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搞土地革命、建紅軍、打天下，終於奪得全國政權

第一節	國共兩黨在地主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一、是否承認地主土地的合法所有權是國共兩黨分歧的焦點
1920年中共問世（注 ）定名“中國共產黨”。“共產”之名表示這個黨的宗旨就是要“共”富人之“產”。
中共一大黨綱規定：“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
這是對俄共黨綱的抄襲，俄共黨綱的思想來源是《共產黨宣言》。此時的中共黨綱還沒有將“地主階級”劃入革命對象。
1926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代表著中國最落後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後來，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中，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
在談到地主階級時毛澤東說：“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
到了1940年代，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歸結為以暴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即推翻“三座大山”。其中封建主義就是地主階級。
中共的革命將地主階級當作革命對象，而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則不革地主的命。
關鍵是對地主土地所有權合法性認識的分歧。
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宣言》中對此問題有如下規定：“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價收買之。”就是說，政府依據地主對土地的報價，徵收其多餘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實現“耕者有其田”。前提是承認而且可以說是尊重地主土地的合法所有權，政府才依從地主對土地報價徵稅並收買多餘之土地分給農民耕種。這是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思想，是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綱領。遺憾的是抗戰後接著爆發了三年內戰，國民黨敗退臺灣，在大陸失去了實施這個綱領的機會，後在臺灣才得以實現，效果很好。
與此相反，共產黨將地主當作革命的主要打擊對象，自然不承認地主土地的合法所有權。說地主是剝削農民的一個階級，說這種封建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在土改運動中以暴力剝奪土地和其他財產，在鬥爭會上大肆傷害人身和侮辱其人格，有的剝奪去了生命。全國暴力土改中，學者估計有200余萬地主喪生，他們或被槍決，或被打死，或不堪淩辱而自盡。整個過程，野蠻又血腥，慘無人道。
現舉两例地主分子在土改中的不幸遭遇，以說明暴力土改是怎樣的慘無人道。
1、牛友蘭，山西興縣人，當地著名工商業地主。《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並列。他不僅支持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立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為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地。他的兒子牛蔭冠是清華大學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一二•九”運動後被黨派回山西任犧盟會常委，並任中共晉西北行政公暑副主任。1947年土改時，那時的分管者李井泉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父親劃清界限。鬥爭牛友蘭大會上，父親跪在地下，兒子坐在臺上。以鄉村二流子為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子，並命令其兒子牽其父遊街。他也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為其父解開腳鐐。一個為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員，竟遭受如此慘不忍賭的淩辱，實令人匪夷所思。牛友蘭回家後絕食，三天后氣絕身亡。（野夫：《土改與毀家記事——地主之殤》十六）
2、浙江臨海市回浦中學退休教師許從平在他寫的《愚化》一書中，述及他在1951年春參加土改公審大會的情景。
“土地改革中，張家渡村有不少地主被殺，殘暴的殺人場面，令人心驚肉跳！
“1951年土改時張家渡村僅僅有500戶人家，大約有50戶被劃為地主。公審地主的大會都放在後門溪（永安溪）溪欏坦舉行，被公審的人就地槍斃。開會時輔導員許紹幸老師帶我們小學生隊伍坐在最前邊，接受所謂階級教育。
“那時我在讀小學三年級，有一次公審三個地主：許良秀、許良善、金孝友，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記憶。公審許良秀時，有一個叫’大犬子三’的人上臺訴苦，反而遭到許良秀一頓罵，說要是沒有我，你早就沒有命了。許良秀在本村上街開了一爿中藥店，他還會醫病。他為人正直善良，窮人買不起藥，急病重病的，就不收錢。這個上臺訴苦的人，也是重病買不起藥，許良秀不收錢救了他。如今竟然上臺來訴苦！許良秀說話時，解押他的解放軍用槍托狠狠砸他的頭，他一直喊冤枉，他越喊砸得越重，幾乎把他打翻在地。更慘的是，在槍斃他時，解放軍放了第一槍，沒有打死他，他仍然喊著冤枉，原來跪著的，卻突然站了起來。開第二槍時仍然沒有打死，穿著釘靴鞋的解放軍，即站在他身上用釘靴鞋猛踏，但他仍沒有死去，開了第三槍，才把他打死。
“槍斃金孝友，村民叫他孝友相，只打了二槍即應聲而斃了。還有個許良善，未開槍，即撲倒在地，只打了一槍。這次大家都叫它是’一、二、三’公審大會。
“土改時除了上述三人被鎮壓外，還有鄉長許性初、許良地、許良紹、許志海也被鎮壓”
這是中共建政後對中國社會的第一場浩劫。
須知，這只是開場。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原因
