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性之恶化暨步韵《虞美人》

注一：这篇文章，想表达的不是“不要斗争”，而是剖析“为什么有斗争”；亦不是“不要辨善恶，不要道德”，而是剖析“善恶、道德之本质”。
注二：文章里的内容，复制了不少笔者之前多篇文章里的段落。目的是进一步归纳、厘清、简化我们在思维上所存在的范畴谬误的误区。进一步深入详尽的讨论，需参考笔者所著的《逻辑后缀学》及被收纳在《水语剑禅文集》中的相关文章。

从夫妻间的争吵，到国族之间的争斗，本质上其实大同小异。至于到底谁对谁错？笔者从来都兴趣缺缺，基本上不予置评。
人类社会为什么有斗争？斗争的本质是什么？
这才是笔者长期所思考的。《逻辑后缀学》亦因此成书。

西方的认识论发展到理性，就无所适从了。因为理性无法超越自身，那这个【自身之外】的位置就只能留给【信仰】。由于西方语境的信仰是二元的，即：【理性永远是在信仰之外；信仰永远是在理性之外】。
既然理性无法超越自身，那么，被理性“包含”的道德亦同样不能超越自身——即：包含在理性之中的道德不具有普遍意义。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作为普遍意义的“道德律令”，等于是让【理性之外的信仰中的道德成分掺和到理性之中】——一种深层次的范畴谬误：以应然范畴的道德去“律令”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实然，实然中本来的“不恶”就可能变成恶；实然中本来的恶就可能恶上加恶——【理性与道德本质上是相悖的】：以道德正当性背书的理性，所行之事必与道德相违，必变质为【恶】——故言：【理性的尽头是恶性】。
——
这里有必要对“恶性”一词作哲学上全新的诠释。
何为“恶性”？
笔者为恶性下一个简洁的定义：【恶性，就是斗争性】。
故上述一个结论也可相异表述为：理性的尽头是斗争性。
恶性之“恶”这个字，也需要在哲学上重新诠释。
何为“恶”？
恶即斗争。
故恶性之恶，比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善恶之恶“高一个维度”。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善恶都是【恶】。
为什么善恶都是恶？
因为善恶都会产生“斗争”。
——
善恶皆源自于人类的【错知】。
什么是错知？
我们的理性，人类的思维——范式的确认性思维（《逻辑后缀学》称为“是”判断或“自定义是”判断），是一种越来越复杂化精细化的“内卷式”思维。
内卷式思维，符合了集合论中对“真类”的阐述：【集合，一定有样本空间，有边界，有“他他分别的”所属。有所属，才有“量”有“值”，才可观察，可描述。但是，“有所属”一定不能包含自身，即不存在包含自身的集合。所有集合的总体不是集合，因为“所有”即包含了“所有”自身。当“所有”企图对“所有”自身作出确认性判断，“所有”就表现为“真类”。但所有集合（严格而言应该是“所有非空集合”）皆是由包含自身的真类（我）定义。故：由包含自身的真类定义的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不存在“真值”，即集合的值皆是“自定义是”】——也就是佛学所表述的【幻相】。
自定义是，即“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真实，就不是真正的真实。不是真正真实的真实叫作“自定义真实”——把自定义真实认作真正的真实，就叫做“错知”。
以人是目的论为主轴的西方哲学，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哲学。因此错知的对（善），自然就衍化成西方伦理学里种种（与人相关的）道德律例的“识”。
种种的道德律例的“识”，理所当然也都是对的。为了强调“对”的重要性，哲学家们更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为种种道德律例冠以一系列闪闪发光的、不容置辩的、无可争议的、正气凛然的、不容侵犯的、专属的光环。例如道德、例如真理、例如正义、例如文明、例如公正平等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公义”，都有着耀目的光环。任何站在这些公义对立面的识，很简单：理所当然就是错的、邪恶的、野蛮的，必须被打倒被消灭的识。
既然是非是如此的分明，根据“邪不能胜正”这条“公理”，邪恶应该难以在这个世界里容身，人间应该越来越太平才是。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
在越演越烈的人间争斗面前，我们（当然包括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往往不曾留意到一种现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错的邪恶的人往往都会“抬不起头来”而屈服于“对”。即人类社会中，真正的对与错、正义与邪恶之间“一般是打不起来的”——能够“打起来”的，反而大多是对与对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
