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一直坚持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传播，十多年来不知承受了多少压力。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一点，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宣称性乱和吸毒传播为主要途径，就似乎是感染者咎由自取了，相关部门的责任就要小得多了。
2005年11月28日，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在发言中称：“截至2005年9月30日，全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387人，已累计死亡4294人，现症患者18334人，其中经血液途径感染27429人，占90.26%；97.72%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96.82%的艾滋病患者分布在农村。”尽管我不清楚感染者和患者人数统计的准确性如何，但官方能够承认血液传播是目前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这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但当前如何防止艾滋病的疫情继续蔓延，却仍然是当务之急! 吴仪副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同志对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不能正视艾滋病问题，有的忽视防治工作，有的盲目乐观，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有病人告诉我，在某艾滋病高发县，有艾滋病患者告诉副县长：“现在有些村因为艾滋病死人很多。”副县长说：“人反正要死的，死几个人算啥?”患者说：“我也是人。”副县长竟说：“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这种只关心自己仕途、不关心苍生死活的地方干部，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已经沦丧殆尽!
总是有记者要我估计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实际人数，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是不知道。中国艾滋病的实际感染人数，恐怕将成为历史上永远的谜团。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各地已陆续出现发病死人的现象，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因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公开身份。2003年，卫生部曾公布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估计数为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人。而2006年1月25日，卫生部又公布了最新疫情评估结果：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65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7.5万人。
这些数据都是根据流行病学模型估算出来的，有专家估计目前能真正掌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只占总体的5%，而95%的感染者和患者隐藏在人群中。卫生部公布的这份《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也承认，尚有“相当多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是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因此，究竞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又有谁知道呢?本书记录的仅仅是若干片段，留给后人引以为戒。但愿此类事件，永世都不再重演!
现在，可怕的血祸是否彻底根除?艾滋病疫情的蔓延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以一名医生的良知，我只能如实地说：没有。在华北地区，非法的单采血浆站至今依然存在，每天半夜至凌晨营业，每抽800毫升血浆给80块钱。而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数量仍在不断攀升，已开始由高危人群逐渐向普通人群蔓延，为数众多的隐蔽感染者仍然不敢公开身份，防艾宣传仍在片面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每年“世界艾滋病日”活动的唯一主题就是发放安全套，却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对于普通人而言，采供血中的感染才是最大的潜在危险!即使不使用安全套，与艾滋病感染者性交一次而感染的概率约为五百分之一(使用安全套则降为十万分之一)，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清华大学李楯教授2005年12月9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我们为什么没有防住艾滋病?》，文章指出：
从艾滋病在中国的第一例报告提出到今天，20年的时间中我们未能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这里我们应该反省什么?
……
近来，卫生系统总结艾滋病防治未能收效的原因为：
1)	对严重危害认识不足；
2)	“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
3)	实际掌握的感染者比例低；
4)	宣传教育不够深入；
5)	干预措施覆盖范围太小；
6)	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差，艾滋病防治技术力量匮乏；
7)	引发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短时期难以根除。

而在这里我们要提出的是：导致这七种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也正是改革在整体上必须突破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障碍。
李楯教授的以上论断，我非常赞同。在“血浆经济”兴盛之时，有关部门若能坚决制止，在我揭开血祸真相时，某些地方干部若是把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和打压我的精力用于防治工作，局势就不会如现在这般严峻。可惜历史从来都是不能假设的，但亡羊补牢总比继续掩盖真相、推卸责任来得好。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消除以上因素，艾滋病是一场危及中华民族的灾难啊!

四
《我的防艾路》讲述的主要是从1996年4月至2009年10余年间，我在防艾工作的道路上坎坷而艰苦的经历。本书编写过程中，我的老伴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喉癌，本书很多章节是我在病房陪护时写成的。我对没有及时发现而误诊他的病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五年来，常利辉女士一直协助我的写作，本书自然也不例外。本书第一章第四节《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承蒙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王泳女士协助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尤其要特别感谢周筱赟先生，他是我2005年出版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的责任编辑，曾深入艾滋村调查，并有调查文章公开发表，此次我特意邀请他担任本书的特约编辑。他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并以其特有的严谨认真的态度逐字逐句修订书稿，使本书最终能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本书中所引用的艾滋病病例，除非当事者本人要求使用真实姓名外，一律使用化名。
本书完成时我已是79岁，2006年12月19日是我80岁生日，本来希望能在80岁生日之前亲眼看到此书问世，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现在则希望在我走上防艾路15周年 (2011年4月7日)之际看到。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难以避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谢谢!
高耀洁

2006年元旦于河南省肿瘤医院108病房
1月31日再改，2月13日改定
2011年2月12日校书稿时又有所改动
2020年纽约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