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什么？！”汪干部抬起了头，满脸疑惑。“你说什么？”

    “我……说。”刘大毛也疑惑了，闹不清自己什么地方错了，吱唔着说：“我……说……自从，自从你上星期五那天，你，苦口婆心，苦口婆心呀，哼哼教导我……”

    “真是胡扯蛋！”汪干部忍不住卟哧一下笑了，但马上又板起脸。“我什么时候哼哼教导过你了？啊？我会哼哼吗？我是头猪吗？你自己长了个猪样子，就以为别人都是猪？”

    “报告汪干部。”刘大毛赶忙解释：“我说的都是报纸上写的话呀，我可不敢瞎说……”

    “不看报是不看报，一看报就瞎胡闹！”汪干部打断了他的话：“那是谆谆教导，不是哼哼教导。以后少丢人现眼！”

    “哦……是是是，是谆谆教导，谆谆教导，不是哼哼教导。”刘大毛赶忙抛掉脸上的疑惑，又换上了媚笑。“自从汪干部上星期五谆谆教导过我以后，我是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再也没敢耍过狱霸作风。这不，这家伙刚来，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刚才我们正教他学习《号规》呢。”他用手指住了我。

把看管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人都得叫成干部，是这儿的规矩。刚开始时我很奇怪：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家，工人应当是最骄傲的，干部算个屁嘛！为什么工人都想当干部呢？后来就想通了：让工人当领导阶级是德国的马克思的主意，而德国的大部分工人祖祖辈辈都是产业工人，不存在什么狗屁干部。我们中国的工人就大不一样了，中国的工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对支书队长会计之类的小干部手里的权力感受最深。干部能恩赐给他们工分，给他们分红，能决定他开会时该不该挨批斗。所以他们不稀罕那个空头的所谓领导阶级，都想当个有实权的干部。

    汪干部没理睬刘大毛的巴结脸，眼光转到了我脸上。“新来的？”绝对的明知故问，要以此显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

    “嗯。”我坐在地上，简捷地回答了他的明知故问。

    “嗯？！”能听出他那一声“嗯”透出了极大的不满意，汪干部眼珠一转盯住了刘大毛：“你不是说刚才正让他学《号规》吗？怎么学的？”

“站起来！！！”知道自己失职了，或者是怕汪干部追究刚才的谎言，刘大毛便冲我大喊起来：“干部问你话的时候一定要立正！要站立规矩！要双手紧贴裤线两脚开列六十度！跟干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先喊报告！干部允许了才能说话！要站在离干部三米以外的地方！跟干部说话的时候要两眼平视，不能左顾右盼……”

    我站了起来，看到这间车库的东西两边铺着一寸多厚的草苫子，草苫子上铺着各色各样的褥子被子。这就算是地铺了，大家都规规矩矩地靠着墙坐在地铺上。

    “算了算了。”汪干部不耐烦地冲刘大毛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住嘴。指头冲我一点，说：“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那好，你给我记住了：这儿是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学习班，是无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地方。你现在的身份是专政对象。记住没有？”

    “记住了。”我两眼观地。

    “这一会儿记住记不住，无所谓，等一会儿我会让你记得清清楚楚的。”他眼睛不看我，像是在自言自语。“刘大毛。”

    “有。”刘大毛赶忙挺胸。

    “只要他老老实实，不许你动他一指头，听清楚没有？”

    “报告汪干部，听清楚了。”

    “他没带被子，今天你先跟他‘打老通’。”

    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两头睡叫“打老通”，汪干部考虑得还挺周到。

    “是。”刘大毛回答得十分爽快。

    汪干部用指头点了我一下，往旁边一指。刘大毛便笑着冲我挤了一下眼，伸出指头冲我钩了钩：“过来。”示意让我跟犯人们坐在一起。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秩序正常了，汪干部就挺直了身板，双手又背到了两个屁股蛋上。眼睛转了一圈，说：“学习。”

    “全体起立！！！”刘大毛马上冲大伙使劲喊了一嗓子，大家都立刻起来站直了。看来刘大毛是犯人头头，是犯人中的干部。

    “现在，开始学习。”汪干部挺挺胸，从兜里掏出了毛主席语录本。所有的犯人也都赶快拿出了毛主席语录本，捂在胸前。我没有语录本，就把右手捂在左胸前，做出手里捂着一本语录本的姿势。汪干部看我没有语录本，皱了皱眉头，问：“谁还有多余的语录，先借给他一本。”

