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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层出不穷无法遏制的腐败它反证了文革的正确和必要。文革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不是官僚的奴隶和资本的工具。制度是一定阶段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积淀形式，只有彻底改变文化结构，才能顺利有效地保障政治制度的改变和实施，保障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的成果。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使得人们分清了官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使得中国人民在官僚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今天心中依然充满光明，信念不死。

8.2 文革的起源，过程和分期：

1）缘起，

无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还是王光美女士在谈到文革的起因，都追溯到了1962年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为纠正三面红旗的失误而召开。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参加莫斯科会议回来，感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急切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决心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57年，58年一些合作社为了兴修水利自发地结成了大社，１９５８年８月6日，毛主席视察新乡县七里营，毛主席走到公社大门前，仔细看着墙上的牌子，主席小声读了一遍‘人民公社’。耿起昌问毛主席：‘这个名字可以吗？’毛主席点点头，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1958年8月底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在１９５８年秋收前后，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很快，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被推向高潮。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两万六千个人民公社。1958年5月份，周总理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内容：“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介绍给毛主席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毛主席读后也很欣赏。在1958年5月25日给政治局的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周总理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宣部陆定一，大跃进的口号就被广播了。接着周总理具体落实了大跃进在全国不同行业的实施。周总理为了大跃进的落实倾注了很大心血，而且大跃进也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建成水库数千座，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亲自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是真正的劳动。可不像“人民的儿子”带孙女去公园栽别人挖好坑的树或者像现在的官僚作秀。周总理乘卡车去，白天和别的劳动人员一起挖土，抬土，收工回来一起洗澡，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晚上一起睡地铺。我查到的是：周总理5月25日,6月15日，22日和23日共四天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在工业方面：武钢，鞍钢，包钢，一汽，一拖，大庆油田和大同煤矿就是当时建成的。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国际背景就是苏联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反对中国发展重工业，搞大跃进。这就是为什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大跃进政策，有人扯到里通外国上的原因。1958年底陆定一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有案可查，刘少奇，邓小平极为赞成拥护。1958年，中国的农业，工业和农田水利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导致大跃进失误的问题：官僚瞎指挥，浮夸风，贪污腐败，铺张浪费和大锅饭共产风。其中浮夸风对大跃进的损坏极为严重。毛主席是第一个发现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央领导人，正如戚本禹所说的：“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主席所花的力气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的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主席”。毛主席曾经多次指示和召开一系列会议全力纠正五风：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主席表示不相信。毛主席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某人也因著名照片互联网得名稻上飞。毛主席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主席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主席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主席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毛主席又是如何悲凉无奈的制止浮夸风的呢?

    1958年11月2-10日郑州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强调划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清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实事求是，不要说谎虚报，坚持群众路线。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强调压缩空气，减低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祸。

毛主席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

……11月21日，毛主席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

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当年反对刘邓搞浮夸风，结果会被刘邓打成右倾的。。。。）

……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 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 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重申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还批评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浮夸作风。《决议》中的精彩文字都是毛主席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现将部分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

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反对“一平、二调、三收款”，

     如，毛主席指示，要求人民日报停止浮夸，要求宣传压缩空气。但陆定一居然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与毛主席纠正五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少奇等人在同一时期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做了不切实际的倡导。1958年7月5日在石景山谈话，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而是二，三年超过美国也就是七，八年。报上所以不这样提，是为麻痹敌人。1958年7月14—18日在山东寿张视察赞扬了社队干部汇报的亩产3-5万斤。并且8月4日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搞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刘少奇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是全国之最。前已述及，那里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对刘少奇来说，徐水县是他的掌上明珠。

