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先生，肯定是一位喜欢搞运动的人士，相信他内心希望很多美国人发动一场中国式的文化革命，来拯救他所谓的岌岌可危的美国。
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特朗普肯定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普通美国人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低了，这预示着美国民众的预期议价能力的下降，而只有通过集体性的运动才能改善大部分美国人的现状。
考虑到美国的具体背景，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诸如冲击国会山之类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产生，是否存在的两个先决条件
首先，国家处于向下的趋势，即存在很大的失败概率的可能
其次，个体民众议价能力下降，而只有通过群体事件，才能对政局产生影响。
而联系到中国的现状与历史，却能得到更多的诠释。
中国民众向来不是议价行为的主体，而是议价结果的接受方而已，这意味个体的一些特殊的需求并不会得到满足，而个体议价能力以及渠道的缺失，使得集体议价集团的出现成为必要，这是中国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基础所在。
中国民众作为个体而言，并不具备强大的议价能力，这意味着在所处的社会中，从古到今，个体民众，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获取相当的议价能力，并与交易的对手，达成某种妥协和安排。
与所有国家的普通人一样，中国的民众就个体而言，生活的目标无非是最大化的增加个人的福利，或者说在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民众向来并无议价传统，也并不存在完全明确的交易规则使单个人的交易行为受到保护，因为中国的文化至始至终重视的是圈子，而不是明细的规则。
这样，无论如何将给普通民众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困惑。而民众的福利水平的升降，并不取决于民众的谈判能力的缺失，而取决于自上而下的某种大众化的重新议价的过程，既然决定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是自上而下的过程，那么调整现有的福利水平的存量结构，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的命令来得以解决。
文化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无论如何，是某种调整中国普通民众福利水平的集体性的交易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歌颂文革，鼓动文革再来，或是排斥文革，将文革一棍子打死，都无法清楚明了的解释中国人的福利状况在哪个阶段更好?
以一个更长期的视野来看，评价不同时期的福利状态，必须回到那个时代的具体状态，而不是今日坐而论道，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实际上玩着自我毁灭的游戏，这就像美国试图将一个联系紧密的中美关系要短期内拆开一样，并不靠谱，因此必须具有同一的标准，同一批，同一个时代的人对具体时代的人做出福利水平的评价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成为虚无缥缈的代言人，而代言的对象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中国民众对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不排斥，因为这些集体的运动，会给个体的民众带来所无法得到的，或无法改变的福利水平，虽然很多人注重群众运动的精神层次方面，但无论如何，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善普通人的福利水平，因为高喊口号无法持久，而运动的基础仍在经济层次，并需要再经济运行规律上找到答案。
习近平说，不可以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可以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而割裂前后关系，并不足以找到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答案。社会的进步在于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的提高，而福利水平更多的涉及经济方面，那么，确定中国民众福利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革会重新回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吗?
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个体民众的议价能力虽然与国外相比仍有所不足，但个体事件个体问题很容易发展成群体性问题，并转化为群体议价能力，这与文革时期所面临的情况已经天壤之别，如果个体问题能通过议价的途径，达成自己的福利要求，那么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将仅仅停留在网上，并不必要发展成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普通民众也并无意愿参与这种无法预知福利水平变动的运动。
 尽管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多不足，然而相对而言，中国人的福利水平是在进步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讲求个性的时代。如果个性的价值高于平均主义的话，那么平均主义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要求。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而是如同运动式的行动已经无法改善自己。
最重要的建设自己的人力资本，这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