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托马斯自然神学遗产的卓越继承人莱布尼茨（1）
——莱布尼茨《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文集》“编译者前言”

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文集》为《莱布尼茨文集》中第九卷，内容极其丰富，收录了莱布尼茨1668—1714年间所写的62篇有关论文和书信，广泛涉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的所有“八个系列”，[①]是《莱布尼茨文集》中篇幅较大的一卷。由此也可以看出宗教哲学在莱布尼茨心目中所享有的重要地位。

引言：从“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的辩证关系说起

在本卷文集的“编译者前言”里，我们拟从澄清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的辩证关系起步。我们之所以这样作，既与本卷文集的标题有关，也与我们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文集》“编译者前言”里关于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四个“分支学科”的说法有关。

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莱布尼茨《实践哲学文集》的“编译者前言”里，我们曾将莱布尼茨“实践哲学”的“有关分支学科”“归结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四大门类”。[②]但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在《实践哲学文集》里，仅收录了莱布尼茨有关“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短文和短信，而将莱布尼茨有关“宗教哲学”的短文和短信单独作为一卷另行出版。这也正是《莱布尼茨选集》第九卷的由来。依照这样一种设计，《莱布尼茨选集》第九卷无疑只是莱布尼茨《实践哲学文集》的一个“续篇”，其名正言顺的标题也因此而应当取“宗教哲学文集”而非我们现在所用的“宗教哲学与自然神学文集”。不难想象，每个细心的读者想必都会对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问题心存疑虑。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本卷文集的《编译者前言》里首先谈论这个问题的根本缘由。

其实，真正说来，在本卷文集的标题里，我们在“宗教哲学”之后添加上“自然神学”，并非是在“画蛇添足”，只不过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彰显莱布尼茨“宗教哲学”特殊意涵所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而已。      

这首先是因为“自然神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哲学”。按照“自然神学”创始人托马斯的说法，存在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神学”：一种是“作为神圣学问的神学”，另一种是“作为哲学之一部分的神学”。其中，“作为神圣学问的神学”是一门“藉上帝的启示之光认知”的“科学”，而“作为哲学之一部分的神学”则是一门“藉自然理性之光所学得”的“学科”。[③]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自然神学”是一门关于“宗教”及其“神学”的“哲学”，亦即我们所说的“宗教哲学”。

但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同语反复”，在“宗教哲学”之后又添加上“自然神学”呢？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下述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为了突出莱布尼茨“宗教哲学”的“理性特征”。一如“自然法”即为“理性法”一样，“自然神学”本质上即是一种“理性神学”。二是为了彰显莱布尼茨宗教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因为自然神学是由托马斯首先提出来的，但在近代却遭到了以托兰德为代表的“自然神论”的抵制，莱布尼茨正是在批判“自然神论”的极端理智主义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然神学，把自然神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三是为了彰显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与托马斯的宗教哲学的“家族相似性”，彰显莱布尼茨宗教哲学的理论高度和理论深度。因为托马斯的宗教哲学（自然神学）与一般哲学虽然“形式不同”，但“内容”却大体“相同”，它们穷究的归根到底都是作为万物本原的作为“存在”的“上帝”，[④]而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与一般哲学所穷究的归根到底也都是作为“创造单子”的“上帝”。黑格尔所谓“哲学乃是同宗教并无二致的活动”，[⑤]即是谓此。“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个哲学家只有当其从同一个“绝顶”审视其“哲学”和“神学”（宗教哲学）时，才算真正实现了其“一切皆一”和“一即一切”的哲学愿景，才配得上“哲学家”的称号，才真正算得上“一览众山小”的高屋建瓴的大哲学家。毫无疑问，莱布尼茨与托马斯一样，显然都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哲学家”之列。

既然我们已经初步消除了该卷文集标题方面的“疑团”，下面，我们就将依据本卷文集的有关短文和短信，围绕着“莱布尼茨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的实践旨趣”、“莱布尼茨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的四重根”、“莱布尼茨的以‘神—人’关系为中轴的宗教哲学”和“莱布尼茨的以‘理性—信仰’关系为中轴的自然神学”等四个话题对本卷文集的内容做一番比较扼要的说明。

