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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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注于西方伪史和伪考古体系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西方伪史和伪考古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历史考古界存在极为严重的魔化现象。

1.中国学术界魔化表现之一：立场的魔化

中国史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存在有疑古派，而西方史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是否存在疑古派？没有！要知道，质疑西方伪史的，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可是，为什么中国的西方疑古派却全部在民科？为什么？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非常不正常，这是学术吗？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魔化的迹象。

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扭曲、畸变、魔化，不是学术的西化，而是立场的西化。

立场西化之后，就以西方为标准，否定中国先贤，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文明，否定中国人种，否定中国的一切。立场西化的后果是偏执、偏见，只在乎有利于西方人的观点、证据、逻辑和理论，对相反的证据、理论、逻辑和观点，则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用其他负面词汇加以污蔑，或者暴跳如雷，怒斥为民科，把中国官科学术搞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筒”。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不在乎立场，我在乎真理。可是，我想说的是，人类社会，分为各种种族、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同一种理论或观点，对某一族群是真理，对另一族群就是谬误。例如，有个说法是，盎-撒人殖民美洲使得美洲文明化、工业化、现代化，可问题是，美洲的主人印第安人已经濒临灭绝。

“每一种历史写作都反映了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对于历史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并且历史学家有权采取他们自己的视角，然而他们却没有权利捏造或歪曲事实。”（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4，中文版前言）

任何历史研究都有其自身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和视角，对历史的理解、解释都可能各不相同，甚至在后现代史学看来，在相对主义看来，对历史研究真实无妄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人类还未实现大同之前，在学术上，立场本身不是坏事，谁也无法避免，甚至是真理得以显现的重要力量；在学术实践中，西方把其民族主义学术包装成文明，却指责其他学术为民族主义学术，然后，“我可以，你不可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在于丧失立场，迷失自我，以西方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唯西方马首是瞻，却对质疑西方的观点通通斥为民族主义、义和团、战狼。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悲哀！

事实上，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立场是具有神奇魔力的核心因素，立场一变，整个体系都会发生奇妙梦幻般的变化，甚至解构旧体系，建立新体系。

追溯立场魔化的根源，其实是自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入侵，国土沦陷，尤其是甲午战败，中国沦为了二流国家，一部分国人知耻而后勇，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奋发有为，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另一部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挫，唉声叹气、自怨自艾、失魂落魄，开始否定中华文化，打倒中华文化，再加上西方各种思想殖民的学术，即使建国之后，还是如此，延至80年代，竟然“河觞”泛滥，“伤痕”累累。

2.中国学术界魔化的表现之二：能力不足

圣西门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证明了孔德的发现，即封建的和军人的政府已经不符合文明的发展，而要让位于实业的政府，历史正从以掠夺为目的的社会进入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圣西门，《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圣西门选集》，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25页）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以理性主义作为其思想体系中的主线，而不是基督教的神圣启示，看到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从边缘地位到深度融入亚洲全球化之中，尤其是欧洲在猛烈的“中国风”、“中国热”之下，各种技术产业和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他提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的主张。随着之后系列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变迁，西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入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即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

西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大量理科知识、逻辑复杂的理论模型、各种逻辑诡辩和认识论套路，中国文科生根本应付不来。文科生学者阅读西方文著，基本上除了结论，其他都看不懂，如看不透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其中隐含着西方立场的预设，以及看不懂理论模型内在推导，更无从判断西方研究是否科学严谨，也就无从判断其是非，于是，西方的“皇帝的新衣”就一直“穿着”，才会导致西方伪史和伪考古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科化趋势越来越显著的形势下，甚至人文社会科学已然理科化，文科生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犹如太监研究性学，只能鹦鹉学舌、狐假虎威、挟洋自重、滥竽充数。时至今日，文科生的知识结构和大脑结构决定了其根本不具备研究的能力和资格。

如果以计算机系统为例：应用层、系统层、驱动层、硬件层。中国文科界目前只能达到应用层的水平，连操作系统层都达不到，遑论驱动层和硬件层。为什么文科生达不到？因为文科生的大脑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先天缺陷。相反，现在很多民科是理科生，甚至是名牌大学的优秀理科生，他们根本无惧西方在著作中引入大量理科知识，甚至反而像吃货闻到香味似的，异常兴奋。

