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生命只存活了19个月
驻马店市的周洪强，他的儿子周枫林在当地人民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只在这个世界生存了19个月就死去了。而周枫林输血的时间是2005年8月和9月!谁能想象在2005年还会发生输血感染艾滋病呢!但这就是血的事实。周洪强愿意公布真实姓名和住址，以提醒善良的人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也希望监管部门不能再坐视不管了。请看周洪强写的文章：

你知道吗?艾滋污血仍在流淌
我叫周洪强，我的儿子周枫林只在人世活了19个多月，他还不懂人生五味，便被艾魔夺走了生命。我们家处在豫东南艾滋病疫区，10年前阱宝宝就是在这个市的人民医院输血小板被感染艾滋病的，他死时才四岁。10年过去了，为什么这种悲剧又在我儿子身上重演呢？为什么不治理血液的安全问题?在这10年时间里，谁知会有多少人受害呢?为了证实艾滋污血仍在流淌，血祸仍未被根治，我自愿公开儿子感染艾滋病死亡的经过和遗像，让大家知道艾滋病主要的传染来源于血液的真实情况！
我唯一的儿子于2004年10月22日出生，2005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输了两次血小板，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我想告状，当地法院不受理，我不怕歧视，我要公布儿子的真实姓名和遗像，这是对不负责任不治理艾滋污血的官员们的惩罚。同时告诉大家，血祸未停止，艾滋污血还在流淌，受害者会只是我儿子周枫林一人吗?
周枫林足月顺产，体重7斤半，白胖，母乳喂养，发育又好又快，他没有生过病，10个多月已长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已会呀呀地说简单的话了，会叫“爸爸”、“妈妈”、“奶奶”，很逗人喜爱，他是周家的“香火”，全家的命根子。
2005年8月20日，祸从天降，小枫林在室内沙发上玩耍，头朝地摔下来，他哭了。抱起来发现他头顶上撞了铜钱大一块青紫，48小时后小枫林开始阵发性抽搐，双目直视，双手握拳，意识消失，一会又恢复正常。8月22日赴市中心医院求治，医生让做头部CT，结果显示：“颅内多发性血肿”，23日上午住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入院诊断：“血小板减少。”当日下午医生要给小枫林输血小板。输血前做含HIV抗体的各项检查时，HIV抗体呈阴性。在血库取了一袋血小板。我们不知道数量，只记得缴付了1800元钱，同时还输了其他液体。8月31日，医生又让输血小板，9月1日又在血库里取了一袋血小板，又缴付了1800元钱，还是不知数量，可是有配血的化验单，内有两个供血人的姓名。住院后未再抽搐，几天后儿子一切无异常，于9月9日出院。自2005年冬季，小枫林经常发烧，以为他害了感冒，12月份开始嘴烂，上腭多处出现白色小疮，舌面裂口出血，他还不断腹泻，时轻时重，经常在附近诊所吃药、打针、输液。
一天，小枫林的病情突然加重，咳嗽、高烧39℃至40℃，腹泻每天5-6次，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口唇干裂，拒绝哺乳，更不吃其他东西，包括开水。其母把奶头放入小枫林嘴里，他不吸吮，而是用力咬奶头，把妈妈的奶头咬伤，出血，其母怕他受饿，多次忍着疼痛给他喂奶，多次被小枫林咬伤，伤口渗血染红了妈妈的衬衣。
因小枫林病情恶化，又住进市中心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炎。打针、输液，病情好转，住院6天出院。2006年春节前后，小枫林经常发烧、咳嗽、烂嘴、腹泻，多处求医，不见好转，直至5月中旬再次到医院求治，医生问：“小孩的父母卖过血吗?”回答：“没有。”“小孩输过血吗?”回答：“输过两次血小板。”医生建议去市防疫站抽血检查。我们问检查啥病，医生说：“你们去检查后就知道了。”
2006年5月12日在市防疫站，给小枫林抽血检查，结果诊断为艾滋病。医生说：“孩子没有救了。”我们哭着把小枫林抱回家，这时两腿打软，行走困难，可是小枫林不停地呼唤：“妈妈，妈妈……”小枫林日渐消瘦，无力玩耍，高烧不断，只得天天输退烧药，白蛋白。6月8日晚他奶奶摸着他的脸蛋叫他的名字，他还微笑。次日，即9日早，他喊妈妈的声音已经不清晰了，勉强吃了两口奶汁，中午已进入半昏迷状态，下午2时许妈妈把他抱起来，呼唤：“小林，小林……”他没有反应，但他在流泪，下午4时这个可怜的孩子不情愿地离开了人间，他被艾魔夺去了生命，他一生一世只生活了不到20个月，太残酷了!