    刘大毛赶忙说：“我这儿有我这儿有。”蹦到墙角处从铺上拿了一本语录递给我。自打文革开始后，语录和毛选的保有量绝对称得上富裕。

“东方红，预备……唱！”汪干部领歌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齐唱，汪干部跟着一块唱。

每次学习以前都要例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程序，第一项是全体人员合唱“东方红”。听得出来汪干部还是有一定音乐素养的，音准，节奏，都把握得不错，还有共鸣。但我们这些犯人就不行了，犯人大都没有艺术细胞，缺五音少六律抠不住眼闸不住板，把节奏和音准唱得像瞅见了饿狼的羊群一样。因为中国的传统的地方戏剧和民歌小调大都是五声音乐，所以不少人就把７唱成了降７、把４唱成了升４，把陕北的《东方红》唱成了豫剧越调二夹弦。把汪干部唱得皱起了眉头眯起了眼，就跟吃了一大堆青杏酸倒了牙撑坏了胃似的。

    “东方红”唱完了足足有十几秒钟，汪干部的脸色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眉头才慢慢舒展开来。他仰起脸，把语录本捂在胸前，大声说：“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革命人民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他把语录本举了起来。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所有的人都跟着他齐声高喊，都把语录本举在头的右上方，向前方有节奏地挥动起来。每个“万寿无疆”往前挥两次，总共挥八次。

    等大家喊完了万寿无疆，汪干部又把语录本捂回了自己胸前，就像唱诗班的领唱一样脸色平静地大声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语录本又举了起来。

“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再跟着他齐声高喊，手中的语录本再次举了起来，按“万寿无疆”的规格又向前挥了八次。大家挥语录的频率和高度都尽量和汪干部保持同步，以此来表明我们这些人虽然身为被专政对象社会渣滓，却都希望和汪干部一样，也都拥有一颗热爱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副统帅的红心。

大家喊“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时的节奏是相同的，都是采用了四分之四拍的节奏。前两个字各占一拍，后两个字各占半拍，第四拍是个休止符，如果用乐谱记下来，就是 和 ，其速度大约为每分钟150拍左右。这种有节奏的祝愿形式类似现在的“说唱”，似乎是英语的“rap”,只不过吐字的速度要慢一些，但吐字的力度却要绝对的强。不像现在的说唱含含糊糊舌头伸不直，就跟跑肚拉稀急着找厕所似的。每一个小节要举着语录向前上方挥手两次，在“万寿”或是“永远”时挥一次，在“无疆”或是“健康”时再挥一次。不管是“万寿无疆”还是“永远健康”都要祝愿四个小节，所以总共须挥手十六次。

大家在喊“永远健康”时右手挥语录的频率、高度、力度和次数都和“万寿无疆”一模一样，由此可见“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同属于一个级别，都是全中国革命人民敬献给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正副司令的最高待遇。

然而我这个人爱瞎想，我想起毛主席语录里还有这么一段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有时思考起问题来也非常认真。但这个认真往往会让别人说我是在钻牛角尖，是个拗蛋筋，甚至说我思想反动。比如说吧，我把祝褔正副统帅的这两句好词认真一思考一比较，就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发现。我觉得大家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说出来（或者是喊出来）的话往往经不起推敲。

就说这个“无疆”和“永远”吧，它们应当是同一级别的，都是时间长得没边没沿无法想象的意思。但“万寿”和“健康”却绝对差了级别。“万寿”，只是长时间地活着，并没说明是怎么活着。有不少长年卧床不起吃药打针插管输氧挂水吸痰鼻饲透析的老病秧子，甚至是植物人，也都能活好长时间，但那种所谓的活着，对老年人说就是寿，却很痛苦，有时就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还不如死了更痛快些。而“健康”则是活蹦乱跳舒舒服服地活，就是俗话说的“看那家伙活得真舒心、真滋润。”，所以大家才总结出这么一句话“不管啥好，都不如身体好”。真是至理名言呀！

这么往深处一分析，就会发现“永远健康”比“万寿无疆”的级别实际上要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只要是脑袋没有大量进水的人，不管是谁都会选择“永远健康”而不会选择“万寿无疆”的。估计林彪他们那一伙坏蛋在发明这两句祝褔词的时候就刻意打了埋伏，是将错就错，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利用中国老百姓都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走过来，传统思想上还以为“万寿无疆”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祝福词的幼稚看法，误导了革命群众。而真实意思是副统帅想比正统帅活得更舒服些。这就充分体现了林彪死后大家对他的评价：狼子野心！

