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时代之问
张志伟

首先要跟韩水法教授隔空握一下手。韩水法教授的很多观点我都是赞同的，我后面要提到的给江怡教授提的问题也和这些有关。但是，首先我作一个声明，我那篇论文原来是纪念叶秀山先生的遗作讨论会上的发言，题目为《哲学的起源、危机与希望》。网络时代，媒体可能为了博眼球，就弄出一个题目——《哲学已死》。我后来找他们抗议了，他们说：“以后注意”。

我认为，哲学思考区别于其他的各种思考，带有超越性和理想性。哲学不是直接的、具体的问题。我主要思考“哲学脱离了直接具体的问题，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专业性的东西后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问题。

我和江怡教授相识近四十年，虽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分析哲学，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欧陆哲学，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隔阂感。与许多以分析哲学为专业的学者相比，江怡的学术研究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关注。其实，不仅仅是研究分析哲学的学者，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研究其他方向的学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仅专注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这种方式实际上与我们的老师辈有关，他们历经政治运动，不能讲自己的观点，所以就去翻译和介绍。老师们一直教诲我们，要为学术而学术，不要去掺杂别的东西。这种教诲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学术上的要求：搞学术就不要搞其他的事情，就纯粹做学术研究。从这本《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可以看出，江怡的学术研究包含着强烈的现实诉求，在这点上，我与江怡教授惺惺相惜。

毫无疑问，40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从最初的翻译介绍到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在相当多的研究领域，例如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等等，差不多已经能够追踪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前沿。尤其是，近些年来海外留学的学者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了解最新的成果和学科前沿，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与西方学术界同步的程度。我认为，哲学不应该排斥专业化，不过我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现状有些忧虑。哲学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研究领域越来越专，研究者们往往排斥宏观的问题，也在排斥对当今时代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有些人认为这可能要“踩雷”，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地位和功能，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江怡教授是“知音”——哲学因问题而生，哲学不能仅仅关注本学科的学术问题，哲学本身就具有现实关怀。如果我们的学术训练只能局限在哲学学科的学术问题上，哲学不仅失去了终极关怀或者人文关怀，而且失去了读者和听众，相当于自我限制在象牙塔中，将大众拒之门外，失去了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哲学变成了学术圈子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貌似我们在解决各式各样的学术问题，但是其影响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我非常赞赏江怡运用哲学分析的方法于时代问题之上，这与本专业的学术研究并不矛盾——我们的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而且也应该能够运用于任何问题之中，这才是“活学活用”，才能体现哲学的普遍性。

江怡教授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专家，这是他的看家功夫，而从《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可以看出，江怡分析了相当多的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知识与信仰，哲学与启蒙，人工智能，机器思维，科学与人文，哲学与技术，等等，而且并非泛泛而谈，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说明江怡教授始终保持着对时代问题的密切关注。

毫无疑问，哲学是“小众的”精英化的学科，它的抽象性、思辨性，往往拒人千里之外。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越来越对哲学发生兴趣，不过常常不能得哲学其门而入。这个时代和社会是需要哲学的，一方面是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们对哲学回应时代问题也充满了期待。只是，我们现在缺少从高深的哲学理论深入到社会大众的手段和方法。在这方面，江怡教授做出了榜样，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将哲学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时代问题。换言之，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理论思维和分析方法，乃是“打通”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的有效方式。

时代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应的方式，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等等，但哲学的回应不同寻常。哲学是世界观的科学，但哲学的科学性不在于确立永恒真理或者实践的教条，而在于哲学“讲道理”，在于它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理论思维。这意味着，哲学没有像各大文明理念或者宗教那样的地方性知识的局限，以及往往是排他的价值观念，而且因为与自然科学的“血缘关系”而具有了广泛普遍的影响。所以，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是普遍的、抽象的和理论性的，哲学家往往“高瞻远瞩”，或者说，哲学不是从过去，也不是从现在，而是从未来思考问题的，所以哲学思考是超前的。例如，江怡教授在2012年的文章中，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高度重视，努力回应时代发展的挑战：1.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之间的关系；2.政治生活的复杂化与社会伦理的规范性之间的冲突；3.哲学传统中追求确定性的思维模式与当代哲学追问不确定性的冲突；4.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成为当代哲学的热点；5.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现代形态研究；6.面对时代问题的挑战，如何保持哲学与社会之间一种必要的张力，也是当代哲学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书的第7-9页）。这是十年前的文章，显然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时代问题。

哲学是活的思考，而不是死的研究。江怡教授这本书，对于像我这样困惑于抽象思辨的哲学如何与现实生活“接轨”，直面生活——面向事情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我觉得，那就是这本书中浓厚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有问题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思想和分析，有思想和分析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哲学家是“探路者”，“做哲学”就相当于站在未来回看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实验”，所以，哲学家不仅是时代精神的总结者，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

在这里，我向江怡教授提两个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困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非常赞同江怡教授主张的哲学要面对时代问题，也赞同他对于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诊断：1.利益性追问与后果性思维；2.政治性追问与对立性思维；3.使命性追问与空想性思维（书的60-61页）。以第三个为例，如果哲学把自身的任务设定为一些使命性追问，那么，哲学研究势必陷入空想性思维，因为这些任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由此，哲学研究就只能通过空想而为自己设计出一套自说自话的表达体系，用看似玄妙但却晦涩难解的语言讨论那些看上去非常‘伟光正’的目标使命”（书的61页）。江怡教授当然是有所指的，窃以为就是让哲学做“命题作文”，类似中世纪让哲学做神学的婢女。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哲学对时代问题的分析，这算不算哲学的使命？就是说，我们如何区分哲学自身的使命与强加给哲学的使命？如何防止把强加给哲学的使命就当作哲学自己的使命？

第二个问题：现代社会，分工合作，学科和学科之间，学科中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甚至研究方向中的不同研究主题之间，都已经变成了非常专业化的微观领域，哲学虽然有它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但是也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我们相互之间的对话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如何使哲学破除学科壁垒，跨越专业的障碍，对时代问题做出有益的解决方案？当我们讨论那些时代问题的时候，貌似它们也会有对应的学科领域，这就意味着哲学分析这些问题就必须“跨学科”，如何在跨学科的情况下言之有物且言之有理，而且能够对那个学科产生有效的影响？在这里，江怡教授显然是有方法论的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