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
---仁本主义历史观之一
一
一部人类历史，是文明和野蛮、正善和邪恶、真理和邪说、进步和反动、华夏和蛮夷、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史。双方仿佛拉锯战，此消彼长，此起彼伏。
 
据乱世，黑暗占完全上风；太平世，光明为绝对主导。在升平世、即升向太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光明虽然占上风，但不是绝对的，常常光明中有黑暗，甚至黑暗会压倒光明。
 
也就是说，在升平世，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常常会拐弯倒退，甚至局部地、暂时地拐回据乱世。例如，中国历史从战国开始绕了一个大弯，汉朝转回来了；从民国开始绕了一个更大的弯，至今未能转回来。
 
光明占上风的时候，为正淘汰，又称为顺淘汰，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野蛮成主流的时候，为逆淘汰，是社会常道、政治正道、历史潮流的反常和反动。例如，暴秦统一天下就是典型的逆淘汰，后来刘项灭秦则是正淘汰。
 
需要指出的的是，很多人会误判顺逆，或认逆为顺，或认顺为逆。最典型的是刘邦灭项羽，很多人认为是流氓战胜贵族。其实，刘邦虽算不得君子，却比项羽却强得多。
 
刘邦对儒家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轻蔑排斥到尊崇器重，其德性也产生了质的飞跃，智慧也随之水涨船高，豪迈豁达，宽仁大度，有智有勇，知人善任，善于纳谏，乐于从善。
 
项羽“喑恶叱咤千人皆废”，匹夫之勇而已；“见人恭敬慈爱”妇人之仁而已，实则狭隘残暴，嫉贤妒能，师心自用，顽固自是，残忍嗜杀，小节或有可观，大处一无可取，虽枭张一时，莽夫加屠夫而已，非真英雄也，其败亡是必然的，迟早的事。
 
刘项相争，刘邦转弱为强，最终胜出，是军事的胜出，也是文化和德性的胜出。刘成项亡，正是人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李清照仅凭“不肯过江东”一事许项羽以人杰鬼雄，诗人笔法耳，妇人之见耳。蔡东藩说得好：
 
“惟观于项王之坑降卒、杀子婴、弑义帝种种不道，死有余辜，彼自以为非战之罪，罪固不在战，而在残暴也。彼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天亡天亡，夫复谁尤！”（《前汉演义》）
 
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品格论英雄，以德性论英雄。德高者胜为正淘汰，德劣者胜为逆淘汰。德高者虽败犹荣，德劣者纵成功，也是贼寇。
 
二
在正淘汰时代，正人正义力量容易成功；在逆淘汰社会，恶人恶势力容易得势。这种社会以力服人，或唯武力，或唯权力，或武力权力密结，为丛林社会和恶社会。
 
文化逆淘是最严重和根本的逆淘，最容易导致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文化逆淘意味着正理不彰，邪说泛滥，正邪不分，是非不明，善恶颠倒，为不良势力崛起和成长提供了最佳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反儒社会，民意也会丧失理性和公正性，特别容易被误导、愚弄、裹挟和利用。
 
几千年来，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也较高；凡是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野蛮也占上风，这已成为中国的历史规律。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常和逆淘。所以，在反儒时代，恶势力最容易成长和成功。古今中外的极权恶制，往往有反常思想学说为先导。暴秦的成功有赖于法家学说的独秀，洪杨的兴起有赖于拜上帝教的泛滥。
 
在政治上，儒家是民本位，强调仁民亲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反儒意味着反之而动。法家反儒，为君本位，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以忠君为最高道德，不论君主的明昏仁暴，一味强调效忠。这个原则一错，一切不可收拾。
 
注意，公开倡导不忠不孝、以背叛忤逆为荣的学说是没有的。即使邪说邪法，也会讲道德讲正义，问题出在道德和正义的标准上。标准错误或者颠倒，越讲道德越缺德，背道而驰。法家和各种邪说的问题就出在道德标准上。
 
例如，法家马家也讲忠，但它们只讲忠于君和忠于党，而不讲忠于良知。所以它们的忠，要么虚伪，伪忠，不诚不信；要么愚昧，愚忠，不仁不义。又如如，黄宗羲早已在《原君》中指出，让国民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是政治大恶，恶君之行。对民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育和要求，是反道德的。
 
儒家的诸多文化政治道德教条都非常中正。例如仁爱，有差等而无止境，有亲疏而无局限，不偏不倚，特别中正。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言对此义理作了准确的表达，一言而决，无庸再议。比较之下，墨子无差等的“兼爱”，杨朱有己无他的“为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论。
 
“亲亲仁民爱物”这个秩序不能颠倒，更不能为物而害民，为民而灭亲；“仁民”也有层次，先国内后国外。如果是儒家社会，杀本国之贫、济异国之富的情况就难以发生。
 
儒家教条具有高度的普适性。例如：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等等等。毫无疑问，如果反掉了这一切，人与社会必然反常。
 
