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中庸之道的思想灌输和方法训练。

    中国中庸之道在中国是较为大众所接受的，中庸之道的弊端在于把日常生活为人处事中所应当的小事包容和谦让不走极端无原则地不分对象的普遍化到思想方法，科学探索，生产斗争和对敌斗争中去。中庸之道愚蠢地无视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也偏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扼杀了创新思维。中庸之道，尤其是在等级制度下，是培养心奴的思想基础。在认识论上，中庸之道否定了量变到质变的认识过程。在方法学上它忽视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通则。

     中庸和谐，不讲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绝对真理，绝对价值的追求，对真善美缺乏绝对的热爱，对假恶丑缺乏斗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观念意识。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习惯于隐恶，而非惩罚恶行。一味和稀泥，结果只可能是庸官当道。在对于自然方面的问题而言，中庸的方法永远不会导致科学，不会有逻辑，没有推理，永远是一堆浆糊脑子。没有精准。学术上因为敬祖尊师，所以不提倡原创，只有训诂，考据，索隐。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怀疑探索求证的精神是没有的，思维方式多是玄学，类比，毫无逻辑。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把谎言当本领，似是而非当真理在中国随处可见，比如大禹治水，尧帝命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鲧率众筑坝修堰，费了九年功夫，也没把大水治伏，因而受到流放羽山（今山东蓬莱东南）的处罚。也有典籍记述鲧被诛杀于羽山。舜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他从冀州开始，踏遍九州进行实地考察，决定采用因势疏导洪水的办法。我不认为鲧有什么错误，他不是建水库筑大坝他是全流域治水疏和堵是一回事，有堵肯定有疏。鲧不成功是时间不到。我觉得指责他治水方针不对是为尧隐恶。同时编这样的故事也是为劝诫历代的统治者不与恶作斗争行中庸之道背书。再比如氺软石头硬，滴水石穿，舌软牙齿硬，牙掉舌还在。滴水石穿是一个有限量和无限量的关系，当然还有不仅单纯冲击力，也有化学作用的缘故。舌和牙齿的掉与不掉的原因在于永久的一体连接和镶嵌构造，头发更软，怎么头发掉的比牙齿还早。这一类的寻常似是而非的典故和类比故事，奇谈怪论，格物致知等，严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血性和探索精神。所以在中国社会什么易经大师，气功大师，养生大师，脑白金营销大师，把德只挂在嘴上的三聚氰胺奶营销大师，这些骗子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无穷无尽，正是因为中国人的傻和被骗后不去复仇造就了骗子在中国的幸福生活。中国人所记忆的科学知识并不差，但是有调查显示中国有科学素养的人不足3%。

4-5.儒家学说中血缘至上的伦理原则

     血缘至上的伦理原则，导致重视感性，血缘，人脉。忽略理性，精神正义和公正，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按春秋大义，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涉及国家民族它又不管血统啦，只要信儒家学说就可。根本没有汉奸之说，因此不难理解每每当改朝换代无数名人士大夫的表现往往不如妓女就不足为奇。儒学是培养不问主子是谁的奴才的最好工具，还美其名曰“从道不从君”

