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新：中国哲学学术的当代转向 (下)

三、基于中国精神的哲学学术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中，史无前例地开创了人类现代化运动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作为当代世界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中华民族不仅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还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当代人类构筑一个富有活力和前景的生活方式。面对新的历史性实践、新的历史性方位、新的历史性使命，当代中国进入了需要并产生理论和思想的时代，中国学术迎来了自我—授权的繁花盛开的历史时期。

虽然西方现代性大肆扩张，但西方现代性在展开过程中所建构的精神家园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心灵慰藉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遇到了“精神饥饿”的威胁。着眼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植根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只有坚定不移地实现“立场转向”，即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才能从现代性学术的消极羁绊中超拔出来，履行自身的使命担当。相应地，中国的哲学学术除非建基于中国精神之上，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中国精神之必要性与伟力以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为其厚植了历史必然性，当今世界急速加剧的大变局则直接生成了现实动力。中国精神蕴含的本土意识与世界视野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维度交互作用构成的丰富内涵，为当今中国哲学学术的立场转向拟定了基本方向。中国哲学学术不可能凭空设计自己的思想任务，而是需要根据现有的前提进行思想建构与创新，为人类新型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下列具有承前启后、除旧布新意义的问题，关乎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坚持中国自主的立场。在此，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可谓大有作为。

其一，重塑社会生活组织原则

资产阶级创建的现代世界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之上，资本逻辑被建构为主导和引领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是以资本原则为导向形成了富有诱惑力和动员力的生活图景。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而发展到成熟状态的资本，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支柱、基础和基本建制力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能够展开和外化自身，始终活力四射。问题在于，“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一方面，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驱使人们甚至超过自身和自然需要的界限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本总是竭力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迫切地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这就是说，资本把自己所构建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当作自身展开的手段，自觉不自觉地培育了自我毁灭的物质条件。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不可否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根基上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和隐忧。

西方现代学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提供合法性辩护和精神动力，却有意无意地掩盖资本的野蛮性一面，以致滋生服务资本侵略和扩张的殖民主义文化，导致学术影响世道人心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学术断然拒绝与资本原则同谋的西方学术理路，深度洞察资本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生活世界的存在限度。

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资本原则呈现出开放性、建构性、生产性等积极的性质，带来了现代生活的繁荣和兴盛，人类过上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资本原则这种正面的开放性质，只是指向与资本原则保持同步的利益行为，对那些不遵循不顺从资本原则的行为，资本毫不犹豫地选择排斥和打压甚至迫害。这就暴露出资本原则在本性上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其实这正是资本原则摆脱不了的存在限度。更为要紧的是，资本原则不可遏制地向制度转化，建立绝对统治，遮蔽或掩盖自身的消极存在性质，制造人类发展的历史性悲剧或灾难。然而，正如荷尔德林感叹的，“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代错误——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仅仅作为外在的物质东西与人相分离，关键在于结束资本作为社会生活原则的抽象统治。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社会生活原则的变更就是高扬劳动作为社会生活原则的本源意义，让资本原则退位，按照劳动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与对立为前提，以资本的普遍统治为时代标识，那么，只有依靠劳动的力量才能决定性地破解资本的抽象统治，在劳动原则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和彰显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构建新型文明的生活图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无疑预示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方向。中国学术理当自觉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其二，从中华民族“活着的过去”中涵养和凝练历史思维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历久弥新。黑格尔在比较印度和中国的经历时，就称赞中国具有非凡卓越的“历史”，因为能够回溯到太古时代。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迄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激荡和自我造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活着的过去”，它代代相传，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然，传统不是摆放在后来者面前的现成东西，也不是自动地让后来者使用的某种物品；传统只有经过后来者的刺激、发动而复活，才能成为后来者所面对的活生生的东西。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能自动成为当代的生活经验或生存智慧的。只有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我们才能把自身文化传统升华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元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实践，始终针对现实生活境遇而激活自身文化传统，始终把自身文化传统转换为起着建设和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所以，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民族近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进而相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代中国学术只有系统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领悟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

依照当代解释学的研究，人类理解行为中一直存在着效果历史意识，让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并存于人们筹划生存的现实活动中。研究历史、以史为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现在。正是这样，不能理解今天的人是无法也不会关注过去的，人们只有坚定不移地立足现在才能真正“窥见”过去。历史学家总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是时代的需要才使之“是其所是”。生活的历练激发了我们的生活热情，推动我们把视线指向过去，寻获曾经发生的生命经验，用以建构现在的生活。正如克罗齐所说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中华民族拥有博大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才能充分展示其光辉和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诸如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民胞物与的民生理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优秀品质，已然通过新时代的实践转化为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这表明，社会历史领域的“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维度，理所当然地构成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视野。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世界时曾指出：“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这就凸显了历史思维对于认识和把握当代生活的本质重要性。在社会历史创造因素优先突出的时代境遇下，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处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相统一的复杂发展状态中，都是“过程集合体”。唯有立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内在联系，人们的认识才能切中事物本身，把握社会生活的现实内容。历史思维有助于澄清社会历史认识中诸如故意卖弄、随意比附、空虚想象等不良习惯，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

其三，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文明新路

现代化是全人类追求的美好生活愿景。经济不可延宕地增长以及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丰富，成了现代化最初的代名词。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世界进入了总体相对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风行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发展观，很快就扩散成具有全球性质的、偏执于经济数量增长的社会心态：发展意味着明天总会比今天拥有得更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这就把复杂多维的社会发展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淡化乃至遗忘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指标。然而，迷信“增长第一”、把“丰裕”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选择的做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在资本原则的导向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引发了众多严重的问题，制造了经济越发展问题越严重的发展悖论，全球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国际社会付出了无法估算的人文和生态代价。如果“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发展观取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和对立，那么，除非从根本上转变发展观念、调整发展方式，否则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改变不了自建危局、自毁前程的命运。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诸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经历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生存苦旅，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并思考“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力求贯通人类生活固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必然联系，合理谋划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协调统一。包容性发展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推动发展惠及所有人，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包容性发展实质上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以“发展”为幌子的“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观念，表明国际社会开始自觉调整社会发展观念，为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把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作为内涵要义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并提升为基本国策，在实践中予以贯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有条件也更有责任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没有”问题向高质量发展的“好不好”问题的历史性转变，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强化创新引领，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上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可以相信，在中华民族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被标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内容，为世界现代化运动创建一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实践范例。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亦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正是因为坚守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当代中国把高效能治理嵌入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动并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谱写了国家治理的新篇章，为当今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提供可以借鉴参照的中国方案。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确证了高质量发展才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正道。

我们选取生活原则、历史思维、高质量发展三个问题作为分析视点，来检视中国学术的当代状况，是因为这三者已然是当下中国悄然发生转变的重要领域，代表着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新型文明的前沿地带。当下中国学术植根于中国立场而开展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不仅有助于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弊端和文化矛盾，而且有助于真正开启崭新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方式。这样的知识生产，以切中和阐明当代社会现实为己任，无疑能够建构引领世道人心的思想路标，实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历史性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