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生命公式，给形式第二定律作一点补充：
更新后的形式第二定律：在观察者眼中，越是复杂、高级、先进、精确的形式，他适应方位越多，容错性越低，在后因果关系中的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C值和不可持续性越强。
原初生命体(protocell)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命系统，被认为是地球生命的最古老祖先。这是一种由膜或膜样的结构包围着非生物有机分子的集合体，能表现出一些与生命相关的属性，即反映出时间差的滞后性。滞后性令原初生命体具有了封闭的雏形。即产生了自他分别意义的能指性质的“因为非，所以是什么”。
“是什么”即信息。碳基相对的平衡稳定性，为分子建构成“链”提供了可能。而“链”的建构，则为“资讯储存”（是什么）提供了“容身之所”（封闭性）。这个“资讯储存的容身之所，被称为“DNA”——当膜中的非生物有机分子发生在某种代码的“指令（有真值的他适应）”下运作的情形时，我们就把这个集合体称为“细胞”。而细胞中这类能编码“指令”的大分子被称为“DNA”。
DNA，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自定义”，它令一切的生物都真正具备了封闭性——因为非，所以是什么。因此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生，但可“复制”的。
也就是说：生命，已经自定义到“骨子”里、每一个细胞里。我们的身上，积存了种种厚重的“自定义是”，也就是佛学所说的——顽执。
当第一个自定义产生，一个个体生命也就诞生。为了维持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细胞与“其它”细胞之间、与细菌及病毒之间“因为非，所以是什么”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世界大战”就此展开，无日无之，直到“世界末日”——个体生命的尽头。
为什么“尽管地球上的生命一直在不断进化，但直到今天，控制这一运作过程的基因代码却始终维持着只能使用20种氨基酸合成蛋白质的遗传机制而不变？为什么同样的组成部分和排列方式，与数十亿年前别无二致”？这正是因为，DNA作为最原始最基本的以“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自定义，其复杂性必然被“互克性原理”制约而不能超过“某个（20）”极限。
DNA作为负责引导生物发育与生命机能运作的“总司令”，通过“RNA”这个中介的翻译、传递、编辑、剪接等“基因表达”，其指令变成生物功能由蛋白质具体执行，从而发展成包括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两大类地球生命中的三大领域：细菌、古生菌与真核生物。
原核生物中的细菌、古生菌作为地球上最低等的生命：“我需要”只有最小值。即封闭性最弱，因此依赖性最低。细胞内部仅包含寥寥几种低级简单结构，在里面发号施令的DNA似乎并不重视自己的“特殊身份”（不那么介意自己是什么），只是漫不经心地游走在细胞质里，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权力”百分之百地传给下一代（单向基因复制式的传递）。但原核生物的这种弱封闭的生存模式的加和性脆弱值C却是趋于零，即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原核生物在地球上无处不在，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自适应非常强），假如地球毁灭，世界末日来临，它们将是最后消失的生命。
真核生物的细胞体积通常是原核生物的十倍左右。新的研究认为：第一个真核生物的细胞是在某个宿主细胞吞噬了一个细菌之后，两者以一种长期的互利共生关系逐渐转化为真核生物的形式。发号施令的DNA在真核细胞中有着自己专属的“地盘”（开始介意自己是什么），那就是细胞核。DNA有专属地盘的真核生物就表现出极其复杂，有着种种令人困惑的自相矛盾的性格（我们对细胞分裂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细胞为什么会“分裂”？细胞分裂的现象，其本质就是“是”判断悖论属性的显现，即悖论属性的依赖与封闭的冲突通过自定义表现出生物性的混合与分离的“相”。而作为处在真核生物顶端的人类的种种行为，更把这种悖论属性的自相矛盾的“相”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的真核细胞不断地以“减数分裂”或“有丝分裂”的模式，其基因“有所保留”（封闭性越来越强）地重组出下一代，逐渐发展出一个多样性的包含微生物、真菌、植物到动物的生物圈。
在这个生物圈里，微生物因为结构相对仍然简单，封闭性弱，容易与其它生物形式相容，也就是共生。
共生关系，是地球这个生物圈的一大特征。
例如一个人类个体上的微生物细胞总数可达宿主细胞总数的十倍之多；人类DNA中有8%的片段，已经被证明原本属于各种各样的病毒，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嵌入了人类的DNA里共生成人体的一部分；作为食物链最底端的浮游生物，大多以寄生关系相互依存而构成海洋生命支撑系统的关键部分。
但尽管有着共生关系，生物圈里不同的物种之间依然有着各自明显的“边界”（以局限性、排他性表现的封闭性），并且是越高级复杂的物种的局限性和排他性越强，即共生关系越弱（自适应方位越来越少，他适应方位越来越多，封闭与依赖的冲突越来越突出）。共生关系减弱，其共生性会逐渐转化为弱肉强食的掠夺性。
所谓的“弱肉强食”，等价于低a值的生命在与高a值的生命的竞争中处于“先天上的劣势”。
这种竞争，就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我们必须进步，必须进化。
在表面上，生命都有一种为延续而努力，即向完善或完美形式趋近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实现，我们称之为“进步”或者是“进化”。但通过“自定义是”判断追求完善或完美形式的过程，即是对自身或他者的否定过程。伴随着进步或进化的实现，对自身或他者的否定度也不断通过依赖性、局限性、脆弱性C值和不可持续性的增强表现出来。
例如：恒温动物要比变温动物高级先进，一般认为恒温动物比变温动物有更大的优势（高a值）。但恒温动物的基础代谢率远高于变温动物，即需要摄入多得多的能量才能维持其生命（高b值）。当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恒温动物的加和性脆弱值远高于变温动物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例如：随着现代社会卫生条件的改善，现代人的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却呈现火箭式直线上升，仿佛一夜之间人类对周围环境及自身的身体变得敏感（也就是“脆弱”）起来。科学家因此而提出了基于“卫生假说”的“寄生虫假说”，被人嫌弃的贬义词“寄生虫”，看来有希望得到“正名”。
为了维护自己的边界，物种与物种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生存过程中所谓的汰弱留强，不过是不得不遵循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相对而言：为了“留”，必须“强”（尽可能多方位的他适应，令先天性脆弱值减低），而要真正地“强”，就必须“进化”（进一步封闭）。也可以说：表面上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化”，实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
即进化是生命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行为。
但这种行为对于整个物种来说，进化之路上每向前走一步，依赖与封闭的冲突越是突出，加和性脆弱值越高，意味着整个物种向毁灭之神的进一步靠拢。
这同样是一种无奈的悖论的反映：生命悖论的反映。
例如：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性而近亲结婚的后代（通常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贵族才会有的“骚操作”），基因中有缺陷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例如：爆发于2019年的，“似生物非生物”的，据说全部病毒加起来一个可乐瓶就可以装下的新冠病毒，摧枯拉朽地横扫全球，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命不凡的“万物之灵”的人类：谁才是地球上的强者。
在漫长的生物史上，不断有新物种产生，又不断有旧物种以每年千万分之一的背景速率灭绝。而在物种的灭绝名单里，越是大形体复杂的所谓先进物种，在同时代里越是处在“优先”的自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