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祸：国家的灾难

一
2005年9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高峰会上，首次公布了由世界经济论坛、哈佛大学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警告亚洲国家如果不采取保护性措施，将极易受到艾滋病的巨大危害。
这份题为《亚洲企业与艾滋病：扭转潮流》的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递增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全部省区都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在贫困农村地区情况最为恶劣。如果中国继续让艾滋病病毒以这种速度蔓延，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
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并未感到意外。
从1996年接触到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开始，我走上防艾之路已十多年了。在此期间，我走过中原大地十余个县、数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过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收到过万余封来信，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十多年的日子里，我不知陪着那些无辜的艾滋病受害者流了多少眼泪，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在睡梦中被他们的惨状惊醒，醒来发现全身都是冷汗!
我见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他们走上不归路，几乎都是因贫穷而卖血或因疾病、外伤而输血。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96年4月7日，我见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巴秀英。她是由于做妇科手术时输血被感染的。确诊结果出来后，她拉着我的手哭着问我：“俺会不会死?”我只能安慰她：“你好好休息吧，别胡思乱想了。”十多天后，她还是死了。她的丈夫、两个孩子以及陪护的亲属十余人经过反复多次的检测，HIV抗体均为阴性。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性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所以对此结果感到十分意外。从此，我对艾滋病开始特别关注起来。
渐渐地，我听说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省份也出现了艾滋病，很多那些人也有卖血或输血的历史。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得知某地一家人因“怪病”陆续死去，直至最后一名死者临终前才确诊为艾滋病。由此我觉得艾滋病传染性特别强，需要普及预防知识。于是从1996年9月开始自费编写防艾宣传资料，讲述艾滋病症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但多数内容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仍以性乱、吸毒传播为主。这些材料印出后，我和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的几位馆员跑到汽车站、火车站和娱乐场所等处散发，遭到不少白眼和敌视，甚至有过多次被人轰走的经历。很多人认为只有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者才会感染艾滋病，我们对他们宣传预防艾滋病，是一种“侮辱”。那时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辩解理由，但我一直没有停止在防艾路上的脚步，不断编印宣传资料，用我的笔记录下中原大地上这段惨烈的艾滋疫情的历史，十多年中已编了27期，累计总印数达102万份。
到了1998年春，我又听说河南不少村庄的农民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我很想亲自去看看，但由于地点不够具体，找了多次都落空了。直至1998年8月，我忽然接到上蔡县检察院干部杜某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们那里就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不久后，郑州《城市早报》记者王芷荭从我这里得到这一消息，于11月前往多个艾滋村深入调查。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该报发表了她采写的反映艾滋村真实情况的报道。
2000年3月18日，我约王记者一同前往上蔡县文楼村(现在已是海内外闻名的艾滋村，当时所知者还不多)，给那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送药送钱。此后我又陆续到过新蔡县东湖村、尉氏县曲楼村、柘城县双庙村等村庄，亲眼目睹了艾滋病疫情导致的种种惨状，令人胆战心惊!这些地方的疫情惊人地一致，艾滋病的传染源都来自大规模的非法采血。患者缺医少药，死者惨不忍睹，有些人家甚至已灭门绝户……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当地村干部还千方百计捂着盖着，禁止村民泄露消息，严防外来人员进村，还美其名曰“维护地方形象”、“促进招商引资”。由于不少省内外媒体公开报道了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情况，省上有关部门某些干部害怕影响他们，对我揭露艾滋病疫情设置了重重阻力。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单位受排挤，另一个则丢了工作。而我最小的侄女大学毕业后，仅仅因为她是高耀洁的侄女，郑州没有一家单位敢要她。但作为一名医生的良知，让我实在无法在疫情面前保持沉默。我在世之日有限了，反正人都有一死，所以我拼上老命也要揭开真相!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和打击，我一直都没有停止为这些血祸受害者呼喊，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但我的子女因为我而遭受不公正待遇，我对他们有愧疚。

二
