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基贝拉——东非散记之一（下）

张 翎

远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奖赏一战中为宗主国而战的国王非洲步枪队成员，特令准予努比亚士兵们在基贝拉定居。在努比亚语中，基贝拉就是丛林的意思——那时的基贝拉的确是一片林子。基贝拉的土地是私人拥有的，一小块一小块，在不同的时期里建造起了产权归属于不同人的房屋。这些房屋没有经过整体规划，东一坨，西一堆，横不成排，竖不成列，像是随意丢置的棋子，棋盘乱了，就成了迷宫。但迷宫也有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只有在这里居住的人通晓，外人永远不得要领。外人注定会在这样纵横交错、节外生枝、乱线团一样的街区里迷路。一个世纪以来，基贝拉已经铸就了自己的城门钥匙和防御系统，外人即使靠运气穿透了这样的迷宫，他们也没有可能从蜘蛛网似的街道中安然走出。而对基贝拉居民来说，他们认识每一条水沟、每一条街的每一个拐弯之处，能分辨出每一块貌似相同的铁皮屋顶之间的细微差别。即使在最黑的夜晚，他们也找得到回家的路。

雷蒙熟门熟路地领着我们穿过一条弯路，走到了一只自来水龙头跟前，拧开龙头洗手。有两只鸭子绕着他的脚踝行走，脖子一伸一缩。

“这就是我们取用自来水的地方。”他告诉我。

“免费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泥墙之间来回滚动，发出嘤嘤嗡嗡的回声。“在这个世界上，有免费的东西吗？” 他扬了扬下颌，我这才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女人——那是看守水源的人。

七拐八拐的，雷蒙领着我走到了一条小巷，在路口停住，掏出手机用斯瓦西里语打电话。“看看我妈在不在家。”他说。在内罗毕再穷的人家也有手机，贫富的差别只在于品牌的不同。我这才明白过来，雷蒙是要带我们进他的家。更精确地说，是他母亲的家，因为他几年之前就已经搬离了基贝拉。我们弓腰，低头，提防着脚下的水沟和脸侧一块块像刀刃一样锋利的锈屋檐，来到了一座两层楼的旧屋。楼梯在屋外，是用间隔很宽的木板搭建出来的，风吹雨淋了几十年，木板已经破了相，露出皮下的条条经络。脚踩上去，颤颤巍巍，我有点晕。

楼梯上坐着几个孩子，见到我们，露出羞涩的笑。Jambo！我用笨拙的斯瓦西里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的孩子大约很少见到生人，尤其是肤色怪异的外国人，一个大些的男孩小声嘀咕了一句“China”，一众皮孩子哗的一声哄笑起来，飞也似的逃走了。先前在孤儿院，我也遇见过类似的场景，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们的笑点究竟在哪里。

我们上楼，进入走道。即使是大白天，走道也很昏暗，眼睛需要时间来慢慢调节，才能看清里边的布局。基贝拉许多人家的电源是从外边的某个商业区非法拉进来的，屋檐下都悬着一只小小的灯泡和电源接线板。在我的记忆中，雷蒙的家是整个基贝拉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座两层楼房。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引发歧义和误解，似乎雷蒙家拥有了整幢楼。其实，他们只占有了楼里的一小方地盘，是这座破楼的“七十二家房客”之一。

听见脚步声，从过道深处走出一个女人。此时我的眼睛已经慢慢适应了昏暗，看到女人的脸，就猝然吃了一惊。在电视节目和自媒体短视频上，我见过一些非裔女模特，曾被她们独特的骨感美所惊艳。但那是镁光灯之下的美，是一群发型师、服饰设计师、灯光师、摄影师联手营造的美。在某种意义上，那是科技时代特产的塑料材质的美。而这个女人脸上完全没施脂粉，头发平平地向后梳起，身上穿着非洲常见的花色布衫，指尖滴滴答答地淌着水——我们进来的时候，她大约正在洗衣服。那一刻，在半明不暗的光线里，我被这个女人身上的家常美所震慑。女人的美是孤孤单单的美，没有他人在里边搭过手做过帮衬。

看见儿子带着两个“白人”进来——当地人把所有非黑肤色的人都视为“白人”，女人脸上并无惊讶之情，只是自自然然地引领我们进了屋。看来我们不是雷蒙带进家来的第一个“外宾”。雷蒙在外省一所大学的旅游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做导游。今年遭遇时局动荡，游客数量锐减，他只能依赖“行家带你行”的平台揽零活。这个平台的导游是义务服务，收入只能靠游客视满意程度给出的小费。过去的几年里，我在世界各地都使用过“行家带你行”平台的服务，跟着当地历史人文行家，走过很多个城市的地标性景点，但雷蒙是唯一一个把游客带进了自己私密家庭空间的人。