没多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是错的，更没有什么人会昭告天下宣布自己是邪恶的。换言之，人类社会有“我的识永远是对的”这么个思维错觉，这种错觉会产生“我的错都是被别人强加”，即“被是什么”这个错知的“底层逻辑”：那些错的、邪恶的人往往同样是“被错”或者“被邪恶”的。“被错”或“被邪恶”的人当然就不服气（例如当下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各方都认为自己“被邪恶了”），也就会“义愤填膺”——大家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于是，对的双方就打起来了——这是笔者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理解：如果人人都认为自己对，反而就天下大乱；如果人类社会再也没有错，反而会世界末日——这就是人间的一种怪现象：【“对”往往发挥恶的功能作用】。
【对】或【善】的错知，更会进一步“升级”，被人类划分出【无穷数的本质上是虚拟的】公共标准（公意，也有学者称“共相”），令到恶（斗争）的功能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
假如——【真的】有上帝，这个上帝必然【没有标准】（没对错没善恶自然就天下太平——这应该是真上帝唯一的“终极职责”）；
又或者假如——要辨别【真假】上帝，只有一条标准：【真的上帝没有标准】。
人类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就有了原罪，这个原罪就是：人类有了错知，继而有了（善恶的）标准——【这些】标准，《逻辑后缀学》通通纳入“是”判断的范畴，这篇文章则称为【恶性】。
——
人类一思考（善恶），真的上帝，就发笑——因为真的上帝没有标准；
人类一思考（善恶），假的上帝，就发怒——因为假的上帝有一大堆的律例、诫命，也就是标准。不遵从假上帝的标准，假上帝就会发怒。不但假上帝会发怒，人类自己也因为对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糊里糊涂永远搞不清楚而相互发怒。
发怒，就表示有恶意。恶意，当然是一种恶性。相互有恶意，就会“斗争”。斗争，就是【恶】。
人性，本无所谓善恶——无标准。但错知之后，就有了善恶的标准。有标准，就必然形成社会性的【体系】——【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中的人性，就异化为：【恶性】——斗争性。
有了价值体系之后，【人人都能够以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公意（标准）之名，行个别意义之事】。
全面性的斗争从此贯穿整个人类史，不可止息。
——
斗争的本质，是悖论。
悖论，一定是以“是”判断（确认性判断）的形式出现。
而“是”判断，一定是“真类”（一定是由自身发出包含自身的“自定义是”）。故真类的判断，必然产生悖论：以为有限，其实无限；以有限衡量无限、以无限追求有限——永远是一个【无休止震荡与重复的、用“是”判断判断“是”判断】的、“纠缠共生”的判断（参考《逻辑后缀学》上卷关于“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四个重要外延）。
在“是”判断过程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表面上是因为观察研究对象的“是”，实质是因为观察研究对象的“非”。离开了“非”场，“是”（这个人）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能显示出价值）。但这就形成了“是”不但必须靠“非”场维持，而且还必须靠“非”决定——因为“非”，所以“是”。因为非nX，所以A。进而终极的“纯正唯一”的“因为非nX，所以必须A”的“后因果关系”逻辑。
——后因果关系逻辑，是一种【因非而是】的逻辑——我们企图“是之为是”地“自身所是”或“是其所是”，却永远只能“因非而是”。
因非而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是理性思维逻辑的本质。
这里的“非”，意味着排斥。相互排斥，就形成斗争。
理性自身就是悖论。而理性思维逻辑，则令悖论（令自身）异化为斗争性——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可能十分乐见斗争的发生。但因悖论具有反噬作用，鼓动斗争者必然会【被斗争】。
——
理性自身就是悖论，因此理性无法超越自身，也就不可能消除悖论。理性所能够做的，是模仿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同时，绕过、平衡、掩盖悖论（参考《逻辑后缀学》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理性不但不能消除悖论，更由于“是”判断既具有分化性，又具有封闭性，故理性必然【熵增】（参考《逻辑后缀学》关于“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四个重要外延的论述）。