我和家中其他四口亲人检查HIV抗体，结果均为阴性，说明我们没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孩子的妈妈朱爱花，看起来身体健壮，但检查HIV抗体，结果为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从理论上分析，是小枫林用溃烂的嘴，多次咬伤她的奶头引起。这个可敬又可怜的母亲，不懂得艾滋病的预防措施，导致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
周洪强
河南省驻马店市朝阳街一巷44号邮编：463000

◎三个命运相同的女人
以下三个命运相同的女人，她们都因无辜感染艾滋病而早逝。她们身后留下的老人和孩子太可怜了。这三个病例都有相同点：生育史、输血史，而其丈夫与其他家属均未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十几年前，各个大专院校、各地妇联经常邀请我去做妇科知识的讲座，我就经常举高燕子这个人工流产“英雄”为例。说起她的事情，真是令人叹气!高燕子出生在省城郊县，人生得很漂亮，高个子、大眼睛、皮肤白皙透红，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男性很有吸引力。高燕子在15岁读中学时就开始谈恋爱了，把未婚同居看成“开放”、“时髦”，一旦怀孕就做人工流产。
1991年冬的一天，她找我来看不孕症。我问她结婚几年，是否做过人工流产，她没说话。她丈夫说他们结婚三年，从没怀过孕。我给她单独做检查时，发现高燕子的子宫颈有三处损伤，宫颈口较松弛，我问她：“你做过几次人工流产?”高燕子流泪了，她低声说：“我做过15次人工流产，我老公不知道。医生你可别往外说啊!”我听了非常惊讶，误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她一遍。高燕子想了想，说：“从15岁到22岁，我谈了十几个男友，有的时间很短，有的时间长点，怀孕了结不成婚不做人流咋办?1987年我做了三次人工流产，有几次是服人流药物，流不全还得刮宫!”
我当时诊断她是由于频繁刮宫造成的盆腔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她终于怀孕了，她和丈夫都很高兴。怀胎十月，在当地医院住院自然分晚。但胎儿自然脱出后，胎盘却下不来，医生用手无法从阴道取出胎盘，只得临时剖腹取胎盘，术中输血800毫升，住院12天后母子出院。却没有想到，艾滋病病毒随着输血悄悄地进入了她的体内!
从2002年起，高燕子开始生病，时轻时重，由县医院转到市医院。中药、西药都吃遍了，病情仍不见好转。2005年“五一节之后，高燕子赴北京求治，医生抽血检测HIV抗体呈阳性，确诊感染了艾滋病。她丈夫与儿子的HIV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说明他们并未感染。高燕子回家后完全绝望了，她寻死觅活，不吃、不喝、不睡，20多天后就死了。
我认为，高燕子由于频繁进行人工流产，多次刮宫造成子宫壁损伤，以致生产时胎盘粘连、手术大出血，最后输血感染艾滋病致死。从高燕子的丈夫、孩子均未感染这点，可以推断出：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很低的，而母婴传播也不是百分之百(未采取阻断措施是30%，采取阻断措施可以下降到2%以下)。可惜他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揭露事实的真相。因为周围邻居都传说高燕子是因为风流成性才染上了“坏病”死的，他们一家又怕又气，全家对外口径一致，都说“高燕子死于肺炎”。
第二个感染艾滋病的女人赵艳，竟然不知道直到现在，世界上也没有治愈艾滋病的药物。2005年4月，赵艳第二胎足月妊娠，因骨盆狭窄在某市医院做剖宫产手术，术后发现赵下肢有紫癍，体温比一般剖宫产手术者高，最高可达41℃。于是医生怀疑她感染了艾滋病，当即抽血检测HIV抗体，结果呈阳性。再检测CD4淋巴细胞总数在500立方毫米左右，说明病人的抵抗力尚好。在给以大量抗生素治疗后，手术伤口一期愈合。由于艾滋病会通过感染者哺乳传染给婴儿，医生要求人工喂养婴儿，没想到竟被家属拒绝了。赵艳的母亲根本不相信艾滋病病毒会通过哺乳传播，虽然这早已是被医学证实的艾滋病预防常识。赵母承认女儿艳艳得过艾滋病，但认为吃了“老中医”的中药早已经把艾滋病治好了。这种人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啊!
