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侮挨打必有内因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一篇社论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二十年，世变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这个判断很正确。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反孔反儒吗？反孔反儒，必然导致仁义之说为俗诽笑，人禽之判几以不明，必然导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荡然无存。民国始而乱象横生、继而受侮受侵、进而败退孤岛的内因就在于反孔反儒，而社会病象则是《大公报》这一段话。那样的社会，没有内忧必有外患，没有天灾必有人祸，甚至内忧外患齐发，天灾人祸并至。
 
受侮挨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恶棍侮，一种是挨正人打。两种情况都值得反省。挨正人打，固然责任在己；受恶棍侮，也必有自身原因。这是儒家圣贤一再强调的经典义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易经·系辞上》）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反孔反儒就是最严重的自侮圣贤、自伐文化、自毁道德，最不可饶恕的自作孽。
 
或问：你说民国受侮挨打是五四反孔反儒的结果。可是清朝高度尊儒，何以同样受侮挨打？答：清朝早中期强盛颇久。但清朝虽然高度尊儒，儒化很不彻底，始终内藏君本主义色彩和满族主义倾向，难免盛极而衰和受侮挨打。而支持利用义和团和杀害戊戌六君子，更是清朝与儒家彻底分道扬镳、从中华偏统退堕为夷狄小朝廷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灭亡的命运就此注定。
 
胡适接着与《大公报》社论唱反调，认为民国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他说：“最近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这是盲心瞎眼、自欺欺人的蠢话。如果民国后二三十年代真的那么好，何愁好制度建设不起来，何至于乱象横生，烽烟四起，很快就北狄割据，日寇入侵？
 
胡适是误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良思潮激发起来的国民亢奋混乱骄狂暴虐的情绪，当作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了。对于当时社会道德和状况的判断，胡适与《大公报》社论，谁对谁错孰真孰假，正常人不难判断也。
 
欲学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传统伦理而无实，似新非新，似旧非旧，不伦不类。这是民国许多名家和杂家的通病，胡适就是杂家的典型。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不知蒋内心怎么想。仅就挽联而言，貌似赞扬，却给人皮里阳秋的感觉，用来挽胡适，挺合适的。
 
反孔反儒是最根本的反人道反中华，必然导致歪理邪说泛滥。邪说泛滥，必然成灾，将社会和国家导向灾难的深渊。钱穆云：“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至今振聋发聩。
 
儒家欲救中国，必须获得相应的文化、政治、教育地位、道统、政统、学统一致。极权主义学说窃据宪位，固然不可；三民主义思想取代道统，同样不宜。儒家欲救中国，不能不批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也不能不批判三民主义。民国诸贤见不及此，可哀也矣。
 
道统在上，圣王在位，必有王道。没有王道则建设之，王道有缺则补订之。王道政治，意味着礼乐刑政俱全，制度合宜，法律公正，政治文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同时足食足兵，足以伐罪和御寇。王道之国一般不至于受侮挨打。孟子说：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刑政，虽大国必畏也。《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国家如此，谁敢侮之？’”（《孟子·公孙丑上》）
 
相反，倒是蛮夷要担心，别太野蛮。至于暴君暴政，那是一定要挨打的。王道政府有吊民伐罪的责任。201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