“名分等级”秩序。 不少媒体谈及高耀洁教授和她的防艾事业，喜欢用“一个人的战斗”来形容。这一评语，最早出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1年5月3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颁奖仪式上说“今晚，我们要向她的一个人的战斗——在中国乡村推行艾滋病教育工作——致敬。” “一个人的战斗”虽然值得称颂，但中国艾滋病的盖子，却要一个耄耋老人来揭开，并仅凭一人的体力、精力持续十余年奔走呼喊，我们究竟是该为此感到庆幸，还是感到悲哀呢? 高耀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荚雄，正因有了高耀洁的出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为之大变，无数艾滋病人和孤儿的命运得以改变，但只有一个高耀洁的时代却是可悲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第13场有一段对话:伽利略的学生安德烈亚感叹:“没有英雄的国家多么不幸啊!”刚经过宗教裁判所审讯的伽利略回答:“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贝托特布莱希特著，丁扬忠译:《伽利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我辛苦辗转的生活 我和高耀洁教授相识，至今已近9年。记得那是2002年5月，我还是一个在大学读研的热血青年，看到媒体开始出现对中原艾滋病疫情的报道，便给高教授写了信，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她回信要我别去，可我还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她担心我的安全，坚决把我赶走了。 此后，她多次到上海高校讲演，每次都提前通知我见面。从此与她有了频繁的联系，偶尔帮她做一些助手性质的工作。2005年，我作为责任编辑，经手岀版了她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她对此书的编校质量非常满意，在各种场合谬赞不已，认为是她当时已出版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或许是因此，她才会一直对我高看几眼。有一次，在郑州她家中，她向我背诵起《唐诗三百首》中的《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偏巧此诗我略有所知，便说出其中哥舒、临洮的典故，让她很是意外，后来还和别人屡次提及。 但我想她对我一直信赖有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今为上，我从来没有利用她获得任何名利上的好处，连一丝这样的想法都不曾有过。反而是因她受过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都是有惊无险，不值一提。 高教授是道德的高标、行动的巨人，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而我却实在对不起她：高教授的这本《我的防艾路》，从2006年4月第一稿完成，到现在终于即将出版，已经过去快五个年头了。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寝食难安、心急如焚，想让此书早点刊布于世呢？然而往往身不由已，不得不为稻粱之谋啊!这五年，于我人生变动最巨——从上海南迁广州，从出版社到月刊，再到报纸。尽管摆脱了一早打卡坐班的痛苦，但从业媒体的出版周期却从数月到每月再到每日，频度越来越高，我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越发碎片化。每转入一个新的工作，须全身心投入，至少刚开始的大半年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作为媒体人，我每天工作到凌晨才能下班，而休息日则要忙于寻找选题、联系作者，让人疲惫不堪。我主持的“历史评论版”曾获一项业内评选的编辑金奖，也算对得起我的本职工作了。等工作略为安定，想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整理书稿，连出差时都带上，后来发现是徒劳。我需要是大块的时间，以保证我连贯的思维，一两个小时根本还无法进入状态。这次若非春节长假，我怎么可能有连续十来天可以将夜作昼、废寝忘食地全天投入书稿的时间呢? 到2007年年底，这种状态让我极其焦虑，向高教授承诺的出版时间一拖再拖，当时正值我的职业生涯转折点，于是决意要辞职去郑州，住在她家整理书稿，估计三个月全身心投入即可完成。因为《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的书稿，就是我花费三个月，每天加班到深夜完成。但那时在出版社工作，可以把整理该书作为本职，现在却不是了。如果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陷入琐碎的庸常生活中，该有多好!而高教授身边一直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也让我觉得有必要做出这个决定，“嬴粮景从”高教授这位“山东豪俊”(贾谊《过秦论》)。2006年之后与她同住的女大学生照顾她的生活，帮她录入文稿、收发邮件，算是助手，但我发现她竟连下载邮件的附件都不会。她只会使用某一特定的电子邮箱，我帮高教授申请的新邮箱，特地写下使用步骤，她却因那张纸条丢失而不会使用，简直让我哭笑不得。只可惜，高教授以儒家的“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为由拒绝了我的建议。这五年来，为了这部书稿，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常常整晚对着电脑枯坐，到凌晨零点之后才能进入状态，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七八个小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直到东方渐白，才完成一节书稿的整理加工。最为悲惨的一次，是我的这台旧笔记本电脑突然蓝屏，我辛苦整理五六个小时的成果因未及时保存而全部消失，只能强打精神从头再来。整理书稿之所以如此费时，有诸多的原因。首先是文字上存在的问题。高教授当初为了替“文革”中因她蒙冤入狱的儿子和自己(她在“文革”中曾因为为未婚妇女“非法堕胎”而被劳教三年)写诉状，曾拜师学习写作，但可能那位老师是文学青年出身，以致在她的书稿中即使对话，也出现大量文绉绉的书面语，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她经常喜欢大量使用省略号，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她经常用“但是”、“所以”之类的连接词，但上下文却没有转折或因果关系。书稿的一些段落之间，往往上下没有逻辑关系，我也做了调整。