原来，赵艳在第一胎生育时，在当地医院剖宫产，曾经输过400毫升血浆。但术后婴儿死亡，她痛不欲生，于是生病了。经过治疗一直不见好转，于是在县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结果呈阳性，诊断感染了艾滋病。同时也找到了那个供血者，经检测证实他是艾滋病感染者。当时那家医院给了赵家5万元赔偿，算是私了了。赵艳找个老中医看病，天天吃中药，吃了有一年多，她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能吃能喝，精神很好。“老中医”便说赵艳的艾滋病彻底治好了。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老中医”是真的如此无知，还是恶意欺骗？直到目前，全世界尚不存在任何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也没有成熟的疫苗，某些中药可以起到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的作用，推迟艾滋病的发病，但绝不可能治愈艾滋病。
由于在怀第二胎期间赵艳身体一直很好，也就没有做过任何检查。赵艳的丈夫单位进行体检时，HIV抗体也是阴性，所以赵艳否认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理由就是这么多年夫妻生活，丈夫并没有被感染艾滋病。赵艳出院后，医生前往访问，被赵母拒之门外。
下面要说的是第三个女人。那是2005年国庆节假期的一天，某医院妇产科医生来到我家，她满面愁容地问我：“高老师，哪里有卖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啊？前几天有一个叫章花的孕妇，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做了剖宫产出院时，她责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婴儿注射预防艾滋病的疫苗，让刚生下的婴儿感染了艾滋病。他们夫妇俩说要去法院告我们医生失职，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非常吃惊一位妇产科医生对艾滋病如此无知，她竟然以为世界上还有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我说：“三年前我曾给你们医院各附院发过4000多本《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人手一册，你难道没有看吗?”她听了一怔，说：“难道没有疫苗?”她悻悻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我以为有作风问题的人才会害那种脏病，这种人就不会生孩子了，做妇产科医生就不会遇到艾滋病人。谁知道今年已经遇上三例了。医院还让保密，不准我们往外说。”
1999年4月的时候，章花才19岁，正在中专读书，因谈恋爱同居怀孕5个月，只得去医院打胎。中期妊娠引产造成了大出血，输血500毫升。出院后半年多，因生病抽血化验HIV抗体呈阳性，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她结婚时向丈夫隐瞒了这一点。这次怀孕后，章花检测过数次HIV抗体，结果均为阳性，而她丈夫化验过三次HIV抗体，结果均为阴性。虽然采用剖宫产可以降低新生儿通过产道感染艾滋病的机会，但章花的孩子还是非常不幸地感染了。

◎十口之家的惨剧
豫东南某县一个安静的小村庄，这里村民们多是三世、四世同堂。王家祖孙三代的十口之家，一直居住在这里，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十多年前的一天，祸从天降——五人命丧车祸，三人陷入艾滋病的深渊，只留下一个女人不知所踪，一个小男孩流落他乡，几乎灭门绝户。
1996年春季的一天，60多岁的王老汉夫妇和三个儿子、两个媳妇，以及两个四五岁的小孙女，去十里之外的镇上赶集。只有三岁多的小孙子因跟着姨妈外出玩耍没有去。这一家九口人坐着自家新买的拖拉机，准备去买些日用品。刚跑了一半路程，发生了车祸。拖拉机迎面撞上一辆大货车，拖拉机当即被撞成一堆废铁。拖拉机上的王老汉夫妇、两个小孙女、老大媳妇五人当场死亡，老二媳妇反应快，在临危之际，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只受了点轻伤，王老汉的三个儿子都受了重伤。大货车是外省的过路车，司机看情况不妙，加大油门，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谁也没有记下车号。过路的群众把伤者送往医院，手术、输血抢救，医生、护士忙活了一天多，王氏三兄弟的命暂时保住了。出院后，三兄弟身体一直不好，今天感冒发烧，明天拉肚生疮。他们在当地卫生院找医生看了一下，买点小药吃了，谁也没有在意。
1999年秋，老三出现发烧、咳嗽、闷气等症状，在村、镇卫生院多次治疗均无效之后，住进县中医院。但治疗两个月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加重，随后转入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结核、贫血。经过治疗有所好转，医院让老三回家休养吃药。2002年年底，老三病情又一次加重，他的未婚妻正为他筹钱准备再次住院治疗，钱还没凑足，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就来了，禁止人员外出流动。等到“非典”疫情解除，老三去市医院求治，医生给他抽血化验HIV抗体，结果呈阳性。医生问他是不是卖过血，老三说，在1996年春遇车祸抢救时输过血。老三被确诊为艾滋病，医院不收他住院，他只得回家了。