公民社会中理想的为官之道和儒家所倡导的为人之道是矛盾的，儒家文化要求重情重义，而为官要求寡情薄义，不徇私情，血缘亲情不管怎么说是属于私情，而一个现代社会的构成是需要相当的公德的，孔孟儒学血亲至上的伦理精神是构成中国社会公德缺乏腐败现象普遍的文化诱因。血亲至上的伦理他从个体维度上限制了个体自由，在群体角度上它以私德影响了公德意识的发育。其实血缘亲情，在任何地方都有，但是没必要上升到国家理论。血缘至上也是封建官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基础之一。远近亲疏私谊相授的伦理原则和差序格局，没有信仰和求真务实的真理追求，所以在儒家道统主导的社会里，腐败任人唯亲，党同伐异，变节投敌肯定是常态，潜规则必然横行无阻。血缘至上的唯一例外就是皇家不能血缘至上，比如，一个皇帝死后如无亲儿子，过继他的侄子继位，这个侄子必须割断和旧爹的关系。“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为人后者为之子”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是告别，不是别子，别子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说法不止一种）只有别才能体现君本，为了这个别明朝君臣大战近二十年，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皇权专制只有文化一统。这个文化又是有严重弊端的，没有形而上的信仰，过分执著于现实的名利和对于不平等的认同。所以说孔孟之道是非常完善精巧的臣妾之道，一旦陷入难于自拔，脱毒过程非常漫长。其实如果能和古人对话我很想问问他们“百世不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继承了他们的思想？给他们祭祀？还是仅仅传递了Y染色体。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于中华民族之流毒，罄IBM和HP之电脑难书，于中华民族之罪孽，决三峡之水不可浣。有两种根本的原因导致儒家学说必然走向腐朽和没落，而非走向进步和科学，第一，人类社会制度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发扬人类灵魂深处的善良之点和公正之心。尽量消除社会带给人们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而儒家的核心礼恰恰是维持和扩大这种不平等，同时儒家和政治权力的联姻，把读书和做官联系起来，这样儒家就利用人性之弱点把读书作为进身之阶，于是做官成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这就为千百年来所有中国的读书人打上原始的读书是为追求出人头地而非求真求知的罪恶烙印。第二，崇古尊上的伦理道德，使得儒家文化缺乏自我完善，更新和进步的机制。

宋代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禁锢永远不会有人性的解放和对幸福的追求。什么君子固穷，君子要打土豪，分二奶，固什么穷？它意在剥夺人们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和对压迫剥削的反抗。同时湮没了社会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如果从原始社会开始就人人做君子—固穷，怎么能有今天的科技进步和现代文明，社会岂不停滞吗？说到儒家,有见识的人就该对天安门立孔老二丑像和2006年某妇频频亮相电视台宣讲论语流毒甚广耿耿于怀，该妇之丑，就如同展览出土或宋或清的僵尸于电视台上聚光灯下抖着或酸或臭或腐的裹脚布展示自己变态的三寸金莲般令人作呕。也许她自鸣得意，没意识到自己在扯淡，当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和机会大于它的知识领域和深度也就是嘴巴大过脑袋时必然扯淡。当今社会传播儒学寻找它的好处就如同从屎中寻找未消化的米粒去充饥般恶心。