中共為貫徹其土地革命路線，早在1926-1927年之際，在湖南、江西、廣東、四川等地發動農民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所謂土地革命運動。對於這次運動，遭到國民黨的反對，社會輿論的譴責，就是在中共內部亦存在不同的看法。可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對這個運動卻作出了極高的評價。
對農民運動，輿論譴責“糟得很”。可毛澤東說，“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
對農民運動，國民黨持否定態度，說是“痞子運動”。可毛澤東說。是“革命先鋒”。
毛澤東認為，占鄉村人口70%的貧農大眾，“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來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毛澤東說：“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既然如此，這場痞子造反的所有舉動，都是應當肯定和讚揚的。諸如，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擁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小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為所欲為，一切反常，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被毛澤東稱頌的這些無法無天的所謂革命舉動，對中國民眾的毒害極其深廣，《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它不但是之後中共在十年土地革命（1927-1937）和建國前後全國範圍內推行暴力土改（1947-1952）的預演，而且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這種極具破壞性的痞子運動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所發揚光大，他們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打、砸、搶、抄、燒，受毛澤東教唆，無所不為，對黨國和千家萬戶造成慘烈的傷害。
中共掀起農民運動，搞土地革命，是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共在農村掀起土地革命風浪，時值蔣介石舉軍北伐之際。北伐是孫中山的遺願，目的在於結束軍閥割據，實現中國的統一。它為全國人民所嚮往。可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對北伐戰爭造成了很大的幹擾。此時期不是實行“國共合作”嗎？哪有這種南轅北轍的“合作”！再說，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都是受過較好的教育，多數出身于比較富有的地主工商家庭。時下，他們在前線浴血拼搏，可他們的家鄉父老都在受到衝擊，不但沒收其土地，還被抄家、批鬥‥‥‥他們怎能安心作戰！此情況不得不引起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高度重視。大概在此時，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認識就醞釀起“共匪”的思想。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蔣介石不得不應對的事實，即中共在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發動三次武裝起義（1926年10月，1927年2月，1927年3月），還建立了中共領導的上海臨時政府（此政府僅存24天）。上海是中國的工業、經濟重鎮之首，中共搶佔上海，建立政權，無疑是打斷了蔣介石的經濟支柱。此時，中共欲與國民黨分庭對抗、爭奪天下的態勢已十分明朗。這就是蔣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不得不採取“清黨”這一斷然措施（即中共所說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歷史背景。可以設想，如果蔣介石不採取這一斷然措施，北伐可能受挫，中國將面臨陷入新一輪內亂之災。
中共史書中說，中共領導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卻始終沒有交代中共這次“革命”的目標是什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失敗的結局，在中共的史書中，對這一問題的敘述含糊其詞，模棱兩可。中共不好否定北伐，因此對這一段的解釋一直處於兩難之地。

三、  “封建地主”是毛澤東捏造出來的一個革命對象
毛澤東用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就是地主階級，因此，反封建就是消滅地主階級。就是沉積了八十年的歷史和理論問題。糾正對這一問題的錯誤認識，將從根本上洗刷地主的冤案。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兩個錯誤。
一個是中國史學方面的常識性錯誤。毛澤東將西周至秦漢至明清的歷史誤認是封建社會的歷史。他說：“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論》）還說：“這個封建制度應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將“地主、貴族、和皇帝”都歸結為“封建統治階級”（同上）。中國的古代史，秦帝國的建立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西周社會實行的是封建制——周天子將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在各自分封的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擁有自主權，並對周王室承擔義務，形成封建邦國。所以歷時千年的西周是一個封建社會。秦及以後的歷朝實行的是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秦併吞六國，“廢封建，立群縣”，天下三十六群由黃帝派出大臣直接統治。所以從秦漢至明清兩千餘年的中國是一個皇權專制社會。這是國家權力結構和統治機制的重大變化，怎麼能與西周的封建制混為一談呢！
毛澤東有深深的帝王情結。夢想皇權專制（不是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含蓄表白嗎）；但不能因此歪曲和塗改歷史啊！——把大統一的“中央集權制”誤說是“封建制”。這是糊塗，還是有意呢？