从2001年春开始，我在调查中逐渐注意到，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属，特别是艾滋孤儿及患儿的处境十分凄惨，缺衣少食，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艾滋孤儿”是我提出的概念，是指父母因艾滋病去世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这些艾滋孤儿从小失去父母的呵护，周围的人怕传染自己，便对他们采取歧视和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这种种冷遇与排挤，致使有些孩子的心理不健康因素慢慢滋生——厌学、懒惰，还有些孩子流落到社会上，受社会不良习气影响，小偷小摸、结伙打架、拉帮结派等等，更有甚者，小小年纪便仇视社会。我曾遇到一个孤儿，他的手臂上刺满了“仇”、“忍”、“杀”等字，我问他长大了打算干什么，他回答说“杀人!”我问他想杀谁，他说，“我要杀掉抽我爸爸血的那人！”
而那些被艾滋病病毒侵袭的患儿，处境就更加糟糕。疾病把他们折磨得骨瘦如柴，又无钱医治，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以上情况，让我不得不考虑艾滋孤儿的将来，于是我工作的重心，由救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转向了救助艾滋孤儿。最多时我曾救助了164个孤儿，给他们汇生活费和学费，还让我治疗过的病人和好心人给他们汇钱，总计有8万多元。但后来我发现，直接汇钱的救助方式效果很不理想，大部分钱都被截走，根本没有用到孤儿身上。这时我才想到，把这些孤儿分散收养，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更为有利。于是经过联系，我把一批孤儿送到我的老家山东曹县，由那里的农户收养。但不久之后，有些人唯恐孤儿出去后暴露当地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不再允许本地孤儿出省收养。
自2003年年底以来，随着国家对艾滋病疫情的高度关注，各项救助政策也陆续出台，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救助组织和个人，打着“救助”号却行“骗钱”之实的并不在少数。
最早出现的是各种所谓能治愈艾滋病的“神医”，自称在全世界第一个攻克了艾滋病，是“神州艾滋病克星”，还有“祖传中医秘方专治艾滋病，已治愈××例”之类。我收到的上万封来信当中，有十分之一都是这类信件。
其实，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患者，艾滋病传入中国也不过20多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还有一个病人告诉我，他听人说北京有一种机器，得了艾滋病坐上去摇几次病就好了。这些“神医”们利用报纸、杂志、网络、信件等各种手法，不把艾滋病患者身上仅有的钱榨干不会罢手。我曾给过艾滋病患者程某四次钱，共计1050元，全被他拿去买骗子的药酒、药丸，不久就死了。自称“国宝”的所谓“气味学”创始人李德敏是湖北襄樊一个退休的建筑工人，他声称自己发明的中药酒能治艾滋病，跑到郑州来要求与我合作开艾滋病专科医院，被我断然拒绝。因为我在编印的宣传资料中未点名地批评了他，他竟以侵害名誉权为由，于2003年9月把我推上被告席，在法庭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他的中药酒能治艾滋病，有卫生系统的退休高官的老婆给他题词等等。法庭要求他提供治愈的艾滋病患者的详细情况，他以保护患者隐私为由拒绝。虽然最后以他败诉而告终，但至今他仍往文楼村等地送他的中药酒，这种非法行医行为从来无人过问。
医骗子还未能铲除，自2003年开始，又出现了以救助艾滋病人或艾滋孤儿为名，大发“艾滋财”的组织和个人。骗子已经不再满足于“包治艾滋病”之类的低劣骗术，而是纷纷以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方式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向我要钱。我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等人于2004年9月雇车前往该县调查，在王某家的三层楼房里从上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人和孤儿。此后，王某的所谓“研究所”搬到了北京房山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大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要钱。但后来北京地质学院、河南焦作大学的大学生去实地调查，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不要说艾滋病患者和孤儿，连一张防艾宣传资料也没有。《南方周末》2000年12月8日头版报道《双面艾滋妈妈》所质疑的安徽阜阳那个自称“艾滋妈妈”的张某，自称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后在北京的外交学院英语大专班进修了三年英语，记者立即用英语问她“你的专业是什么”，连问两遍她都无法听懂。她自称是受市长委托，了解当地孤儿情况后于2003年12月成立“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开展救助工作，却至今没有公布过账目。短短几个月内，她在不同场合声称的受助儿童数字就有140人到350人的多个版本，记者调查发现并非全部儿童都得到了资金救助。由于接受的多笔高额捐款不出具收据、捐款的使用又极不透明，张某与捐款者和受助对象之间还发生了多起纠纷。她和记者谈的最多的就是钱，她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媒体宣传报道她，捐款却没有相应地多起来。
我写文章揭露“艾滋骗局”后，2005年12月20日，北京有位艾滋病感染者给我打来电话：“高老师，你文章里写的那些人，他们能发几个‘艾滋财’啊? 发大财的人多得很呐!” 我追问是谁，他就不说了。我后来得知，确实有人用救助艾滋病的善款养“小蜜”、“包二奶”、买房子，还自称与我联手揭开了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其实根本是子虚乌有。造成目前国内“艾滋骗局”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这些打着慈善、公益等旗号的组织进行监管，于是信息透明和舆论制约就完全成了空谈。在国际上，定期公布账目是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义务，而在国内，我很少听说有一家组织主动这样做过。我以前多次说过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但现在看来，比艾滋孤儿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口袋里去了，艾滋孤儿能得到什么?“艾滋骗局”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