儒家知识分子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宣言，放弃了知识分子社会进步启蒙者和社会成员人人平等倡导者的使命。自甘为封建皇权社会的卫道士。儒家学说只知“德”而不知“道”儒家思想不是全面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没有回答宇宙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一些终极问题。它不能导致人性的超越，它仅仅是一些为人处事的说教和伦理，它只调整个人和宗族，个人和皇权的关系。这些儒生就如同被耶稣所攻击的文士(scribes)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真实的宗教情怀，只是熟悉繁文缛节寻章摘句，为了追名逐利而已。同时儒家学说还鄙视具体实用的学问。儒家往往给出一个很虚，很高的人格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习惯于凭借道德优越感获得认同，不注重现实的可能性，仁义礼智信说起来好听，但其本质是上尊下卑。事实上由于儒家缺乏对人类美好最本质的善-------平等的理解和追求。片面强调了虚假的表面化的东西，仅仅是道德说教，坐而谈，没有制度建设，没有方法论，没有灵魂和心理的崇高培育，必然导致假大空的伪君子或者庸官祸害社会，明朝有个刘大夏，自以为是的烧掉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刘大夏无耻地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成化元年(1465年)，刘大夏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值安南（今越南）王黎灏侵略老挝失败，宦官汪直欲以边功求宠，向宪宗进言乘机攻占安南。宪宗令兵部提供永乐年间征讨安南的军事册籍和航海地图。刘大夏为制止这场战争，将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管理档案的官吏遭到了审问和鞭打。刘大夏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打死这名属吏，不过一条命罢了；若让安南战争打起来，死的人将何止千万！”余子俊因此不再提这件事，安南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就这样的无能无耻无识之徒被明清史官称赞为“爱惜民力，珍视生命，阴德不细”。或者以卫道为手段，找寻别人毛病为己任，这种卫道在国家事务中常常走向做事无能，整人有术，以挑别人毛病抬高自己，挑到极点就是骂皇上求名，哗众取宠，“显君恶于天下，博清名于万代”。在万历年间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与此相比较的世界形势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人开始掠夺殖民美洲。孔儒之病根在于只知人不知“神”，对于现实利益和少数统治阶级本身过度关注，所谓的人本主义是不妥的，只有神本，才能导致真理追求，才能最终解放人自身，所谓的人本，人也好，官也好，君也好，都不足以为本，自己当自己的本哲学上就说不通，还是以上帝为本，以毛泽东思想为本更妥。孔老二的儒家学说和科学，平等，人性解放冰火不容，正是因为，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全面渗透和教条化，形成固有不变的礼治秩序，导致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和反复。二十八年的武装革命的对象，十年的文革所批判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黄毒赌黑腐贪在90年代后被全面成功复辟，进一步说明儒家流毒的源远流长，儒家的各种错误自私的观念就是邓小平官僚集团复辟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种思想必须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事实结果来评判，儒家这两个问题回答的都不好，第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得好就该产生科学，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绝缘的现实，在怎么解释也是强词夺理。第二问题人和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两点无非是自由和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这样的价值追求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空白，至于儒家喋喋不休的所谓的仁义，不过是虚伪而已，正是“大道废而有仁义”舍弃太阳的光辉而代之于鬼火的昏暗。改掉了毛泽东时代人人都免费上学的政策，搞什么希望工程，慈善不外乎是走资派的虚伪，经济上被剥夺还不够，人格上还要被摧残接受施舍。当人们强调自由的宝贵时，作为一个群体社会希望个人自由，必然要有自律问题，单纯强调个体自由是片面，不现实的，必须以自律和契约精神作保证，自律和契约精神同样需要一个神。因此，就有信仰，永恒。为了解决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人为地引入一个人神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缺乏这种人和神的关系，当然儒家也有对类似问题的补救方案，他们以皇帝和历史替代了神和信仰，以传宗接代解决永恒问题。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对于自由平等，信仰，永恒等一系列问题这种虚伪，庸俗，中庸式的解决方法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而西方对于自由的追求产生了资本主义，对于平等和公平的追求产生了共产主义理论。没有军事上的征服，就发生了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入侵也间接证明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落后。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上帝的，盘古以男性力量之身开天辟地，以母性母亲之形造人，当二十世纪之初中华民族面灭顶之灾时，上帝下凡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建立了人民意志的共和国。在任何时候，人的行为和发展总该有所制约，既然制约，由一个神来制约总比人自我制约来的公平，神本主义强调神是全宇宙的创造者，万物源于上帝，并归于上帝，从信仰者来看，人本主义的宗教来源于人，是为了内心的需求或目的才去拜他们心中所造的神，只有神本，才是启示宗教是真正从造物主那里启示而来的，这就是一神信仰和其他信仰的不同。如果不以上帝为唯一追求和安慰一定会走上邪路，因为只有上帝才会超越人类自身。中国文化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然而正是这样的思想客观上演绎出官本位，君本位，等级社会和贪腐合理化，而这样不合理的等级社会如没有外来文化的入侵永远不可能产生人人平等的思想。人本也就意味着人没有必要去探索理解具有超越人类的神的意志，而科学就是由解读上帝，敬畏上帝，服务上帝而产生的，中国人的求神拜佛也是人本是投资，是功利心理，是贿赂神要神为人服务的，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微妙不好说明，虽然科学最终也将服务于人，但是当社会变得非常功利实用，就是不可能产生科学。敬天法祖和崇拜上帝孰优孰劣之比较同样类似于北斗星和灯笼之导航的比较，在一个放大的时间段和一个未知艰难的行程中当然北斗星-----毛泽东思想才是希望之所在，而只能照亮脚下之路的灯笼可能会把我们带入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