在此，我呼吁，优秀理科生在专业之余花些时间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帮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那些文科生。当然，理科生研究文科领域，存在跨学科障碍，但问题不大，难点在于需要积累阅读一系列的文著，只要有人领路，推荐一系列原创核心文著，不看那些非原创核心书籍，少走或免走冤枉路，就能事半功倍，两年基本可成（每月读一两本+若干论文）。接下来，理科生就可以藐视文科生了，可以带起节奏，开创学术新成就，甚至大成就，因为这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

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里的“顶”指的就是知识结构和大脑结构的“顶”，总的表现为知识体系的“顶”。作为文科生，在知识结构和大脑结构的先天缺陷下，原地踏步于知识体系的“山脚下”，如何“睥睨”天下？

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西方很多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但西方在其实践应用上并不科学严谨，尤其在这些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戏，乃至现在看来，怪诞不经、荒唐可笑。但这需要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否则，无法看透识破。

学术能力不足，稀里糊涂被洗脑，思想被殖民，可能是中国学术界魔化的最最根本的原因，是立场魔化、学术魔化、学术唯心主观化的根本原因。因为能力不足，即使有些持中国立场的、有风骨的学者，也会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的尴尬境地，结果只能随波逐流！

官科学者认为语言能力最重要，没有语言能力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是这样，中国人岂不是永远没有发言权，西方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语言能力的岂不是无可置喙？不能否认，语言能力很重要，但欧洲语言那么多，又有使用领域很狭小的“古代语言”，怎么可能全部掌握呢？何况就算都掌握了这些语言，西方那么多书，能看得过来、看得完吗？因此，语言并不应该成为研究的障碍，何况现在翻译产业甚为繁荣。因此，语言重要，但并没有那么重要，发展翻译产业完全可以弥补之。语言只是基础能力，科学研究主要的能力因素还是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的素养，故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远比语言重要。

中国学术界亟需强化学科能力建设。

3.中国学术界魔化表现之三：唯心主观化

近代以来，西方以圣经观念、启蒙思想、历史哲学、历史主义、理论模型等来研究历史和考古，形成各种各样、五彩缤纷、卷帙浩繁、蔚为壮观的学术体系。表面上看，西方各种观点和理论的提出都有依据，但是这种依据并不充分和全面，往往极为片面、狭隘，其观点和理论的提出，不是基于证据的审慎、严谨、充分和全面的思考，不是基于事实对因果关系的研究或统计学研究，而是基于对片面证据的“理解”、“解释”、“直觉”，而这种理解、解释、直觉往往受到立场、情感、观念、思想和现实的极大影响，最终，所谓的科学研究不过是“六经注我”，尽管西方创立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不过是为了“六经注我”，而且更加具有迷惑性。

“如要对考古材料做出科学和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必须重视理论建设。”（陈淳，《谈考古学阐释》，《中国文物报》2014年09月12日）

以理论来研究历史和考古，把历史和考古搞成了理论，把历史和考古搞成了理论的附庸。由于理论可以建构得简洁、优美，像蝴蝶一样，极具诱惑力，结果可能使得研究者无视客观证据，或歪曲客观证据，甚至伪造证据，在逻辑上则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也可能使得“信徒们”偏执迷信、泥古不化。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搞到最后，西方文明史却依然是圣经体系“史”观，这到底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是宗教意识形态统帅科学研究？

又如，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一文中认为人类最终的历史形态是自由民主，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这其实也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观念在世俗的科学研究中的影响。

在拙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六部曲”》系列中，我论证了西方预设中东中心论和单一起源论，并据此编排了世界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这也是西方学术唯心主观化的最生动案例。

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真的符合事实吗？还是实际上只是基于对西方而言非常容易接受且非常美丽的某种观念理论的产物？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艰苦探索，还是执着于灵光一闪，建构理论模型，然后统帅事实证据？我们的研究应该秉承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客观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观念主义、主观主义？

4.中国学术界魔化表现之四：学术的魔化

“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了一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4，中文版前言）

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过分相信西方学术方法的科学性，不能深刻理解方法本身的中立性。殊不知，比方法更重要的、在方法之上的是立场和思想，方法是为立场和思想服务的。中国学术界惑于西方文著中对其研究方法之科学严谨的强调和浮夸，造成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界对于西方伪史学体系和伪考古学体系基本上照单全收，唯西方马首是瞻，鹦鹉学舌，没有质疑的意愿、勇气、能力。总体表现就是思想被西方殖民、奴役，不敢冒犯学术体系，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结果就是抛弃中国自己历史和考古的实际，热衷于生搬硬套、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最终就是以西方伪史解构中国真史、信史。