毛澤東的革命，反封建、鬥地主，不反皇權專制，轉移民主革命的目標，比較辛亥革命是歷史性的大倒退；因此，“革命”後出現了毛氏帝制復辟（這一點長久未被人們所看破）。
毛澤東另一個錯誤是將地主階級打成封建主義，所謂“封建地主”，捏造出一個革命對象。
毛澤東要反對封建主義，可在現實中早已沒有了封建主義；毛於是把地主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可“地主”和“封建”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是無法湊合到一起的。
首先，地主的土地是自家的私產，其中有的是祖傳的遺產，但決不是朝廷分封所賜予的，何有“封建”之理？何來“封建”一說？
第二，地主是農村中一個階級，雖然是一個比較富有的階級，但他們不擁有政治權力，怎能歸入“統治階級”一類？哪有不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
第三，毛澤東說：“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此說不對。中國皇權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專制王朝的矛盾。中國歷史上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都是農民反抗皇權專制腐朽、殘暴的統治。農民與地主雖有矛盾，但屬於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從屬性的，不至於激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只是在共產黨組織的策劃下，農村中才發生一批流氓無產者野蠻鬥爭地主的所謂“農民運動”，即“痞子運動”。
第四，地主一族比較富有，這是他們勤勞節儉和善於經營的結果，此乃“天道酬勤，獎勤罰懶”的法則是也；不能用剝削農民來解釋。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著貧富差別，這是一種自然現象，運用“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暴力手段改變不了這種現象，而只會富不再富，窮則照窮，導致生產力衰退，社會普遍貧窮的後果。中共土改後農村的景況就是明證。
1961年，李洪林（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處長）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他說：“當時我們工作組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歷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歷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僅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
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等四位跑遍了陝甘寧農村進行調查，不斷寫內參呈報中央，後結集出版《告別饑餓》一書。“基本情況說明，建國三十年，農業生產還沒有達到建國前的水準，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局面。”
至於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個農民，在1978年冒著蹲大牢的風險，按手印分田單幹，但承諾：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餘的歸自己的事件，早已家喻戶曉。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飯吃。以上就是中共在農村消滅私有，消滅地主經濟，消滅地主階級，實行合作化、公社化所產生的惡果。
歷史證明，在地主問題上，國民黨是正確的，共產黨是錯誤的。
但是，正確的輸了，錯誤的贏了。
歷史，你為什麼如此荒唐！

第二節	土地改革是中共獲勝的關鍵因素

中共為什麼會獲勝，建立全國性政權?
國共兩黨，自1927年合作破裂，至1949年中共在內戰中獲勝，互相爭鬥23年，其中雖有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的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但這種合作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合作；就中共而言，這種“合作”為以後公開、大規模的鬥爭積聚能量、準備條件而已。國共之間的爭鬥史是各自的史家和黨首們十分重視的問題，雙方的研究與認識，至今仍很難達成共識。
中共獲勝之原因，可分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就主觀方面而言，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三大法寶”：武裝鬥爭，統一戰線與黨的建設，三者重要性並非同一，武裝鬥爭是根本：當然武裝鬥爭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
中共獲勝是走毛澤東踐行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獲得國家政權的。這也可說中共獲勝的主觀方面原因的另一種表達。但武裝鬥爭對這兩種表達(“三大法寶”說，“農村包圍城市”) 來說都是須臾不可分離的東西，就是毛澤東說的，“槍桿子裡出政權”。或者如同史達林說的，“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

一、中共獲勝的幾個客觀因素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中共獲勝客觀方面的一些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改變了中共的命運。
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退踞江西農村，繼續土地革命，在瑞金還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對此蔣介石發動多次圍剿，直到1933年第五次圍剿，中共及其軍隊已陷於財政枯竭之境況。多次“打土豪”(稱“翻餅”) 後，根據地“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舒同語)。五次圍剿後中共及其軍隊只得撤離根據地，長征北上至陝西延安落腳。