房间很小，目测不到十平米。一块花布帘子，从中间直直地扯过去，把房间隔成两半。帘子后边，应该是一张床。床是我的猜测，大胆却不盲目，因为在布帘外边可以示人的空间里，我没有找见床。屋里的一面墙边上摆了一张表面蒙了布的硬靠椅，侧首靠墙之处，摆放着一只旧柜子，柜子面上堆着些衣物，柜顶上有一台小电视机。墙角还堆着些东西，用旧布遮掩起来，也看不出是什么。路上我已经知道，雷蒙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大学毕业之后，都已经搬到基贝拉之外居住。可是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她们该在哪里睡觉？雷蒙的母亲指了指地上那块连脚都很难踩下去的狭窄空间，说：“晚上靠椅拉出来，她们就在这里铺张席子。”

这样的环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里，我见过比这更窘迫的居住条件：一张小饭桌，白天用来吃饭糊火柴盒子做作业，晚上铺张塑料布睡人；更有甚者，有的人家只能靠轮换不同的班次上班，才能解决家里大大小小每个人的睡觉空间难题。只是，在我的江南故土，住处再小，各家都有自家的一只小马桶，尽量隐蔽地藏匿于屋子里的某个角落，有时不得不与水缸米缸为邻。虽然有诸多异味、难堪、不便，但身体的排泄需要毕竟可以就地解决。可是雷蒙两个花样年华的妹子，却要在无论晴雨寒暑的某个急切时刻，跑到基贝拉为数不多的几个简陋收费厕所，解决内急。想到女子生理期中的种种难堪却急切的需求，我难免有些揪心。基贝拉的家庭也没有浴室，简陋的收费厕所旁边，是同样简陋的淋浴设施。肯尼亚横跨赤道，在热带的夏季里，我不知道每一个家庭是否都愿意付费洗身。

雷蒙家的这间房子是三十年前从一个房东手里租下的，他父母从结婚起就住在这里了。现在的租金是5000先令（大约40美金），每月水电杂费大约500先令（大约4美金）。雷蒙今年二十九岁，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度过童年少年和一部分的青年时光，基贝拉几乎是他一生的全部记忆。虽然现在已经移居内罗毕城区，可是他对这个家的一切，依旧有一种鱼回到熟悉的水域的自如。他自然而然地打开一个塑料桶盖，从里头舀出一瓢生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我想起了那些交缠错乱地裸露在覆盖着垃圾和羊粪的泥地上的水管子，肠胃忍不住轻轻抽了一抽。他立刻看懂了我的心思，嘿嘿地笑了：“别担心，我从小就这么喝，肠胃像马，没事。”

父亲和妹妹都不在，这会儿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雷蒙的母亲把手在衣襟上擦干了，伸过来给我握。“我叫玉妮丝。” 她说。我知道玉妮丝是叫给外国人听的英文名字，是糊弄人的噱头。每一个肯尼亚妇女，都有一个自己族裔的名字——那才是真正的名字。在我的询问之下，她告诉了我她的本名，可是因为音节生疏，我记不住，我只好依旧以她的英文名字称呼她。后来我知道她今年五十三岁，看上去却远比这个年龄年轻。肯尼亚的女子，即使是常年在田里劳作的，也个个皮肤紧致光滑，鲜有皱纹。她们劳作的时候，汗水流淌下来，闪闪发亮，像是漂浮在黑色橡胶表层的珍珠。记得小时候，由于中国女排曾经一度的旷世辉煌，我们也顺带着知道了世界上几支排球名队的名球员名字。当时有一位与郎平齐名的非裔美国排球名将叫海曼，她有个外号叫黑珍珠，到今天我才终于明白了这个外号的真正含义。

雷蒙的母亲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却能说简单的英文。肯尼亚人出生长大，都会说至少三种语言。首先是自己族裔的语言——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母语，是族裔成员之间相互辨认的“联络密码”。然后是斯瓦西里语——那是上学必学的语言。借助斯瓦西里语，他们可以和不同族裔的同胞相互沟通。斯瓦西里语在东非广泛流行，是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尽管各地有些稍稍不同的发音和用词习惯。除此之外，英语也是肯尼亚的官方语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英语的流利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雷蒙的母亲虽然不能用英语表达复杂的想法，但基本对话却是无碍的，而且她的发音准确，甚至比上过大学的雷蒙更容易听懂。