反儒的人与社会往往“家不家”。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反儒意味着反其道而行之，家庭中父子无亲，夫妇无别，长幼无序，甚而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兄不弟兄不弟，更甚而父子相残，夫妻相叛，兄弟相灭。五四至今，例子无数无量。
 
无儒还好说，反儒最可怕，这种社会甚至小人也罕见。小人者，小心人也。传统社会的小人，不懂孔子但懂得尊重孔子，良知不明却也不丧，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虽然孳孳利己但不损人。今日跖之徒，特别恶劣，为了利己不吝损人。
 
倒孔运动堪称一条历史分界线。在此后的思想和语境中，很多词语和概念都变义或变质了，如革命、起义、大同、启蒙等等。大同是同道，不是共产；革命只能革暴君暴政的命，不能以某个阶级为敌也。
 
启蒙更是变成了蒙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何可得也。启蒙派于西学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了解，宣传追求民主自由有功，却属无用功，盖他们昧于中华文化，昧于道德心性，盖釜底抽薪似的抽掉了本土文化道德根基，不仅让礼制成为不可能，也让民主成为不可能。
 
反儒社会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反掉仁爱，激发仇恨；反掉诚信，流行欺诈；反掉天理，泛滥邪欲；反掉良知，爆发恶习；反掉中道，横行邪说；反掉正义，树立歪理；反掉民本，利益君本；反掉王道，兴起暴政。注意，霸道非仁义和王道，却假借仁义和王道的名义，唯有极权暴政，才反仁义王道。
 
在这样的社会，少数正人和正派人让政治社会正常化的努力，就像愚公移山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必定困难重重，往往劳而无功，智慧如果不足，很容易白白牺牲。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无道就是政治失常、反常和逆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政治性反儒派都是反派人物、反面角色：一是暴君，如秦始皇洪秀全；二是奸相，如商鞅李斯韩侂胄；三是宦官。这个群体反儒派特别多，反得特别狠，东汉张让、唐朝仇士良、明朝汪直刘瑾魏忠贤就是其中佼佼者。五四以后，反儒成了正义事业，大量正派人物加入了反孔反儒大合唱。
 
空前的颠倒导致空前的劫难。五四至今，劫难不断。军阀割据是劫难，日寇侵华更是劫难；民国是劫难，共和国更是劫难，是浩劫---文革是浩劫，“改革”也是浩劫。反儒崇马双重劣，双重劫。近现代政治、制度、教育、科学各个领域的落后，尤其是道德的恶劣，都可以从“反儒崇马”四个字中找到根源。
 
三
一部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良知和恶习的斗争史。由于恶习深重，人类进步的道路注定无限曲折，充满难险；由于良知不灭，人类终将穿越一切艰难险阻，向着理想进进不已。正义和邪恶并存，光明和黑暗交织，但光明毕竟更为根本，正义才是“天下的主人”。
 
正义会缺席但不会永远缺席，光明会被蔽但不会永远被蔽，历史会倒车但不会永远倒车，社会会倒退但不会永远倒退。人类历史总体上是从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发展。人类文明是螺旋式上升而永无止境的。无论拐多少弯，多大弯，终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太平理想实现之前，文明与野蛮拉锯。置身于黑暗占上风的逆淘汰社会，尤其不幸。但对于正人君子来说，逆缘可以变顺缘，不幸也是一种幸运。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第二十七章）能否行道，有赖于外缘，特别是政治社会环境；能否成就仁德，取决于自己，即完全看自己的努力。环境之恶，反而会成为有志之士成仁的助力和品格的衬托。东海有诗自勉曰：
 
旷古风霜莫逞凶，人间自有岁寒松。
花花草草摧残遍，浩气凌霄贯始终。
 
四
敌对双方有各种情况，并非都有正邪之别，除了一方正善一方邪恶，有的双方都邪恶，有的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正义性。《尚书泰誓》说“同力度德”，双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胜；反过来也成立，同德度力，双方力量都有一定正义性的时候，或者说，双方正邪对比不太悬殊的时候，力大者胜。
 
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民国取代清朝就是这种情况。
 
明灭元、民灭清都有一定的正义性，但不能因此认元清为蛮夷和邪恶。清灭明是少数民族政权进犯，却也不乏历史合理性，不属于逆淘汰。元明清和民国都属于中华偏统，它们之间的战争，只能论胜负，无关乎正邪。
 
儒家强调华夷之辨，华是中华，华夏，代表文明；夷是夷狄，蛮夷，代表野蛮。
中华又有正统、偏统之别，偏统政权的文明度远高于夷狄但逊色于正统。因此，偏统有一个特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正面看，可以发现很多好东西；从反面看，可以挑出大量毛病。
 