經過長征，中共軍隊大受其損，由長征前30餘萬減少至3萬。這對蔣介石來說，此時是消滅共軍的好機會。但此時日軍侵佔東北已有五年之久，步步向我華北逼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抗日呼聲，日益高張，失去家鄉的東北軍甚憂! 可蔣孤意滅共，作為統籌全域的最高領導人，堅持其“攘外必須安內”的戰略安排，並親臨陝西，督促張學良殲滅共軍。張學良卻反戈一擊，捕捉蔣介石。“西安事變”震驚中外。
如何處理蔣介石，各派政治勢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在史達林的幹預下，中共不得已由“反蔣”轉為“逼蔣抗日”。蔣介石也只得改變初衷，接受聯共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共再度合作抗日，共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國民革命軍新四軍，成為合法部隊。可是，除了由彭德懷指揮的迎戰日軍百團大戰外，此後中共軍隊再無與日軍正面交戰；而百團大戰指揮者彭德懷以後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對國共聯合抗日另有戰略考慮。那就是乘抗日之機，大力發展武裝力量和勢力範圍(根據地)；即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方針。
至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軍隊擴大到120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根據地19個，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億。抗戰八年結果成了中共迅速崛起的黃金八年。所以，中共能得天下，要感謝張學良，更要感謝侵華的日本皇軍。是張學良迫使蔣介石由“反共”轉變為“聯共”。是日本皇軍為中共的壯大提供了良機。是故，毛澤東在1972年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日本皇軍是中共的大恩人，並免去日本對華的“戰爭賠償”(此點可反映出中共是為民族利益還是僅只為了一黨執政的私利)。
此時(1945年)的中共已經有了與國民黨進行武力較量，爭奪天下的實力，這是抗戰後國共和談失敗、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雅爾達會議為中共在戰後的國共內戰中奠定了勝利的格局
二戰接近尾聲之際，1945年2月在蘇聯雅爾達美、蘇、英三國首腦舉行會議，簽訂了雅爾達協定。羅斯福要求史達林在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後對日宣戰。作為回報，庫頁島、千島群島交還蘇聯，蒙古成為蘇聯的附屬國，蘇聯控制中國大連、旅順港和東北鐵路設施。涉及到中國主權的這些決定都是背著蔣介石作出的。
蘇聯控制東北為中共奪取東北架設了橋樑。
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可8月14日日本天皇就宣佈無條件投降 (因8月6日和9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蘇聯輕易獲勝，從日軍繳獲大量武器(步槍70多萬支，機槍15000多挺，各類野戰炮4000多門，汽車2000多輛，坦克600多輛)，全部贈送林彪部隊。蘇軍敞開大門，讓林彪的十萬大軍順暢地進入東北；還協助中共收編偽軍，幾個師的朝鮮籍軍隊亦劃歸中共；還接收了東北的重工業。這些為中共佔領東北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
美國大使馬歇爾的“調停”扭轉了中共在東北戰場的被動局面。
東北戰爭初期，孫立人率軍攻佔張家口等戰略要地，林彪部隊一路潰敗，準備撤到蘇聯、朝鮮。此事馬歇爾出來調停，一再令蔣介石停火。6月26日國共在東北達成了停火協定。這給林彪部隊以喘息之機。至10月10日奪取張家口，共軍開始轉入反擊。與此同時，1946年7月29日美國開始對中國政府實行武器禁運，這是對蔣介石及其軍隊的重重一擊。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開始向中國中央政府提供武器。此期間中共軍隊在武器裝備上己勝於國軍。

二、土地改革在中共獲勝的主觀因素中起主要作用
中共為什麼要搞土地改革（土地革命）。
中國歷史上爆發過多次農民起義，包括較近的明末李自成起義，清末洪秀全起義，但都沒有搞什麼“土地革命”那一套。即使是辛亥革命，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的口號，也沒有搞“土地革命”呀！唯獨中共的革命，一開始就搞“打土豪、分田地” 的“土地革命”，真是中共的獨創了。內中隱藏著什麼奧秘呢？
筆者認為，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在皇權專制腐朽沒落的時候發生的，或者說，是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經過長期積累已經達到十分尖銳的情況下爆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起義首領舉起義旗，登高一呼，便會得到數萬乃至數十萬民眾的回應而聚集到起義首領的麾下，形成聲勢浩大的起義隊伍。這類起義的發生，是人民與統治者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產物，不是哪些人或哪個組織能夠策劃出來的。
中共的革命就大不一樣了。中共革命的對像是誰呢？名義上說，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即所謂“三座大山”；實際上是欲推翻國民黨政權取而代之。但這個政權經1927年北伐戰爭、平定軍閥割據、重建民國而大致統一了中國之後是深得民心的。在這之後的十年（1927-1937）的經濟發展，成就喜人，物價穩定，民眾安居樂業，史稱“黃金十年”。此時言論較自由，文化教育事業很有成就，常為後人贊許。雖然這個政府總也有可指責之處，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遠未出現尖銳化的徵兆。顯然，在這樣的社會景況下要製造革命、動搖這個政權無疑是不現實的。所以，中共1926-1927年在上海舉行三次武裝起義，還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臨時市政府僅存24天就告失敗，也就不奇怪了。