但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正统帅就看不出这一点吗？连我这个最讨厌喊“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的人都看出来了，毛泽东那么聪明绝伦伟大英明，他就会被那位小个子副统帅给蒙在鼓里吗？不！估计当时的情况是像后来说的那样：他老人家实际上是早已发现了林彪的狼子野心了，只不过老人家故意揣着装着不明说而已。那么，围绕着林彪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给他一个副统帅的帽子在内，都是毛泽东故意让他来个反动思想大暴露，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自取灭亡的。就像当年打右派时用的战术那样，他给副统帅林彪也来了个“引蛇出洞”。高！实在高！

不过我也想了，一般百姓没必要把每一句话都说得十分认真万分精确，不可能说到就一定要做到。比如说吧，过日子就是吃喝拉撒睡，不是发射宇宙飞船撂原子弹，有必要花天价买精确到零点零零几秒的手表吗？绝对没必要！就像年青人激动时常说的“永远爱你”吧，可能吗？没准儿过不了几年就得吵嘴打架移情别恋闹离婚。就假定一辈子相濡以沫绝不离婚吧，能爱多少年？俗话说人生不满百，而地球早已经存在五十亿年了，活百十年就敢说是永远？也不怕用劲过大过猛了舌头会抽筋？所以说人在激动（或者是装激动）的时候说的话根本靠不住，谁当真谁是傻帽。

当然了，我只能把这些话憋死在肚子里。我知道：要是我敢把我的“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联想内容给别人说了，我肯定就得当上双料反革命。就因为知道了我曾说过“林副统帅的两条眉毛有点儿像八点二十的表针”这句话，分局公安机关军管会的罗组长就多次把我摔了个鼻青眼肿闪腰岔气（他当过侦察兵，爱拿犯人练捕扑技术）。要是再加上这些“认真”的罪状，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那帮人没准儿就把我“千刀万剐”凌迟三千六百刀了。

我那位倒霉的同桌刘常相不就是这样吗？他就是因为太认真了，硬是从林彪的什么“八.七讲话”（也许是“七.八讲话”，记不清了）中认真分析出了林彪有野心、反对毛泽东的潜意识，就写了匿名信给几大军区司令员，号召他们警惕林彪，被公安部定为“六六五”案全国通缉。1969年，据说是公安机关军管会为了表示对副统帅的忠诚，往上报了个枪毙（估计他们恨不得报凌迟，但新社会没那刑法）的处理意见，林彪批了个无期。这个“据说”应当是真的，因为以刘常相那样反对林副统帅（够得上“穷凶极恶，罪大恶极”了）的“罪行”，如果不报枪毙，肯定会被扣上个“对林副统帅不忠”的反革命帽子。而刘常相却被判了个无期，其中必定有奥妙，这奥妙肯定就是林彪亲自批的。

然而这就又应了“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那句老话了；或者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狗见了每一个穿破烂衣服的人都要咬，有时并不一定是主人的意思。狗往往比主人更严厉（大意）。反正是刘常相判刑不到半年就赶上了“一打三反”运动，军管会就又给他扣了个“反革命抗拒改造犯”的罪名，运动的第一批就把他拉出来给毙了。真是俗话说的“命该三枪死，难逃一马叉”呀！

于是我又悟到：要想事事都“认真”，那可真是不容易的，或是可怕甚至是恐怖的。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时候该认真什么时候该糊涂，那才是做人的诀窍。如果是别人借你几毛钱之类的鸡零狗碎的事，你尽可以认真，尽可以鸡肠狗肚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但如果事关政治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可千万别认真，“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毛泽东时代叫咱们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咱就上街举拳高呼打倒刘邓陶；邓小平时代大家举着“小平你好”的牌子上街游行，咱就跟在牌子后面挥手高喊小平你好。准没错。

小时候总是奇怪，那么聪明的郑板桥为什么要“难得糊涂”。当明白人多好呀？谁愿意像街头上流着黄鼻涕满嘴吐白沫的二傻子那样过日子了？等到长大了，吃了大亏了，就明白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装糊涂了。其实他心里亮得跟灯（起码60瓦以上）似的，比谁都清楚。他知道不能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混蛋们说真话（尤其是有权的混蛋），省得自找倒霉。

我们老祖先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像“清楚不了糊涂了”啦、“傻人自有傻福”啦、“看透别说透，说透不是好朋友”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啦、还有过去酒店里高挂的“莫谈国事”之类的话，都是劝人为善的经验之谈。可惜我年轻不懂事，没把咱们老祖宗的教导放在心上，就只剩下吃亏上当了。唉，毛嫩呀！还有，还有那只该死的烧鸡。真香，真好吃，可又真让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