——熵增，意味着【恶化】，一般的用语是【矛盾激化】。
上述结论非常抽象，不容易理解，但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到【其指一也】——【熵增意味着恶化】这个结论无比精辟地指出了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从恶性到恶化的因果关联：
一对夫妻，如果处理相互间关系时，事无巨细皆【以理为准则】，这对夫妻的关系，一定是紧张的。紧张，就具有恶性。坚持各自的理毫不退让的同时，更千方百计为各自的理“找背书”（找理由的理由），紧张关系就一定会恶化——“找理由的理由”时：初始的理由会被固化，也就是越来越封闭；初始的理由后面的理由越多，问题就越被分化——剪不断理还乱：这就叫熵增。
上述例子中的“原理”，同样适合人类社会里种种的人际关系、国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笔者发现，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对已发生的某事件的思考或评论，往往有以下模式：没问题一定要找出问题；有问题一定是“定体问”问题；“定体问”问题一定是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得出的一定是全盘否定的结论。但因为“错知永远是对的”，因此全盘否定一定是双方的。如此一来，任何事件都会伴随着争执。
在种种争执中，笔者看到的却是：当中所出现的种种范畴谬误实在是惨不忍睹，令笔者觉得可笑、可悲、可怖。
因此，熵增是全球性的，斗争性的恶化是全球性的。
【明知道】斗争性会恶化并且事实上在不断恶化，但人类还是【固执己见】地不惜恶化——为什么？
除了利益上的原因（这是纯政治性话题，这里不多作讨论，只说一句：利益通常也要得到道德的“背书”才能“摆得上台面”），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理】上的主因。
第一，“为了争一口气”。这个原因只能说明一件事：经不起推敲的理性无比脆弱，人的所谓理性根本上就是装X。人在本质上始终是感性的动物。脱下理性的外衣，人与动物无异，人的感性本质上就是兽性。穿上理性的外衣，人反而可能会禽兽不如。因为，兽性其实是一种“率性”，率性其实是道性。而穿上理性外衣的感性，却会异化出恶性。恶性之恶化，更会变异出凶性，令人类——亦只有人类，作出同类之间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逆天”之事。
第二，理性的基础是逻辑性。逻辑的特点有二。其一是逻辑链【不能中断】，【不能中断】也就是笔者论述的“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其二是理性具有的【同一必一的交集属性】。这种属性，亦令到恶化之行不能“半途而废”。这方面，《逻辑后缀学》有详细的讨论。
笔者始终认为：人类命运要避免不断的恶化，恢复良性，唯有中华传统思想是良药。
注：这里不是表示中华传统思想多么先进优秀（因为笔者对“先进优秀”此类词语的态度是不以为然）。
笔者的看法是：中华传统思想具有【并集属性】。并集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集合，通俗的解读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之意。正因为中华传统思想的逻辑性没那么强（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里没有哲学”），没那么多对错，因此其斗争性就大大弱于强调“必须严密演绎正确性”的西方理论。
故，我们有必要【修改理性的内涵】——理性，并非意味着演绎绝对正确，并非在通过演绎之后，我能够合理获取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值，而是在演绎绝对正确的过程中，在合理获取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我能够接受的、舍去的——最大值】。
如此一来，理性，就具有了良性的内涵。
如此理性，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内涵。
——
归纳：范式思维下人类命运的必然走向：“是”判断→真类→悖论→错知→价值观→恶→斗争性→恶化→凶性→灭亡😂
——
最后，以一首步《虞美人·李煜》韵的诗词表达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感慨：

人间战事何时了，
枉鬼知多少？
西番昨夜又戕风，
血雨漫天红月笑嗤中。

道德仁义招牌在，
公意朝夕改。
庄家欢喜庶民愁，
昧识古今桥朽水恒流*。

*“桥朽水恒流”是“桥流水不流”的相同语义的变体。因后句平仄不合，故擅改之。
南朝梁代的傅大士，是中国维摩禅祖师，他有一首很著名的偈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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