我问玉妮丝可以看一眼她的厨房吗？她略略一怔，我突然醒悟，我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基贝拉的辞典里，不会有厨房这个词。她回过神来，微微一笑，站起来，掀开花布帘子，我看见了屋里唯一的那张床。床很小，雷蒙那样的高个子，肯定得蜷曲着身子才能躺下。床尾摆着一张破旧的小桌，桌子上拥挤地叠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和几个塑料脸盆，靠近外缘处有一只微型液态煤气炉子——这就是他们的厨房。上海人形容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空间时，有一句很刻薄却也很传神的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用这句话来描述雷蒙的家，倒是再合适不过。

玉妮丝扯上布帘，拉我坐回到椅子上。我的眼睛像居委会卫生巡视员的白手套那样，在螺蛳壳里摸拭了一遍，却没有找见灰尘的踪迹。基贝拉的灰土，被玉妮丝挡在了门外。门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谨守着女主人限定的地界，不敢侵入到不属于自己的空间。每一寸地板，每一件家具上，都留有抹布的痕迹。

三十年来，她跨过一道又一道排水沟，穿越一条又一条乱线圈似的窄街，躲过一爿又一爿刀刃一样锋利的铁屋檐，风雨无阻地步行到市场，用最低廉的价格购入蔬菜瓜果，小件日用物品。有时用边角磨起了毛边的现钱当场支付，有时在赊账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她会把这些物品装进一个大篮子，或者竹筐，顶在头顶，慢慢地走回家。然后在基贝拉的小门脸里，她会把它们拆散重新组合，转卖给居民区的住户。同样的房子，同样的路径，同样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一路流淌，昨天复制着前天的样子，前天复制着大前天的样子，似乎什么也没改变。那一个一个从指缝里攒下来的先令，卑微地、毫不起眼地、近乎无望地堆积起来，堆出了三个大学生。

“你，太不容易了，真的，了不起。” 同样的话，我啰啰唆唆地说了几次。每一次都感觉自己浅薄、煽情、愚蠢，但每一次却都还是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另外一句可以说的话。

她笑了，做出一个像是洗衣像是擦汗又像是提货的手势，然后依样画葫芦地重复了几回：“干啊干啊，就是这样吧。”

“他们，是你的骄傲。”我指了指雷蒙，对玉妮丝说。

她看了一眼儿子，神色寡淡宁静。“他们是我的儿子。”她说，语气平平的，没有格外的兴奋，也没有刻意的讨好，仿佛儿子上大学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和出门取一趟水，或者去了一趟公共厕所，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儿子总是要长大的，出门总是要回家的，用不着一惊一乍。这大概是玉妮丝没有说出口的话。

“玉妮丝，我可以给你，照一张相吗？”我犹豫了半天，终于嗫嚅地说。肯尼亚人普遍不愿意被摄入照相机镜头，我们上街，总是要小心翼翼避免把镜头对准行人。即使有人勉强同意被拍摄，过后也大多会要求看一眼成像，仿佛这样他们就能对照片的用途有了某种审核和掌控的权利。可是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要求你把照片推送给他们。

玉妮丝没有推却，而是调整了一下坐姿，坦然地面对镜头，将自己永久地留存在了我的手机相册之中。可是照片却让我有点失望：照片里的她，看上去就是一个长相略微周正一些、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黑人女子。照相机的镜头和人眼，实在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镜头捕捉的，是骨骼、皮肤和五官的各种比例，而人眼所见的，却是心境在五官里的溢出物。这种溢出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们试图作出各种诠释，比如“神情”，比如“气质”，比如“韵味”，再比如 “相由心生”。哪种解释都接近真相，却又都不完全精确。语言是贫瘠的，能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事物的皮毛。总之，我的手机镜头筛孔太大，只留下了女人的皮相，却漏走了女人的气韵——这大概就是二维世界和三维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给我看看。”玉妮丝说。我把手机放到她眼前，她看了一眼屏幕上的那个女子，没有说话，大概是个过关的意思了。

我们和雷蒙事先约定的是三个小时，至此已经超时。况且他还得带领我们抄近路走出住宅区，到一个网约车可以抵达的公共区域，从那里我们可以叫车返回住处。我不忍耽误他太多时间，只好起身，向玉妮丝告辞。

出门时，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先令纸币。我的手其实一直揣在口袋里，那几张票子已经在我的手心攥出了潮气。我的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催促我尽快把钱掏出来，另一个劝我赶紧把钱收回去。玉妮丝在不经意间让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了愧疚之情，仿佛我对她的贫穷负有了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负疚感急需抚慰，而最便捷的抚慰方式就是金钱。当然，我想到了在抚慰自己的同时，我也有可能冒犯到他人的自尊。在这两者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前者。当我把钱卷成一个小卷塞到她手心时，我已经彩排好了对应她的推辞时该说的话。可是这句话没派上用场，因为她没有推辞。她宁静地平常地收下了我的礼物，轻轻道了一声谢，把钱放在了靠椅上。

