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的诗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率会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不过很多人对他俩的了解，可能会局限于，李白：才思敏捷，笑傲王侯，不求于文达于庙堂，而杜甫：虽是一介清苦文人，但是诗才无双，并无时不在心忧天下……

而实际上，李白一生都想把脑袋削尖，然后能在体制内挥斥方遒，为此他还当过“赘婿”，但是他虽然在诗词上风头无两，但是政治智商却极低，晚年甚至跑去投靠根本不可能成事的永王李璘，以至于漂泊一生，客死异乡，他的一生，其实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潇洒。


如果只看杜甫的晚年经历，好像杜甫是一个出身寒门，心忧天下，但在当时却只能以诗词，和李白并肩傲啸大唐的人物。但实际上，杜甫最初也是“富二代”，后来因为家道中落，他自己又在仕途上没能寸进，所以他才过得比较落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世时，他的名头其实并不大，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坛的二线诗人，他的名头是在“新乐府”运动之后，才逐渐声名鹊起的。


那么古代的诗人是不是都混得这么差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俩为什么会混得这么差呢？直接说原因太枯燥了，咱们今天找一个在诗坛地位和他俩差不多的人，来做个对比，相信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人的名字叫苏轼，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常见的是苏东坡（不知道这和猪肉有没有关系）。苏东坡的家世和杜甫很像，祖上都是体制内的大人，到了他们这一辈，虽然圈子越混越低，但也算得上是殷实之家。不过苏轼和杜甫不同的是，苏轼有一个好母亲，而杜甫的母亲却在杜甫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据相关资料记载，苏轼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家境殷实，所以有点“不务正业”，所以科举一直未中（杜甫母亲去世后，杜甫也是拿着家里的提供的资金，四处游玩），而苏轼本人却非常有上进心，有一次他母亲给他讲解《后汉书》时，正好讲到汉朝的大忠臣范滂，不畏权奸被奸人陷害，赴义前和母亲诀别，想要劝慰母亲，却被母亲开导的故事。


苏轼听完这个故事后，就对母亲说，自己长大了可能也会做个范滂这样的忠臣，到时候可能会“忠孝不能两全”，苏轼的母亲则说，你能去做范滂，老妈自然就能做范滂的母亲（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优秀的母亲，都是家族兴旺的必要条件)。有这么一个如此优秀的妈，再加上一个……充当反面教材的爹，苏轼的成绩自然是稳得堪比地里的老黄牛。


当苏轼学成以后进京考试之时，和他一同前去的，除了有自己的弟弟苏辙之外，还有他们的……老父亲苏洵（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儿子的刺激，苏洵在“不枉少年之后”开始“浪子回头”）。考试对于准备充分的人来说，不过就是一次日常的练习，所以苏轼发挥的依然如同老黄牛。


本来以苏轼的正常发挥，应该是可以夺得的头名的，不过本次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批改考卷定名次时，发现苏轼卷子上写的东西总往自己的痒处挠，于是他就把这张已经糊住名字的考卷，误认为了是自己弟子曾巩的。因此他虽然喜欢这份试卷，但为了避嫌，所以把这份试卷只定位了第二名。

事后苏轼知道这件事以后，不光没有因此而怨恨欧阳修，反而是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苏轼的才华和心胸让欧阳修震惊不已，他后来曾对自己的儿子，等你爹死后，不用三十年就没人再谈论我咯。结果果果不其然，在欧阳修去世以后的三年后，另一个名字取代了他在文坛的热度，这个人正是苏轼。

虽然苏轼在考试中受了点“小挫”，但是依然可以“春风得意”，但是考试结束后不久，家乡就传来消息，还不知道他考试高中的母亲，突然离世而去。苏轼作为一个孝子，匆忙赶回家为母守孝，因而错过了早点入仕的机会。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李白、杜甫：你什么意思，考不进体制就不是金子了？）


等到苏轼守孝归来，立刻以“百年第一”的制科考试开始成绩进入大宋公务员系统。苏轼虽然成绩优秀，但是也是从基层干起，苏轼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当时已经“名满京师”，就眼高手低，而是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然后等外放期满，顺利返回京城。不过还没等苏轼开始大展拳脚，他的父亲又突然离世，于是苏轼再次在仕途中停顿了三年。

等到他再次守孝归来之后，大宋的朝廷已经不再是他熟悉的那个朝廷，因为一个叫王安石的人，正在大力推行新法，而因反对王安石改革过于激烈的欧阳修等人，则被驱离了中枢。苏轼当时在朝中最大的“靠山”，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一失势，苏轼要想再有所发展，势必就要投向王安石，但是苏轼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当年他就立下志愿，要做范滂！

政治和商业的“以和为贵”不一样，在大多时候，信奉的都是“非友既敌”，于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支持的苏轼，很快就被踢出了京城。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撂挑子不干，要么为五斗米折腰，要么非暴力不合作，但是苏轼没有选择这些消极的做法，而是在地方埋头苦干，今天徐州附近的“苏堤”（国家5A级旅游景区）、“黄楼”（徐州五大名楼之一）都是苏轼在任时所修建。



后来苏轼又因为政敌构陷，而身陷囹圄并差点被杀（乌台诗案），后来还是王安石发话，他才免于一死，不过他也因此而再次被贬。苏轼在生死之间走了一遭以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本心，后来王安石倒台，司马光掌权，苏轼作为“敌人的敌人”，本有机会成为司马光一党的朋友，但是他依然用仗义执言，再次让自己远离了权力的中枢。


和以前一样，到了地方的苏轼，依然没有把情绪代入工作，而是继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时他署理杭州，杭州因为干旱和疫情曾一度动荡，但是他快刀斩乱麻，一方面大胆的“

广开财路”（申请上级减免税收，拿和尚的度牒换取钱粮……集粮款，一方面又“

慷慨解囊”（他自己就出了黄金五十两，李白要是有这么多钱，估计都换酒喝了）修建医舍，救助灾民，西湖十景之后的“苏堤春晓”中的苏（公）堤也是由他修建。

虽然苏轼晚年时，也几度漂泊，但是单从苏轼过世之后，能被大宋天子追赠为

太师并且还能

谥号“文忠”，就可以看出，苏轼不光在民间有口皆碑，在庙堂也是让人钦佩。那么同是古代诗歌圈的大拿，李白和杜甫为什么就混得不如苏轼呢？

纵观苏轼的一生，骆驼认为主要原因其实就一点，苏轼有李白的傲骨，但是没有李白的傲气，苏轼有杜甫的悲天怜人之心，又有真抓实干之行，而且对苏轼来说，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当年王安石失势之后，苏轼还曾专门上门拜访。苏轼留下的经典诗句很多，但骆驼认为，苏轼有一句话，最能概括他他的一生，也是他能成功的经验——

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