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巨原来非神话
廖康

每次教美国学生“孝”乃中国文化中第一美德，他们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触，直到我讲到“丁忧”这条自西汉以来实行了两千来年的规制，他们才深感其重要性，深感与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他们的文学作品从古希腊神话到现代小说都充满了父子矛盾，很少有孝顺，与这个词对应的英文filial piety，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根本没有这个概念，需要我解释。当然，我强调，中西方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对父亲的孝顺，也都有对父亲的反抗，只不过不同文化给予孝顺或反抗的歌颂和批判有不同的侧重，差别仅在于此。明白以后，有位学生做了“郭巨埋儿奉母”的演讲，有图有据，生动展示孝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同学们都惊呆了。纷纷议论：这也太过分了吧！是真的吗？就算是编的故事，这样表彰杀子也太不人道了……眼见这讨论正在走向对中华文明的批判，我力挽狂澜。援引《圣经旧约》中亚伯拉罕欲杀独子以撒奉献给上帝为例，表明这些都是孝道与信仰的测试。上天和上帝是仁慈的，绝不会允许他们那样牺牲孩子，只不过要看看他们是否真诚，并展示孝道与信仰给人的回报。学生的惊诧才平息，似乎明白了。 
我自以为得意，为自己成功地捍卫了中国文化的庄严伟大，并保持了学生对中文的敬仰和兴趣而沾沾自喜——直到最近读谌旭的《大宋繁华》为止，我自己惊诧了。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一书，从秦朝统一到唐末宋初，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一千万和七千万之间浮动，战争、饥馑时低，和平、繁荣时高，但从未高过七千万。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一朝，人口接近了1.3亿。人口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据谌旭论证，不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没有引进新型高产量农作物，而是皇帝的仁慈及测量技术的革新致使人头税的减免。减免是从宋仁宗一朝开始的，他是公认的中国最仁慈，也最受各国君主尊重的皇帝。他于1051年减免了湖南郴州和永州、福建泉州和漳州的人头税。在此以前，中国长期实行人头税。汉高祖四年八月，开征“算赋”，要从15岁交到56岁，每年交120钱，商人和奴婢240钱。还有一个“口赋”，也就是未成年人交的算赋，要从七岁交到14或19岁，每年交20钱。到汉武帝时期，改为从三岁交到14岁、每年交23钱。随后各朝各代税率不同，但都要按人头交税。在缺乏有效避孕手段的年代，养不起孩子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人头税，而解决方法就是杀婴。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贡禹传》的记载，“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见《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此后，这残酷的做法绝非偶尔为之，而是常见行为。以至产生了专有词语“生子不举”，亦称“不举子”。此处的“不举”是指不养育，也就是杀婴弃婴。百度有关词条只讨论此现象在宋朝的原因，其实自秦已降生子不举一直时有发生。郭巨的故事是很多穷苦人面临的艰难抉择，挖到金子的奇迹才是胡编乱造，用于教化百姓。
中国是农业大国，各个朝代主要还是实行土地税，佐以商业税和人头税，即“丁赋”。商业税容易理解；商人可能没有土地，或者他们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土地。为什么还要征人头税呢？这是因为丈量不同形状的土地，评价土地的质量，追踪土地占用的变化等等是相当复杂的技术工作，难以做到公允并逐年更新。尤其是穷人零碎的土地，官吏们甚至认为不值得费工夫测量核算，估计个大概，再数一下人头就行了。贫农无需交土地税，但人头税是逃不掉的。当然，数人头不仅与交税有关，还与徭役和兵役有关。人头税对富户来说可能不算多。他们还往往花钱替代服徭役和兵役。总而言之，人头税主要是针对穷人而征收的。
宋仁宗减免人头税是出于他的仁慈。然而，随后的历代皇帝却一直没有废除人头税，尽管他们得到了更先进的科技，使得征收穷人的土地税也比较容易实行了。首先是沈括改进了水平仪，可以测量地形的坡度了。之后，杨辉想出了测量计算各种复杂地形的方法并写进《杨辉算法》一书。宋人还发明了“鱼鳞图册”记录每家土地的边界和面积。明朝的数学家和珠算发明家程大位还发明了“丈量步车”，推着它便可以轻易测量曲线。尽管有这么多科技进步，税收制度却没有改变，人口也没有大幅度增长。唯一的例外是：根据曹树基和葛剑雄的统计，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实际上已经接近两亿。此迅猛增长乃得益于美洲高产农作物土豆、玉米、南瓜传入中国并开始在华南地区普及和推广。但好景不长，内战、旱灾、水灾、蝗灾、鼠疫、天花以及张献忠和清軍的大规模屠殺，使得中国人口迅速降低到顺治三年(1646)的88,486,000。直到雍正元年(1723)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丁赋才完全随田粮起征，成为清代统一的田赋制度，标志着中国人头税的结束。中国人口从康熙三年(1664)的92,648,000猛增到雍正二年(1724)的126,110,000，乃至咸丰元年(1851)达到帝制中国人口的顶峰——432,160,000。
其实，作为中国人，我本应对国家制度和政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有切身体会。还记得中国政府曾骄傲地宣告：1995年2月15日凌晨，一个叫赵旭的男婴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那是中国第12亿个公民。2月15日被定为“中国12亿人口日”。骄傲的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通过一系列手段严格执行这国策，使得中国“12亿人口日”推迟了9年才到来。当然，这是一个反例，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为的巨大作用。但这作用与“摊丁入亩”不同，那个办法一实行，对人口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不用推行，人民自愿就多生孩子了。但计划生育的国策是强制执行的，强制到什么程度，我们心里都清楚。更严重的后果是：国人的观念改变了，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想多生孩子了。如今，无论政府怎么号召都没用，而且政府没有办法强制年轻人早育多生。
2025年4月12日

贴主:LiaoKang于2025_04_14 11:45:0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