她还喜欢用成语，但有时用的并不恰当。比如她说艾滋病人要注意饮食和休息，不能“废寝忘食”，这显然是误用。又如，她写赴古吕镇的艾滋病村调查被司机“放鸽子”，后来雇的司机说“今天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见到”，并坚决少收50元钱以示敬意。“所作所为”虽然字面上是“所做的事情”之意，但通常多带负面色彩。而且，“所作所为”作为书面语，从一个司机口中说出也不符生活常态，我便改为“今天你们做的事”。其次是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她文稿中涉及大量时间、地点、人名，多有前后不统一之处，凡是我发现有疑问者，都要向她核实或找可靠资料核对。比如，她和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的会面，她原稿写作2007年2月23日，但我查到最早的公开报道为2月23日发布，写明是2月22日会面，显然记者不可能未卜先知，当为她记忆有误。她常常记不确切一些活动的具体名称，如2009年4月，她本来要去上海参加“《南方周末》等新闻单位的奖项”我在网络版一页页翻阅《南方周末》版面，却未能找到该活动的预告。后来突然想到当时有《南方周末》记者和我联络过此事，忙去查聊天记录，并以此为线索在网上查找，终于确定具体名称是“‘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暨南方周末25周年庆典”。她喜欢给骗子取一些古怪的化名，如“点子”、“雄财”、“雌伪”等等，我觉得这样的化名，有损本书真实性，即使用化名，也应问清真实姓名，以王×、张×这样的格式表现。还有一些事实错误，如她原稿称“美籍华人、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数授，晚年在天津大学度过”，我查到确切材料，陈省身教授在2000年归国后，定居天津的南开大学，而非天津大学。为了核对一个事实，或在手头的资料中查找，或在网络上查找，常耗费我好几个小时。比如她提到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白岩松两次出手来想搀扶她，我突然在网上看到有人的文章言之凿凿是三次。我虽看过那次典礼直播，但实在不可能对这些细节记得如此清晰，先找寻我保留的光盘，遍寻不获，后在视频网站上找到这段视频，确认是两次无误。如此又费去近一个小时。我在联合国的英文官方网页上找到安南讲话的原文，但为了与人讨论最佳译文，又是费去一两个小时。她书稿中引用的报刊报道，常常不标明出处，我都会一一找到原文核实，发现不少错误。我每次发现有新的采供血导致艾滋病的报道，也都会发给她。 2005年12月11日，她给我写来一封信： 小周: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与支持，现在我老伴病情较重，在12月3日下午5时左右，因合并症痰多，险些走了。我本人身体也很不好，走到医院食堂就感到费力。 因此我嘱托你一句话，若本人在十周年之日(06.4.7)前死了，你记住你来一下把我那本《十年防艾路》的书稿取走(蔡海娟清楚在何处)。我很伤心，我有子女但他们谁也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若本人能活过明年4月，还希望正常发稿。人不知死(周按:疑为“生不如死”之误)，内心很痛苦，不写了。 祝 好 高耀洁 2005年12月11日 除了书信，在2009年之前，我们还经常电话联络，她打电话问我书稿整理进度，我则打电话向她核实书稿内容，做补充采访。我可能是非河南人中，唯一能完全听懂她的口音的人。她书稿中本来没有的内容，她在电话中和我提到，我都做了増补，比如她说除非是抬着她的棺材进文楼，再比如她说照片被学校领导扣押，她一直要骂到死，这些都是体现她个性的语言。至于要她增补南方秘密调查和美国之行等，前面已经说过。 大概到2009年之后，我不敢主动联系她，因为她每次问及进度，我都说“快了快了”，却实在给不出时间表，心中满含愧疚。有多少个夜晚，我或辗转难眠，或从噩梦中惊醒，怕她见不到本书出版，我岂不是罪人了?现在本书即将出版，我久悬心中的一件事情终于快放下了。这五年来，总是熬夜，身心疲惫，常觉胸闷气喘，左眼常有异物感，也算是上苍对我不守承诺的惩罚了吧。 本书出版后，我想我首先应该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因整理书稿而无暇顾及的诸多事项，也终于可以纳入议事日程。比如多年前我曾拍摄了数千张民国时期地方报纸，一直没有时间整理研究;我曾有继续拍摄纪录片的梦想，两度去汶川震区拍摄的DV资料，也未能整理;我有在各大学旁听的大批学者讲演录音没有时间整理;还有与高耀洁教授的谈话录音也没有整理。我可能是她认识的非河南人中唯一能完全听懂她说话的人，这些资料若能整理出来，就是研究高教授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还有近年很多新闻事件，我本来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如成都唐福珍事件、山西疫苗事件、陕西渭南书案、河北李刚门、乐清钱运会案、阜阳拐卖儿童，都因为想把有限的自由支配时间用于书稿而作罢。 尽管没能去现场，但很多事件发生后，我还是心意难平，写下了不少评论。从2008年至今，我在博客发布了200多篇时评文章，点击量近5000万，撰写和主编书籍五种，不久前刚获评“2010年度天涯社区十大牛人”还算得上勤奋。这些确实分散了我的精力和时间，可我实在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评说公权力，本来就是公民永恒的权利。希望高教授能理解我的苦衷。正是因为我不愿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又不愿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才不得不辛苦辗转而生活啊!高教授不也正是出于同样原因，才不得不辛苦辗转而生活吗？ 高教授在2011年2月4日大年初二回复我的电邮说:“近来我的身体不好，只能睡在床上看资料，身上又起了痒疹。”后来，她又两次给我发来邮件说：“我已不能单独行走，外出(需)有人扶着。我没有告知你。去年6月我得了血栓病，幸好血栓在左大腿，若血检在脑、心、肺，我就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件事情我忘了，昨夜梦见你和我，还有其他人，一起下艾滋病疫区。今早又想起来了，才写这封信，我可能快痴呆了。”看到此处，我几乎不能自已，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她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糖、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肝硬化等疾病，一想到她在风烛残年远走大洋彼岸，我心中便隐隐作痛，肝肠欲断啊! 2011年2月2日夜至2月13日晨初稿， 广州的凄风冷雨中 2月14日情人节凌晨改定，东方既白， 14日晚再改，夜雨敲窗 3月26日至27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