当然，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正统，要挑毛病，照样多多，这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的体谅”，不能用现代文明标准要求古代王朝。就像“有志于学”士，比小人强得多，比君子有所不足，但有志于学，有志于成德成圣。
 
偏统这个概念是我专为元明清民（民国）四代发明的，可以视为我对中华史学的贡献之一。于此四代，认其为中华正统，固然不行，不够格；以之为蛮夷政权，却也不宜。不宜有三：一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二贬低了儒家的作用。元明清以儒立国，民国也相当尊儒，居然蛮夷不改，儒家作用何在？三不利于中华文明和中国领土的历史认知。偏统说的提出，如理如实，恰到好处。
 
判断一个政权的正偏优劣，必须从主导文化、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社会状态、物质科技发展程度等各方面作出综合考量，对君臣品格和政策措施也要作全方位的观察。元明清为偏统的结论，就是综合考察的结果。
 
元明清都是尊儒家为主体文化，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并非逆淘汰时代，而明灭元、民灭清的时候，易如反掌，势如破竹，可见当时天心厌乱，民心思定，整体民意已厌倦战乱也不向前朝，故元明清都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清灭明难度略大，但也有限。当时李闯和残明特别恶劣腐败，人心尽失，民心思定，清朝收拾残局，重建秩序，有其历史大势的必然。抵抗意志的衰退丧失，也意味着天道民心对明朝的放弃。因此，尽管清灭明正义性不高，但不属于逆淘汰。
 
元朝取代宋朝也不能说为逆淘汰。只能说，正统王朝的衰落期，败于偏统王朝的兴盛期。古代儒式家天下君主制，君相贤明，法度严明，可以代表中华。但若君昏臣奸礼崩乐坏又不能改良，就违反了敬天保民的道统精神，等政治品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丧失中华代表性和天道合法性，退为一家一姓的小朝廷，甚至沦为劣质利益集团。
 
家天下君主制本属“历史的权道”，制度品质有限，存在先天性疾弊，难以摆脱兴衰败亡的历史轮回。到了晚期，各种弊端集中爆发，导致内忧外患深重，即使没有外敌，也会自溃自灭。这是家天下的宿命。
 
换言之，正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政治违反了道统，就会丧失了正统的地位和维护正统的能力，“咸有一德”、得乎天命的人物和势力就可以取而代之，另开政统，以续道统。道统原则有三：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齐之以礼，三个原则相辅相成相互贯通。
 
宋朝虽为中华正统，但南宋品格不断降低，韩侂胄的反理学运动，已自绝于儒家和中华，宋末权奸贾似道当道，官德低下，民不聊生。几个君主虽非暴君，但昏庸无能，重用奸相，其罪维均。而忽必烈在潜邸时即广招诸国大儒，立下以儒立国之志。登基之后，已大力推行儒化工作，其君臣之英明雄武，盖世无双。此消彼长，南宋朝廷已无文化道德优势可言，军事武力更加不行，败亡是必然的。
 
有学者论断，如果不是元朝的武力中断，宋朝有望实现政治现代化，何其幼稚乃尔。虚君立宪制，清末有可能，宋末没可能，并非清廷高于宋廷，时代不同耳。
 
注意，元对宋的战争虽然不乏历史合理性，但不能作过度理解，说元灭宋“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仿佛宋民箪食壶浆欢迎解放似的。过犹不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崖山一战，为宋朝殉葬的军民就有二十多万。同样，元清灭亡的时候，也各有不少殉葬的烈士和怀念前朝的遗民呢。
 
一句话：元对宋，明对元，清对明，双方都有一定的正义性，同德度力，力大者胜。
 
五
认可忽必烈和推崇文天祥，两不矛盾。文天祥誓死抗元，自有正义性；元朝消灭南宋，统一中国，以儒立国，结束了持久的分裂战乱局面，不乏历史进步意义。后来元朝失政，明太祖起兵灭元，但仍然高度推崇忽必烈，仍尊元朝为正统，还为诸多为保卫元朝而牺牲的烈士祭奠或立庙，正是儒家风范。
 
关于元朝，明太祖和明初诸儒最有发言权，明儒宋濂领衔编撰的《元史》最为权威。《元史》分析元朝刑法得失说：“此其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乂宁，亦岂偶然而致哉！”同时指出：“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元史刑法志》）
 
这也是元政的得失：能仁厚，正是拜儒家所赐；但过犹不及，偏离中道之正，以致缓弛而生弊。元朝社会自由度之高和赋税之轻在历史上首屈一指，但这种高和之轻并不符合儒家中道，太宽仁了，仁而不义，貉道也。不过，比起明清，还是略优。明政严苛，清政狭隘，与元朝同为偏统，都是过分，比较而言，我与元。
 