如形形色色的中华人种西来说和文化西来说【①1758年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②1853年法国人哥比诺首倡中华文明源自印度说，③1894年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巴比伦说，④李希霍芬（F. Richthofen）等倡中亚说，⑤维格尔（D.Wieger）提出印度支那(缅甸)说，⑥安特生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⑦中国黍源自西亚说……】、中国历史循环停滞说、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人没有创新精神、马克思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胜枚举。

学术是舆论的先导，一方生产“知识”，一方传播，结果整个舆论环境沦为“河觞”学术、“伤痕”文学，自卑自虐，自我丑化，没有骨气、气节、志气、风骨，学术魔化导致舆论魔化，甚至还发出“革命压倒启蒙”、“中国应该让西方再殖民三百年”、“中国应销毁核武装，以取信美国”等极端无知和惊悚可怕的谬论，流毒甚广。

“纵观世界上有历史传统地区的考古学的发展，在其早期都有一个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过程……这些成就使当地的考古学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历史学基点上。在历史传统地区的考古学都有对当地古文字的研究……美洲大部分没有历史传统的地区的考古学是和人类类密切结合：而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考古则与艺术有着密切联系。正是由于全世界人类历史的丰富性，才导致今天世界各地考古学的多样性。”（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前言）

正是如此，但是，近些年来，中国考古界有些著名人物，如许宏、陈淳等，声音很大，借助媒体强大的力量，竭力推动中国考古学向没有历史传统的美洲靠拢，试图使中国考古学“美洲化”。西方试图把基于本土的学术“国际化”，中国学术界某些势力却试图使中国考古学“国际化”，放弃本土化。尤其魔幻的是，许宏先生试图在夏朝考古的重要遗址二里头推动去历史化，东施效颦于没有历史传统的美洲考古，还谓之与国际接轨，这是赤裸裸的刻舟求剑！这里，我想说一句，阿谀逢迎、曲意逢迎不是学术。

学术魔化的结果是，中国学术水平处于咿呀学语的阶段，甚至极端弱智，失去正常的理智和智力，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进而质疑中国的国民性、文化、人种，这已经是属于反智主义的范畴了，但中国学术界沉湎其中，不亦乐乎！

一方面打倒中华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中国人的国民性，甚至否定中国人种，另一方面叫嚣着与国际接轨，以西方价值、规则、学理、习惯为尊，引为标准，甚至西方的一颦一笑都能在中国学术界掀起巨大浪潮。这种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历史、文化、人种进而全盘西化的所谓启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不仅不可能，反而是愚昧、反智的表现。

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已经远离学术，近乎宗教了。其原因是，虽然采用了自谓科学、严谨的方法，但所依据的证据基点未经查证属实，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渗透着西方的立场和预设的陷阱，自然官科学术就成了西方学术的附庸，而这些侵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被洗脑了！

口吐莲花，并不能证明其学术的真理性，只能证明一方的阴险狡诈和另一方的无能愚蠢。

综上所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人文社科领域，换个立场，换个角度，往往结论就会大相径庭。宗教，以中国传统文化看，“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今天却在西方强大力量推动之下，拥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信者云集。而世俗化的中华文化——曾经启蒙西方走出宗教泥塘，世俗化的中国历史——西方处心积虑制造伪史和伪考古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建构一部像中国历史一样的西方历史，如今却被斥封建迷信文化，基本上没有价值，如今却被疑古——东周之前无信史，呜呼悲哉！不丧失立场，不迷失自我，这是基本要求。在国家林立的当今世界，坚定立场，坚持实事求是，不为美丽的理论所诱惑，据理力争，而不是强词夺理和反智，又有何不可？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学科的理科化建设，强健知识结构和大脑结构，如此才能具备一双慧眼，具有一双“火眼金睛”，无论妖魔鬼怪如何变化，都能一眼识穿。我们应该从理科知识和理科逻辑的角度在方法论层面上展开研究，揭示西方是如何“科学严谨”地建构了这套唯心主义的伪史体系和伪考古体系。

投降或顺从，只会助长妖魔鬼怪、谬误荒诞和愚昧无知！中国学术界必须拒绝魔化，更要强健自我，斩妖除魔！

编辑于 20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