1958年9月16---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进行报道，强调有条件立即过渡，没条件的不超过5，6年完成过渡。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我们现在读这些文件资料是不难看出：毛主席反对生产，核算回到以家庭为单位，而坚持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毛主席在努力纠正大跃进过程中的一些工作错误，如主观主义，浮夸，不实事求是等，但毛主席仍然是坚持三面红旗的。而刘少奇似乎在要么搞家庭私有制剥削，要么全民所有制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刘少奇还搞过男女集体分开住宿，集体食堂。彭德怀庐山会议所谓的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绝不是批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清楚，毛主席，刘少奇心里也清楚。所以毛主席批评彭德怀最重的一句话是：彭老总我们订个约定,我死后,你能不能不造反。而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批评则是：魏延的反骨，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反复无常。虽然毛主席全力反对五风尽力纠正五风，但是五风还是导致大跃进出现严重问题，尤其农业。毛主席当时在二线，他在某些部门，地区说话不太管用，比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他反对亩产万斤的不实宣传就反对了14个月，陆定一三番五次的推托，或者说不能一下子转，要慢慢转，或者说夏天太忙，等秋后再说。除大跃进的失误外，又遭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旱灾。由于毛主席拒绝苏联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导致苏联向中国逼债，各种因素的叠加，中国1959年底到62年秋出现粮食短缺。为了挽回三年困难时期的政治经济影响，统一思想，克服困难，制定新的发展规划，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县以上单位均有代表参加。在七千人大会上，在中央的领导集体内，如何走出困境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且严重对立。毛主席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以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则主张分田到户与包产到户，以走出困境。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还列举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12项成就。但是，这被肯定的12项成就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大跃进运动发展经济的结果。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讲话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比书面报告更尖锐。“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认为，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是错误的。从建国以来的实践看，各种群众运动不断被发动，如“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刘少奇还说：“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是毛主席贯用的语言。否定群众运动实质上即否定了大跃进运动，毛主席一贯视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源而刘少奇则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分离，不承认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源泉。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穷国。要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或或国家总是需要精神的，所有的人间奇迹都毫无例外是人类精神的结晶。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2月6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他在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坐在一旁的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不满，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

接着，刘少奇于1962年2月21-23日组织召开了西楼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等问题，陈云做了报告，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赞成农业中的各种“个人责任”制（事实上是部分地分散），李先念在西楼也承认刘少奇对最近国家财政工作的批评是正确的。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亲自到武汉向毛泽东报告情况。陈云的坚持平衡的观点是对的，但他对困难的估计和毛主席，周总理有分歧，周总理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陈云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到来，如分田到户恢复需要四年，如坚持集体经济恢复需要八年。毛主席也曾经征求刘邓的意见，农业多久才能够恢复？刘邓认为需要十到十五年。毛主席到河南调研，纪登奎说：恢复农业一年见效，三年稳定。这是农业生产的特点，自然条件还是原来的。只要气候好，政策不变，一年就恢复。事实上，仍然坚持集体经济到64年完全好转。

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3天后，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当夜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态．第二天传出，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8月上旬，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提倡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对陈云，毛泽东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有组织纪律观念，没有对外宣传。会上未点名批评陈云。但是，这次会议后停止了陈云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

  1961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曾讲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摘引自《毛泽东传》下卷第1229、1231页）毛主席在1961年曾经同意小范围内试验包产到户，但后来经过调研和反复思考后根本否定并明确批评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

    农业集体化的三次争论，由50年代的毛泽东与刘少奇、波一薄之争，60年代的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之争到80年代的华国锋、王任重与邓小平、陈云之争。三次争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其实，实践对中国农业半个多世纪坎坷道路已作出严酷检验。

实践之一：安徽小岗村由分田到户又恢复到土地统一耕种的集体经济。

实践之二：看农村集体经济和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之比较。

先看农村集体经济，从1955年到1979年，共2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8395万吨，增加到33211.5万吨。平均每年增产617万吨。

再看包产到户的22年，即从1982年到2003年，这22年粮食总产量，由35450万吨增长到43096万吨。平均每年只增产112万吨。

    二十多年的大账说明，集体经济年均增长，是包产到户年均增长的4.5倍。中国人吃饱饭问题的解决和土地承包没有关系，是由于东北商品粮基地，化肥使用和良种推广的结果

实践之三：中国小康村研究会举办的首届“乡村发展世纪论坛”由各省“第一村”参加的经济发展历史展览。对中国农业发展依靠集体，还是靠分田到户的私有经济划给出了答案。

在全国包产到户的汪洋大海中，我国部分农村，像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韩村河等，坚决抵制包产到户，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2000年5月2日，在韩村河村举办了首届“乡村发展世纪论坛”。同时举办了各省“第一村”经济发展历史展览。这个展览会参展的各省“第一村”，全是依靠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包产到户二十多年，据说还是“伟大的历史创举”，“劳动者的第二次解放，”全国居然找不出一个包产到户走向共同富裕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