一、莱布尼茨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的实践旨趣

只要我们一接触到莱布尼茨及其宗教哲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离奇的吊诡现象，这就是：莱布尼茨虽然被人称作“无宗教信仰者”，他却竟对宗教哲学和自然神学进行了毕生的思考和写作。有莱布尼茨的传记作者曾因为莱布尼茨“很少参加教会活动和圣餐仪式”而讲述过“在汉诺威的普通民众中所流传”的“关于莱布尼茨在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Loevenix）的传言”。[⑥]尽管《莱布尼茨传》的作者安托内萨（Maria Rosa Antognazza）对这样一种“传言”似乎有保留意见，但《莱布尼茨：哲学论文与书信集》的编译者莱姆克（Leroy E. Loemke）却依然直言不讳地肯认这样一种“传言”，宣称：莱布尼茨晚年“被怀疑无视公共宗教活动的（the public practices of religion）；汉诺威市民称他为‘无论什么都不信’（‘Löve-nix’ / Glaube nichts）”。[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论什么都不信”的莱布尼茨竟然一辈子不懈余力地致力于宗教哲学的思考和写作。早在1668—1671年（时年22—25岁），莱布尼茨就写作了《概览》《反对无神论，称颂自然》《论梦片断》《论变体》《论圣餐》《短评争议判官或理性与文本规范的平衡》《为基督宗教辩护理应担当的职责》《对的扼要解释》《论肉身复活》和《对圣餐奥秘可能性的推证》等10多篇重要论文。直至晚年，莱布尼茨也笔耕不辍。仅在1714—1715年10月（时年68—69岁）期间，莱布尼茨就写下了与其宗教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论希腊人之为自然神学奠基者》《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与神恩的原则》《单子论》《论圣皮埃尔神父的作品》和《论约沙法特山谷》等重要论著。只是到了1715年11月，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爆发，他才“暂时”中止了他的宗教哲学的思考和研究。但当莱布尼茨于1716年8月“第四次答复克拉克”三个月后（准确地说，是11月14日），莱布尼茨病逝，从而便不得不永远地放弃了他的宗教哲学的思考与写作。

应该说，对于莱布尼茨身上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吊诡现象，人们是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的，但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在莱布尼茨看来，他的宗教哲学的根本目标并不在于“宗教仪式”的“完善”以及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繁，也不仅仅在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和救赎，更重要的则在于欧洲社会的变革实践。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出发，使得莱布尼茨的宗教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旨趣”，具有一种变革欧洲社会的目的因和动力因。纵观莱布尼茨一生，我们不妨从下述八个方面对莱布尼茨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的实践旨趣做出扼要的说明。

莱布尼茨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的实践旨趣首先体现在他之努力推进“天主教推证”研究项目。该项目目标非常宏大，用他的传记作者安托内萨的话说，“它代表了莱布尼茨致力一生的、无所不包的智力规划的最完善的早期版本”。[⑧]莱布尼茨本人也宣称，这项“工作计划”具有“头等意义”。[⑨]莱布尼茨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写出了《论圣餐》（1668年）、《论变体》（约1668年）、《天主教推证概览》（1668——1669年）、《论梦片断》（1668年后）、《反对无神论，称颂自然》（1669年）、《致布伦瑞克—汉诺威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的信》（1679年）和《关于恢复有关《天主教推证》研究活动的提议 》（1679年）、《天主教推证样本或通过理性为信仰进行辩护》（1683—1686年间）和《天主教信仰的基本原理》（1680’s）等多篇重要论文。莱布尼茨之所以声称这一“工作计划”具有“头等意义”，其着眼的并不囿于其学术价值，更多的则是着眼于它们促进基督宗教合一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更进一步说，更多的是着眼于他的避免欧洲战乱、图谋欧洲和平的社会愿景。我们知道，莱布尼茨生活在欧洲社会剧烈冲突、战乱频仍的年代。莱姆克说，莱布尼茨一生中“经历了九次大规模战争”。[⑩]这些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单单在三十年战争中，就有800万人死亡，德意志各邦国的男性就有近一半死于战火。因此，避免战乱，实现欧洲和平就成了这一时期莱布尼茨宗教哲学思考和写作的“初衷”和首要话题。在莱布尼茨看来，既然宗教分裂、冲突和纷争是欧洲社会撕裂、战火频仍的一项基本原因，则消除宗教纷争、实现宗教“和平”便是“重建欧洲社会秩序”、实现欧洲“和平”的关键一着。他的这项研究既然有望对合乎时宜的基督宗教合一运动提供“真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则说它们具有“头等意义”便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