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血祸真相

艾滋病至今仍是不治之症，其传染速度快，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卖血盛行地区，大批青壮年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目前虽然已有“鸡尾酒疗法”等治疗方法可以有效控制人体内艾滋病病毒的复制，但价格非常昂贵；而农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和医疗条件，更加速了他们的发病和死亡。农村的艾滋病死亡者一般都有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如果说一个艾滋病人去世后毁灭的只是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么一旦这是大批村庄的普遍情况，就势必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目前在一些艾滋病疫区，事实就是如此。
有一位艾滋病人曾告诉我，感染了艾滋病，就像是在一瞬间推毁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得了艾滋病似乎就意味着生命的尽头就在眼前，只有在深深的绝望中等待死亡。而比死亡的煎熬更加可怕的，则是周围人歧视的目光，它时时刻刻伴随着艾滋病人生活的每个时刻。

可怕的血祸
1992年，全国上下都涌动着经济热潮，“下海”、“淘金”、“第三产业”等是各级媒体连篇累牍正面宣传的热点词汇。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搞起了“血浆经济”，用当地廉价的血浆生产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生物制品。
在河南也存在着“血浆经济”，一些企业、协会也参与其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合法”血站有270多家，非法的就难以计数了。农民被一次性抽取400-800毫升血浆，只给几十块钱。不言而喻，其背后当然是惊人的高额利润。
有些所谓的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进村抽血，服务上门，甚至就在田间地头现钱交易。在血头们“借点血当场就还你，又给你钱”的花言巧语下，老实巴交的农民伸出了常年劳作的手臂，其实也是将自己的生命卖给了魔鬼。我就知道鄢陵县有个农民叫徐宝玉，被血头骗到开封囚禁后强迫抽血，8天时间抽了17000毫升血，最后都不能动了，抬回家就死了。
作家阎连科曾经来看望我，我告诉他当时有很多血头就在田间地头向正在耕作的农民买血，有人卖完血后头晕，这是因为大脑血液供应不足造成的，这时血头就把那人两腿倒提，头朝下摇几下，血液回流到头部，头就不晕了，于是继续锄地。我说了以后自己都差点忘了这事，想不到阎连科就因为这个细节深受震撼，跟着到我家求助的艾滋病人到村里去了解情况，后来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村为背景的小说《丁庄梦》，还把这个细节写入了小说。小说出版后，有人在网上称，有一位姓阎的作家曾住在上蔡县的宾馆里，根本没有去文楼村。其实，阎连科去的艾滋病村，并不是文楼村，而是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新庄村。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艾滋病村更不是只有一个文楼村!
阎连科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听完这个细节，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华商报》2006年4月27日)。这部小说中大量关于卖血的细节，完全都是真实的。而且，他以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让我这个亲身经历者读着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他在小说里借描绘丁老汉的梦境写道：

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栏的横梁，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扔的都是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李三仁便挂着头又回田里干活。

我非常钦佩阎连科创作这部小说的胆识和勇气。
即使血头知道血浆已经被污染，他们也绝不会把毒血扔进垃圾堆，更何况当时的卖血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检测艾滋病病毒的程序。这些血浆就通过各级血头的网络流向全国各地，卖给了生物制药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及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高价的营养药，究竟注射进多少健康人的身体，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我只知道，一旦原料血浆中含有艾滋病病毒，注射后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至2004年，因最早被披露艾滋病而远近闻名的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仅10月份就有12人因艾滋病死亡，最多时10天内死亡8人。同一年，文楼村的邻村后杨村，有34人死于艾滋病。死者最大的年龄是54岁，最小是29岁，性别几乎各占一半。有8户人家祖孙三代全部感染了艾滋病，全家灭门绝户的有1家。最多一家有10口人感染艾滋病，已死亡6口。还有一户兄弟俩全都死于艾滋病，只剩下一个老太太领着6个孤儿，最小的两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些受艾滋病危害的家庭，他们都很后悔，后悔当年不该去卖血。可是，在当年全民卖血的热潮下，这又怎么能怪他们自己呢?这究竟是谁之罪?对于这些老人和孩子的生活状况，我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只因卖血惹祸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血浆经济”的兴起，农民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去血站卖血，以几百毫升的血浆换取几十块钱来补贴家用。因为种地实在挣不了钱，外出打工又没手艺，而且往往不能及时拿到工资，而卖血却是现钱交易，从不打白条。于是，很多农村的青壮年加入到卖血大军中。在现在的艾滋病高发区，那些村庄当年有半数以上村民参与卖血。我在疫区调查，看到村里整齐的青砖瓦房，这种瓦房的住户，多数就是卖过血的家庭，他们用来盖房的钱，那真的是叫“血汗钱”了。很多房子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院子里长满了杂草，这家人用卖血钱盖起新瓦房不久，就陆续发病全死光了，变成村头新添的几座坟包。有的人家死绝了，有的家庭剩下孤老和幼儿相依为命。当地村干部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掩耳盜铃，宣称没有一例感染者，对艾滋孤儿不管不问，唯恐避之不及。
我收到过一个村民给我的来信，此信未署名：

也不知道怎样对你们称呼。我是一个艾滋病人，我首先代表艾滋病人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爱，我们都是因生活所迫和经济需求参加卖血这一行业，不慎被感染上这可恶的艾滋病。自从1998年到2002年之间，我村死于艾滋病的就有50多人，大部分是30多岁的年青(轻)人，男死女嫁，撇下了十多名孤儿，破坏了不少家庭。我村现在还有感染者百余名。……陪伴我们的只是无尽的痛苦和泪水。(我们)感到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没有光明和希望，我们对生活失去了决心和勇气。因为我们都是家庭的顶梁柱，顶梁柱倒了，眼看着这个家庭面临惨剧
……
请保密，因为我还有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

十多年来，我亲眼所见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恐怕罄南山之竹，也难书尽其事。中国的艾滋病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尤其农村贫困地区更为集中。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近80%在农村。在中原地区，当地的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根本不知道非法卖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造成一些地区成为艾滋病高发区。他们因贫穷而无知，因无知而卖血，因卖血而感染，因感染而更加贫穷。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地区已出现感染病例，经过数年的潜伏期，陆续发病死亡。但是由于当地医生根本不知道艾滋病这个病名，没有做过检测，究竞有多少人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又有谁能知道?
有人说卖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这只是一个特例?然而，不仅我本人的亲身调查证明并非如此，国内主流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2006年6月15日《南风窗》杂志发表记者尹鸿伟的长篇报道《贵州“血浆经济”忧思录》。这篇报道披露，2006年贵州省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列各省之冠，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并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事件。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即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抽血浆。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残疾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冒名顶替，也加入到卖血行列中。一位曾在某个血液制品公司工作过的业内人员也承认，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贵州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谋取暴利，手法越来越隐蔽。
卖血!卖血！看到这个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浑身冰冷，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个省份因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而今天，在《献血法》（1998年颁布）施行多年，中国发现艾滋病已20多年之后，这种可怕的行为竟仍然存在！有多少人因为贫穷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将有多少人因疾病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灾难又该降临到多少人、多少家庭的身上?
一方面是艾滋病高发区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暂时幸免于难或说不太严重的地区却又在走着艾滋病高发区当年的老路，血浆经济仍在蔓延，贫穷的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可怜的“补助”。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