上海臨時市政府破產後，8月1日，周恩來、賀龍等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後來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又遭失敗，其教訓是沒有深入農村、掀起土地革命，武裝農民，開展遊擊戰。8月7日，中共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方針，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捩點。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社會確實缺乏革命條件，即統治者的國民黨和被統治者的中國民眾之間的矛盾既不突出也不尖銳。當時的民國政府被大眾認可，國民黨統治者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是故共產黨搞革命四處碰壁，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共產黨為了求生存、謀發展，就要開闢新的革命空間，確定新的革命對象，求得新的革命依靠。於是中共就轉移到廣闊的農村，以地主為鬥爭目標，以貧苦農民為依靠對象。他們發動農民，鬥爭地主，剝奪農村中富人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窮人。這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一則中共開闢了革命空間，並可以獲得它生存所需要的物質資料，二則將地主的土地財產奪來後分給貧苦農民可得到他們的擁護。農民為了保衛從地主那裡奪來的勝利果突，就必須跟共產黨走，參加共產黨軍隊搞武裝鬥爭。有的在“打土豪”鬥地主時把地主活活打死，以免日後報復，只有投靠共產黨打天下，只有共產黨取勝才有他安全舒適的日子。所以搞土地革命，農民和共產黨的命運就拴在一起了。共產黨打擊了地主，得到了農民和農村，真是一筆好買賣。共產黨在農村不僅站住了腳，而且發展壯大了。等到中共在農村發展到足夠強大的時候，再與國民黨進行一場爭奪天下的生死較量，此乃勢所必然。如毛澤東的詩言：“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六盤山》1935年）可見，土地革命原來是中共在農村製造的一場革命，它打擊地主，發動農民，激化矛盾，其目的是使農民階級成為中共的中流砥柱，成為最後與民國政府生死一博的有生力量。難怪中共內獨見者李銳說，中共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
土地改革是國共內戰中中共獲勝的關鍵因素。
1946年，中共中央討論了土地問題，參加的有任弼時，劉少奇，徐特立，毛澤東等。毛澤東最後說：“國民黨比我們有許多長處，但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方面正是我們的長處。現在農民伸出手來要土地，共產黨是否批准，今天必須表明態度。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這次會議之後，中共下達了“五四指示”，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這就是1947年開始在解放區開展土改運動的背景。就是說，在大規模內戰開始前中共就為內戰作準備了。
1947年9月全國土地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說：“晉冀魯豫解放區發動了土地改革後，劉鄧帶五個縱隊走了，又組織了五個縱隊開走了，接著又組織五個縱隊。送走了幾十萬人參軍，當地的支前交糧任務還沒有變，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作為巨大的戰爭動員，成效顯著。
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時，國民黨總兵力達430萬人，控制著3億人口以上的地區及全國絕大多數的大中城市和鐵路交通線。而人民解放軍只有120萬人，其中正規軍61萬，解放區人口1億。至1948年夏，經過兩年內戰，國民黨軍隊能夠用於一線作戰的兵力減少到170萬人，而中共軍隊的總兵力則增至280萬人，其中正規軍達到149萬人。此後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共軍殲滅國軍分別47萬、55.5萬、52萬人（共計154.5萬人）為中共獲勝奠定了基礎。中國國防大學徐焰教授在紀念中共成立95周年時說，解放戰爭時有兩條路線，一條是與國民黨軍作戰硝煙彌漫的戰線，另一條是農民鬥地主的土地改革戰線。由於有後一條戰線，才能保證第一條戰線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才能使第一條戰線取得勝利。徐焰還說：戰爭打到那裡，《白毛女》演到那裡。以激發農民對地主的仇恨，鼓舞士氣。
中共黨史著作中稱“通過土改，廣大貧雇農經濟、政治上得到翻身，由此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他們踴躍參軍參戰，擔負巨大的戰爭勤務，並以糧食、被服等物資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三年中，晉冀魯豫解放區參軍農民累計達148萬人，山東解放區先後有59萬青年參軍，還有700萬民工參加征戰。土地改革運動為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編寫組編，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2011年2月）
華東野戰軍陳毅司令員在總結淮海戰役勝利大會上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銘記光輝歷史，開創強軍偉業——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展覽”報導：淮海戰役共動用擔架20餘萬副，大小車88萬輛，擔子35萬餘副，船8500餘艘，汽車257輛，籌運糧食906億斤，支前民工543萬人，為參戰部隊的9倍。
一句話，沒有土地改革的戰爭動員，中共能戰勝國民黨、奪得國家政權嗎？不可能。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中共能在1949年之後稱霸中國，很重要的是，歷史機遇給了中共：那就是“西安事變”和日、蘇、美對中共不同形式的幫助。但這些客觀條件，還需要武力的主觀因素加以利用和發揮後，才能起作用，進而達到目的。
此外中共強大的宣傳鼓動和出色的間諜工作，也起了輔助作用。
就這樣，三民主義十孔夫子的蔣介石，敗給了馬克思十秦始皇的毛澤東。1949年後出現了大陸與臺灣分而治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