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是为了防止错误。
追求正确“是”判断则是人类的共性。
然而，正确的根据，是后因果关系逻辑。根据后因果关系逻辑，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每一个选择，都必然是“对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做“错”事的人，即使某人因“想不开”而选择跳楼自杀，这个行为“也没有错”。但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每一个“对”之间，却是矛盾冲突的。因此，正确亦意味着危机——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相关关系。
特别是为了“捍卫”自定义真实对自定义真实自身干扰矫正破坏时，俗称“政治正确”的正确，往往在真实面前更显得不堪一击。
2019年新冠病毒大肆“入侵”人类社会时，西方依然坚持其自定义的价值观（所谓民主人权自由），令全球共同承受了灾难性的苦果。与此同时，面对病毒的肆虐（真实对自定义真实的干扰破坏），政客们还在为所谓谁是病毒源头互相攻讦（自定义真实与自定义真实之间的斗争），这反映了人类的昧识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无知则愚，有识则昧”：参考本文作者的《道德新经》）。
我们都是堂吉诃德：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的自定义价值观，只能在同样是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指手画脚”。企图以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的自定义价值观，向真实世界耀武扬威，会有什么结果？——2021年底上映的美国讽刺科幻片《不要抬头》，给出了“科幻的”答案。
因理性而出现的人类文明世界同样有可能因理性而灰飞烟灭。
因此，当我们说命运捉弄人时，不过是我们自己在捉弄自己。
特别是“我想要”的自定义真实，对我们的捉弄更甚：明明“我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即时间上的滞后性已经得到保障而能够“活着”，但因“我想要”得不到满足，或被干扰矫正，我们又“不想活”了，或者叫“痛苦地活着”。
在赌具上标刻数字，种种赌具及其变化对我们就有了“存在意义”，就有了“符号价值”。佛学把这些自定义真实的存在意义称为“法”、“名相”、“分别心”。
为了名相，我们关注着得失、关注着输赢（功利性）：
“得”或“赢”的是名相。在人的思维中，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造成了社会人的心态都倾向于对“失”或“输”的选择性排斥。特别是越来越强调个性（名相）的现代社会，排斥性的倾向越来越被强化。排斥性倾向越是强化，意味着人格二重性的兼容度（容错性）越低，人格中的缺陷越大。这是因为，越是强调个性，意味着维护目标纯正唯一性的重要性越被强调，他适应的方位越多，自定义真实的滞后性越明显，也就意味着通过“不是…而是”的否定含义的确认判断的格式，把不属于目标的自定义“非”场中的“杂质”剔除的行为越是被自定义强化，“杂质”的范围亦被自定义扩大化。由于“非”场的本质是无限的，即“不是”的排斥否定对象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精力、时间却是有限的。在这场本身就是以有限对付无穷的战争中，任何强化行为或扩大剔除范围都只不过徒增我们的心身疲惫。
现代文明中，社会人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就是源自于对种种自定义真实名相的过分关注。
其中与民生最密切的例子，就是把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价值观与幸福感捆绑：幸福感是一种当下的感受，本质上是真实关系中的产物。但当幸福感被价值观捆绑，我们对所获取的幸福感就产生了困惑：为什么一些三餐不继的人还是整天笑呵呵的？为什么我已经名成利就了，心里依然是空荡荡的？
上升到集体、民族或国家的层面，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价值观就称为“政治”。政治，是人类社会里自定义真实对自定义真实自身干扰矫正破坏模式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最高阶段里，当一个国家的“好坏”被自定义真实的政治捆绑，“好端端”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就有了被颠覆、被铲除的理由。因为在这个最高阶段里，一切的是非都可以混淆，一切的黑白都可以颠倒。并且，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政治还逐渐走向“庸俗化”：从历史上的表面嘻嘻哈哈，暗地里“台底交易”的“斗智斗勇”，到“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信口开河。结果就是“一瓶洗衣粉”就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一句“我们能够”或“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可以让民众如痴如狂地信服。这实际上反映出民众的政治智慧是越来越肤浅。由“肤浅”政治智慧的民众组成的国家，就注定了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响起之时，衰落的帷幕就正式徐徐拉开。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青葱岁月，我们充满朝气地、热烈地、毫无机心地互相交流学习，分享各自在人生历练中的见闻和心得，世界在我们眼中是如此美好，此时的交流才可以称为学术交流。当我们真正地走进成人世界，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后，交流中获得的信息就有了“价值”：是否对我有利？是否“侵犯”了我？此时的交流就必须有“情商”（下卷会讨论笔者所理解的“情商”）。当我们在成人世界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执行者维护者，相互间的交流就叫做“政治”，此时的情商就叫做“政治智慧”。
