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准确也是为了明确。
但同样地，准确也不等价于明确。
过去三十年中，全世界的数据量，大约以每两年增加10倍的速度递增（远超过计算机领域中，通过集成电路数目每两年，或更准确地每十八个月就翻倍的递增，而反馈出电脑处理能力的摩尔定律）。当信息化正式转型进入数据化，事件的细节以数据形式出现后，信息的性质就会彻底转变：信息在历时性上的共通性被彻底割裂，信息的分化性达到最大值，信息的有效性被绝对化（绝对准确），即共时性上差异的模糊性彻底消失。
信息时代的我们，“某些情形下”确实可以做到正确、准确地判断事物；可以明白、明辨地认识事物。但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却越来越不明确（过程越来越看不透）。不明确的过程，是一种“马尔可夫过程”——思维当中的确认状态是不具备记忆特质的、仅与当前状态相关的，因此是分化的状态。分化状态的思维下，人的行为模式，完全取决于信息在当下是否“有用”，而信息的“曾经”，则越来越不被“感兴趣”甚至被轻易否定（浅显的例子一：一对一直认为对方“样样都好”的恋人，某天因为对方做了某件不顺眼的事情，就成了“分手”的理由，对对方为了“样样都好”曾经所付出的努力“不屑一顾”；例子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城，这个不真实的天堂里住着一群真实的，生活支离破碎但又极度同质化的人，这些人避免思考，逃避真实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只希望由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如何生活——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这么一个乌托邦）。
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人类的物质文明在高速发展，但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弥散。可以说：信息越发达，越容易被“洗脑”，思维越“弱智”甚至“反智”——成也计算机、互联网，败也计算机、互联网——我们已籍着“价值观”这股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大洪水”，进入一个全民洗脑、全民肤浅、全民浮夸、全民狂欢的，比丑比烂的末世时代——我们自称为“短、平、快”的“马尔可夫”时代。
当思维习惯于通过接收这种爆炸式递增，但性质已经彻底改变的信息来进行思考判断时，会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短、平、快”时代信息量的爆炸式递增，正符合了“是”判断逻辑属性第五个外延指出的：震荡与重复意味着真类中的目标具有以“目标镜像”的方式进行自我指涉与自我复制的能力。
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在人造物上，理论（根据概率论里的“鞅”过程）上就能生产出大量一模一样（既准确亦正确）的产品，如汽车。
而作为被赋予某种符号价值的信息，在出现初始时，确实也会具有某种类似于人造物般的“等价值”。但人的思维上存在的差异性（现代社会的高尖端科技，及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不但不能消除反而正不断深化着思维的差异性），再加上巨量的信息中，往往夹杂着难以深究及明辨的人为偏见或误导（信息可以清晰准确但却不一定明确），会令到信息在自我指涉自我复制的过程中，逐渐变形直到面目全非（当企图让个别的信息能够更明确，反而出现在信息论中所指出的整个系统的冗余配置会越多，变量的不确定性越多，即信息熵越高，要把整个系统搞清楚所需要的信息量越大），其价值的内涵也就彻底改变。只是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并不会知道，往往也不想知道，依然坚定不移地、“因符号而符号”地、人云亦云地盲从着（有人把这种“因符号而符号”的效应戏称为“奶头效应”——如同婴儿，含着一个“假”的奶头也会“心满意足”地不吵不闹）。深究其中奥妙的精英们，因此而擅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符号价值，来作为操控人民的手段（金钱是符号价值里最典型的一种，现代社会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皆是精英们操控人民得心应手的符号价值工具，在这些工具的操作下，世间万物都可以被金钱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面性的所谓的市场资本化社会，并因此而引申出种种名目繁多的“普世价值”、“制度价值”、“道德价值”、“潮流价值”、“品牌价值”等等）。
这种以符号价值操控人民的手段，比起所谓的专制手段更有效，因此也更恐怖。
第二种是：自以为具有批判能力而不会盲从的人，巨量信息则会令其分析性思维越来越弱化，导致对差异性明察秋毫的批判性思维逐渐成为常态。当凡事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时，认同感会下降到最小值（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纯粹及典型的“他适应”思维），此时的批判性思维往往会走向极端，也就是“为反而反”。当为反而反成为潮流，整个社会就成了“反智”的社会。
反智的社会里，批判性思维会进一步变质为“否定性思维”。持否定性思维的人，对一切事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猎物的破绽，往往因为成功捕捉到被观察对象一时的、或某方面的错，就彻底抹杀对方曾经的或其它方面的对。更有甚者，因为成功发现破绽所带来“快感”，会让持否定性思维的人沉迷其中而“乐此不疲”，从而形成“习惯性全盘否定”的思维。
否定性思维成为风气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值越来越低。当人人都热切于”特立独行“，热切于在“相对来说已经不错的社会”里寻找种种不足，并以“因此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为荣，整个社会就都会呈现出具有斗争性质的、“众说纷纭”的离散性——这其实已经是当下整个世界的大趋势。
第三种是：如果试图以长远的视角往回溯望，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近期或当下的大量事件总是以数据的形式汹涌而至，以至于掩盖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回忆能够对事件关联性起提醒的作用，以一种历时性的前因果关系为我们提供相对客观明确的事实真相。但现在，厚重的历史感已逐渐消失，更有人视之为“包袱”而断然舍弃，殊不知这才是最彻底的洗脑）。即真正的过程越来越缺失，巨量的自定义真实信息被先行默认为真实信息，从而产生一种叫做“近期偏差”的效应（Recency Bias，也叫做近因偏见效应）。
近期偏差是当代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学特征，它使我们在作判断时（无论是当下的对错、好坏以及由此而作出的趋势预测），都会不恰当地以最容易被知觉到的信息，作为思考的基础（Availability Heuristic——可利用性法则）而忽略了历史原因（也就是过程被忽略）。再有就是，出现“信息茧房”现象（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只会注意选择自身想要、能使自己欢愉的信息，久而久之，这些筛选过的信息就像茧吐出来的丝一样，细细密密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最终把自己封锁在“信息茧房”里，失去接触外界其他信息观念的机会），最后往往得出未来事件与近期体验更加类似的判断，从而形成结构性的短视——即心理学里的“证实性偏见”——笔者认为：“是”判断之所以会“震荡与重复”，正因为永远是“偏见”。而越是“站稳立场”的“自定义是”判断，就越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证实性偏见”。“借用“近视眼”这个概念，结构性短视的判断思维可称为“近思维”：“近思维”是现代人的通病，更成为现代人思维的“范式”。根据互联网所获取的大数据显示：互联网时代里的社会事件在公众视野里平均只能“存活”五天。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代，我们反而“没有时间”作出全面深入的思考，结构性短视在巨量数据信息为背景下，成为压倒性的短期分析模式，也就导致了短期趋势总是被过度估计。
因符号而符号，为反而反的批判性思维，加上短期分析的模式，就加剧了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家庭纠纷，到股票市场、经济发展、企业的成功或失败、战争或和平、国家关系、帝国的崛起和衰落等等，莫不如此。
信息量越大，对于纷争，及至于斗争的解决难度反而越来越大：数据化的信息社会里，斗争的离散化造成表面上的斗争无效化亦比以往更甚，种种问题比以往更难以解决。
无数难以消弭的差异以更高能的形式积蓄待发，当某一天，某个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同一性”契机出现，再加上人类文明中的创造力所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墨菲定律必然生效——共振式的斗争规模就会最终“失控”——以颠覆性、毁灭性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