离开玉妮丝的家，已是午后。太阳正高，天突然就热了起来，外套裹在身上，就有了重量。

我们跟着雷蒙一路走走停停，似乎走了很远的路，实际上只看了基贝拉的两个村落。在基贝拉以及它的外围圈里，我们的鞋底不过才蹭擦了小小的一块地皮。基贝拉的确切居民人口，一直是国际非营利组织的调研目标，但没有任何两组数据是相近的，更遑论吻合。近年来，基贝拉的人口数字出现在多个调研报告中，在二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大幅度跳动。这些纷纷扬扬的数字落到一个习惯用形象思维想事的人的脑子里，汇聚成了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密集”。可是那天当我们在基贝拉的迷宫中穿街走巷时，我却没有看见太多的人。也许是因为周末，一些家庭此刻正在教堂里做礼拜；也许这就是基贝拉的神秘之处。基贝拉像一件巨大的袍子，把它的居民藏掖在那些边缘模糊的褶皱之中。外人只看见褶皱，却看不见褶皱的沟壑里掩藏的秘密。基贝拉用自己的暗语锁住了真正的入口。我们看见的，只是天光从门缝里透出的几丝暗影。

到达基贝拉出口的时候，对面街上突然走来一个非常年轻的白人女子，二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是高挑，风把她的头发纷纷扬起，阳光在上面涂抹了一层金子。那天我们是基贝拉唯一的外国人，所以另外一张外国面孔，立刻就揪住了我的眼睛。她走路的样子很笃定，眼神里丝毫没有外乡人找路时的那种犹疑和困惑，腿脚带着弹簧一样健壮的力气，明显知道目的地。由于当下动荡的时局，来基贝拉的游人几乎已经绝迹。我看见她的时候，她也同时看见了我，擦肩而过的那个瞬间里，我们会心地一笑，仿佛在彼此致意——那是一种孤独者的默契。雷蒙告诉我，这个女孩子是画家，住在基贝拉的一个村落里，每天在这里写生，基贝拉的人都认识她。她住在基贝拉，但却不是基贝拉人。没有外人可以真正融入基贝拉，基贝拉有独属自己的、钢筋铁骨刀枪不入的基因结构。但是这个女孩已经找到了她的安全角。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在风暴的中心找到安宁。我轻轻叹了一口气。我是个胆小的探险者，我知道我的极限，但我至少懂得欣赏勇气。

我们一行都沉默无话，大约各自都有一些心思被搅动起来了。我在想玉妮丝，那种恬静，那种安然，那种处事不惊。在她身上我没有看见悲苦，耒怨，对改变命运的急切期待，对儿女从山鸡变凤凰的殷切指望，对进入城市生活的儿子们的自豪和骄傲感……生活给她的一切，她都淡淡地、无悲无喜地接受。命运的潮水从哪个方向涌来，她就顺着水流缓缓地沉默地行走，仿佛行走就是活着的目的。

这大概就是基贝拉的内核。基贝拉是一个城中城，国中国，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给自足、循环往复的。在基贝拉，牲畜的骨头不会被丢弃，而是雕刻成精巧传神的工艺品，出售给游客；在这里排泄物会被转换成沼气，成为家用能源；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二手货都会变为孩子脚上的鞋，男人女人身上头上的衣物；在这里被外边的世界所淘汰摈弃的科技产品，却会成为一家人、一个生活圈子相互连接的工具。在这里一切都可以再生。在这里没有一只闲置的手，每一只手都在推动着生命的轮子不疾不徐地朝前滚动。在这里一个世纪的静止不变，却是另一种生命的孕育和存活进程。玉妮丝和她的邻居们，也许从来没想过搬离基贝拉，因为他们已经与基贝拉长成了一体，像两个只具有一副大脑的连体婴，再无可能分离。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位优步司机会带着近乎自豪的神情，指着那一片由铁锈屋顶组成的街区，高声对我们说：“这里是基贝拉，世界第二、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那日和雷蒙分手回到公寓，开门的时候，突然膝盖雪糕似的软了，再也走不得一步路。外套也来不及脱，我就瘫软在床上，躺了一两个小时，才渐渐养回些力气起身。我这才意识到：在基贝拉我的神经绷得有多紧。一个人只有回到绝对安全的环境，身体才敢松懈下来。我终究不是一个具有钢铁神经的人，虽然雷蒙一再告诉我：有他在，我们一定安全，但是我的耳朵信了，脑子却不肯，所以我才会如此一路惶恐。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