在“非”判断范畴里，宗教是神圣的，哲学是崇高的，科学是纯洁的。但三者一旦与“自定义是”判断范畴的政治沾边，就会变成邪恶的、庸俗的、肮脏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政治这种模式，真实就必然被扭曲为虚伪。
因为分别心，我们的纷争无日无之：
概念的集合与意义的内涵是不同的。任何“是”判断的结论，都是从相关众集合中“独立”出来的，具有性质相同的新元素的新集合。从中依据的前、后因果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因此在理论上，从完全相同的相关众集合中独立出来的集合，所具有的新元素的性质，在概念上应该是完全绝对的相同。
但在现实中，存在意义往往是“有所选择”地以自定义真实关系作为逻辑根据（因此叫“自定义是”判断）。
由于每个人的心灵状态对存在意义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更因为价值观的导向而不断“自由地”变换其选择，以至于心灵状态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结果是，我们自以为在“自由”地陈述或接受某个见解时，当中所用的每一个单词，或造句所包含的意义，除了在说者或听者的心灵解读上存在着差异外，还存在着时空上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所用的每一个词，无论是主动使用（说出），还是被动使用（听见或解读），每个人当时的心灵状态都不一样，即所想到的概念（想法）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与其他人交流的时候，别人的所说与我所获得的资讯并不一致，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心灵状态方面的差异，而导致“误读”出不同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弟子沃尔夫因此而提出“语言相对论”的假说，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以至于在人类社会中，对于同一个事件，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我是中国人”。由于对“中国人”这个元素的解读在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总是不一致，“中国人”就不能作为一种“性质相同的元素”而形成一个集合。
因为这些意见不同的莫衷一“是”，只有在“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才能成立，以存在意义进行确认的“非”，意味着对其它本质上性质相同的“是”元素的否定（屏蔽），否定的方式往往是对其他性质相同的“是”元素进行诋毁、摧残甚至消灭等伤害性手段。
即：以存在意义理解的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斗争性具有自相残杀的特点。
 “有缺陷”的小人物的“非”所产生的伤害性是微不足道的，越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其掌握的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会拥有强大的能量，对群体产生的伤害性越深广。
受“思觉暂留”的影响，自定义真实还会产生一个自定义的“非”场，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甚至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虚幻的“非”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自定义真实之下所排斥的，往往是不存在的“他者”——即“假想敌”（称霸世界的美国，就特别热衷于假想敌的设置，敏感于“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出现。荷里活式的“大片”里，种种千奇百怪的假想敌，反映出人性里面“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的“自虐”心态）。
自以为“是”越顽固，假想敌就越强大；自以为“是”越多，假想敌就越多。
当整个社会都被种种表面上自由，实质是建立在强大的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意识形态所控制时，种种不同的假想敌就会“前赴后继”地出现，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每个人都是“外部力量的受害者”，此时人性会被完全扭曲。这种社会下的社会人，会因为“莫衷一是”而建立起种种虚幻的自定义价值观，更以之为武器进行相互间的攻讦（参考“文革”时期的中国，以及当今把“再次伟大”挂在嘴边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