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我去了王家。那是一个中午，王家的老大老二还在田里劳动，我看见骨瘦如柴的老三躺在床上呻吟。王家人再三叮嘱我说：“千万不敢向外说我们有艾滋病啊!”老三的未婚妻坚决退了婚，但不退彩礼。王家很生气，老三更生气，十几天后他闭上气愤的眼睛走了。老大、老二两人在县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结果都是阳性。在那次车祸中只受轻伤的老二媳妇和她的孩子，也就是那天躲过了车祸的小孙子，他们的HIV抗体是阴性，没有感染艾滋病。老二媳妇不懂艾滋病知识，她不知道日常生活接触根本不会感染艾滋病，她怕得要死，再不敢接近丈夫了。躲藏了多日后，竞然带上家中所有的积蓄失踪了。一个多月后，老二也在气愤中死去。他那个13岁的男孩被远房亲戚收养，因为怕受歧视，从此改名换姓彻底消失了。
老大于2001年春节再婚，娶的媳妇刘红带来了6岁女儿小梅，生了一个小男孩。刘红和新生儿化验HIV抗体，结果都是阳性。在医生一再追问下，刘红哭了，她告诉医生：“俺生女儿时剖腹产输过血，女儿半岁时生病化验检查，俺娘俩都是阳性。女孩爸爸跟我离婚了，我们两个人无依无靠，又是外地人，我才20多岁，只有改嫁。我怕王老大不肯娶我，就没说感染艾滋病的事。”
刘红在王家生的小男孩，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这次一检查，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无疑，这是母婴感染造成的。男孩半岁多就天折了。王老大夫妇非常痛苦，两人的病越来越重，女儿小梅的病也一天比一天重。经过几年疾病治疗的折腾，家中所有积蓄已花空了。在1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三口之家也全走了。

◎难圆读书梦
2002年暑假，家住睢县河堤乡张伍楼村的张夏的父母，带着她先后两次来我家商量她上小学的事。他们说：“孩子已经8岁了，不读书不行。”孩子倒挺活泼的，看不出来有什么病。我告诉他们，可以把小夏送到离家远点的小学去读书。她父亲说她身体虚弱，不能走太远的路。他说：“咱孩子有这种病，知道的人很多，送到哪里都不好办!”为什么张夏的父母为了她上学的事多次来找我商量呢?一切都因她是艾滋病感染者而起。
1995年，两岁多的张夏因为肠坏死被送往睢县某人民医院治疗，医院在手术中输血100毫升血。1999年年底，张夏因为血小板减少症，又在商丘血站输了三次血。此后高烧不止、血小板锐减等病症始终伴随着她。2001年4月，经睢县人民医院、河南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检验，HIV抗体均呈阳性。这个结果让她的父母张建启、马玉梅哭干了眼泪。昂贵的治疗费用是这个仅靠一亩多耕地维持生计的农民家庭难以承受的。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他们带着张夏站在媒体的镜头前寻求社会帮助。2001年12月，关于张夏的摄影报道在北京《法制日报》刊登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募捐了五万余元，基本解决了近三年的治疗费用。
但是，当2002年春天，张夏走进村里的探花李小学时，发现同学们都在躲避她，第二天就有家长说：“张夏要是在这上学，俺孩子就不上了!”接下来的两周里，张夏的同学们陆续有一半不再来上课。校长不得不找到张夏的父母商量此事，张夏只上了一个月的学，就被迫退学了。
失学后的张夏每天在家里自学，缠着放学回来的姐姐教她写字。在张家的大门上，到处是七扭八歪的粉笔字。那些都是张夏写上去的。其中有“我想上学”四个字，写了又被擦掉了。每天，姐姐和弟弟放学的时候，张夏都会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默默地张望。张夏常常对妈妈说，“要是能上学多好呀，我想那里的老师。”听到孩子说这话，马玉梅只能在背地里偷偷哭泣。
2004年3月，有志愿者在商丘市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收留感染艾滋病和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孩子，张夏也被接去了。在此后的四个月里，聪明的张夏读完了相当于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程，她最喜欢朗读课文和写字。她不再孤单，每天都能和小朋友在一起了。7月份，有关部门认为学校有损当地形象，出面将学校取缔，张夏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张夏再次失学后，变得敏感、自闭、执拗。她不愿出门，只因“别人老看俺”。“要不是你们让我上报，人家就不知道我有这个病，我不就可以上学了吗?”张夏的爸爸张建启，不到40岁头发就已经花白：“爸要不让大家支持咱，哪有钱给你治病，命都没了。”每当家人劝她时，张夏都会嘟着嘴说：“那我还不如死了哩!”张夏父母最怕听见这句话，他们也不知道张夏以后的路能走多远。儿童感染艾滋病，通常潜伏期短，病程进展很快。

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
在从事防艾工作的十年中，我不但调查过本省数百个村庄，还去过陕西、安徽等省市，也接待过来自山西、河北、湖北、云南等省市的艾滋病感染者和防艾志愿者，获得了很多外省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
全国很多省区，因卖血和输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与河南省大同小异，有些地区甚至更加严重。为什么一提起中国的艾滋病，很多人就想到河南，一提艾滋病村，就是一个文楼村?我在无数的场合都反复强调过，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艾滋病村更不是只有一个文楼村。比如河南的邻省山西，卖血的情况一度也非常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河南农民就是跑到山西去卖血的。艾滋病疫情被曝光后，全国媒体都盯住河南，似乎河南成了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和发源地。造成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怪我高耀洁。由于我这十年来的不断呼吁，招来了不少记者和大学生到河南来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