或说“为蒙元统治辩护的儒者余东海先生”如何如何，仅这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虚和浑。蒙古帝国和元朝大不同，元脱胎于蒙但换了文化政治之骨。我只承认元朝为偏统，不及蒙古—蒙古帝国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
 
我论元朝，如理如实，自有儒经和正史凭据，是者是之，非之非之，非之不是攻击，是之不是辩护。肯定元朝的偏统地位并非为蒙元辩护，也不是否定宋朝的正统性，任何严肃的学者对此心知肚明。
 
正史的真实性可信度是最高的。要深入了解某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真实状况，必须通过该朝的正史，各种野史仅有参考价值，道听途说则毫无意义。要了解研究元朝，《元史》是必读书。那什么“初夜权”、“九儒十丐”之类传说当论据，是对读者和自己的侮辱。
 
儒家强调公正公平，对人对事都必须公正，赞美批判都必须公平。对历史人物和历代王朝，也必须给予如理如实的评价，如理是符合中道义理，如实是符合历史事实。对于元清政治得失，应该实事求是。谬赞虚美，尊为正统，固然不可；恶意贬低，斥为蛮夷，同样不行，同样是对公道和儒家的背离。
 
关于元朝，我有系列文章《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和微博系列《元朝微集》详述，台湾著名史学大家李则芬《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亦可参看，兹不详论。
 
六
关于民国和清朝。承认三民主义革命一定程度正义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清朝的中华性。根据华夷之辨，“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清朝高度儒家化，无疑属于中华政权，但毕竟是异族，儒化不够彻底，常常表现出满族主义的严重倾向，入关时杀戮过重，得国不正。我给它它打六十分。
 
元明清都一样，有善有不善，争议特别大，或见其善而赞美之，过度拔高；或见其不善而抨击之，完全否定。唯儒家“正法眼”，才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给以如理如实的评价。关于清朝政治的种种，这里不论，只指出一点：清末的改良努力和宪政追求，就非蛮夷政权所能。
 
中国宪政追求发端于晚清儒家群体领导的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代拟《清订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提出定宪法，开国会，行三权鼎立之治，建议光绪帝“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列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大学士孙家鼐劝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朕但欲救中国，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变法失败，宪政追求遭受重大挫折，但一蹶又振。日俄战争前后，众多开明之士和清朝中央地方大员，包括军机大臣瞿鸿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要求立宪。
 
《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利有所受于朝廷也，保一己私权而已，扩一己之私利而已”。
 
或说立宪有损君权，载泽指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或说立宪利汉不利满，他说：“方今外强逼迫，合中国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家之私有”，“忠于谋国者决不出此。”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谕，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保障国民诸多权利，包括参政，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以及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等。但清廷坚持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导致立宪派的大规模请愿抗议，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组织内阁。
 
清廷接受了资政院关于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于十月三十日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要“誓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在颁布宪法前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十九信条》采英国虚君共和制，比《钦定宪法大纲》更为先进。
 
晚清宪政运动当然是内忧外患形势所迫，却也相当真诚，光绪康谭集团不用说了，慈禧也颇有诚意。如果康谭智慧手段略高，或者光绪大权在握，或者光绪慈禧任一位寿命略长，或者革命党具备汤武精神，真正以民为本，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中国就有立宪成功之望。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众缘共推中国滑向最坏的道路…
 
或问元与清有何不同。答：元清都是异族而尊儒。因为儒化，都属中华；因为异族，有民族主义倾向，或蒙族主义，或满族主义，偏离儒家之中正，都不过中华，故为偏统。此为两朝之同。元政过宽，宽而近乎弛；清政过严，严而近乎酷，此为两朝最大的不同。在严酷方面，明清不谋而合。
 
元清还有一个共同点：在民众抗争激烈、矛盾高度激化的情况下，虽然镇压，意志不强，最后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退让。元朝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的号就是朱元璋加的。《元史·顺帝》“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云。
清朝对革命党也是强而不硬，凶而不恶，直到最后退位，多少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和礼让精神。
 
清帝退位诏书表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云云，虽属无奈，懂得政治大义，毕竟是尊孔尊儒的效果。
 
置身当代社会的反元反清的勇士们，多是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区分华夷，以汉族为华，凡异族皆夷。在他们眼里，洪杨帮为华，曾国藩和清王朝为夷。儒家的华夷之辨，则是文化和文明为基本标准，尊儒为华，悖儒为夷；有礼为华，无礼为夷；文明为华，野蛮为夷。2015-4-17
 
注：摘录于《春秋精神》一书。《春秋精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于2017年1月，为《东海先生作品集》七部之一。

贴主:余东海于2021_07_25 5:20:3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