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峰：大模型与智能社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察（3）

四、智能文明的两化协同

大模型作为基底技术所造就的智能生产力及“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可能缔造出一种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这是从大模型所可能引发的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生产方式嬗变所贯通融合的结晶。智能文明本身就是智能社会的一种表述方式，但纳入“文明形态”的刻画后，智能文明就体现出“文明社会的智能化”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的双向交织，也就是“智能”与“文明”的“互化”，或“两化”的相互建构与动态融合，使智能社会成为一个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即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有机体”。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将社会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重视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和理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功能的互渗性及社会规律的协调性。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智能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即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也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相互发生牵制作用”。智能文明是一个新型的社会有机体，其中智能化与文明化作为一体两翼，彼此牵制、相互建构、协同运作，智能化与文明化深度交融、彼此不能拆解，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可称为智能文明建设中的“两化协同”。在大模型与智能社会领域，两化协同意味着在推进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社会的大模型化”（即智能化）的同时，必须关注大模型的人文效应，重视趋利避害的监管，两者需结为一体地展开。

智能社会不仅要符合技术上的智能化指标，还必须合乎精神文明的人文水准。智能化并不等于智能文明，只有当智能化被文明化，尤其是与精神文明高度关联，才是真正步入了智能文明时代。智能化之所以必须文明化，是因为任何一项新兴科技的产生与运用在给人们带来机遇与便捷化的同时，亦会带来新的风险。并且，技术的能力越大，往往蕴含的风险也会越大。所以，对大模型的社会人文效应不能简单盲目地乐观。大模型所具有的大能力也意味着可能存在的大风险，对它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主客异位的人文风险、分化与排斥的社会对抗风险必须保持警醒，未雨绸缪、提前预判、加强监管，形成“负责任的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社会格局，确保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文明带给人类的是福祉而非灾祸。

作为社会文明范畴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对智能社会的文明化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表明，智能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不是像技术决定论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从技术指向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是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双向互动。可以说，不解决好大模型研发和应用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大模型带来的智能化就不能文明化，大模型就不可能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就会受到包括广大用户在内的技术参与者们的多重制约而难以被社会应用，而这些都表明了技术是由社会建构、在社会中形成的。基于这一视野，要取得技术的特定的社会效果，如要获取大模型的文明化效果，就必须致力于大模型的社会建构，调动积极的社会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社会观主张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但绝不走向简单而又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而是十分重视社会对技术的建构作用，使技术决定社会和社会建构技术结为相互融合的关系，使“社会是技术中的社会”与“技术是社会中的技术”得以“有机整合”，亦即智能化与文明化的两化协同，通过发展技术和发展社会的双重努力来实现智能文明，这无疑是社会有机体的又一呈现向度。

总之，大模型所关联的文明社会的智能化，只有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相结合，才能完整地集合为一个社会有机体，也才能有整全意义上的智能文明。或者说，智能化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智能化必须文明化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这种两化协同的关键点，就是既要大力促进在大模型技术上的创新能力，也要不断提升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水平，使两者得到平衡有序的发展。

五、智能社会：技术社会形态的新发展

上面的分析表明，大模型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智能化影响，对智能社会的真正起点赋予了明确的含义，使智能社会从一个憧憬性的模糊概念逐渐成为一种现实状况。大模型的这种社会意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技术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进行无缝衔接。

技术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发展及其形态表征的一个特定视角，是一种“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它是对以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来划分出“经济社会形态”的补充，也可将技术社会形态视为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两者相结合的表述（如“工业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等），往往既能刻画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性质，也能揭明其经济制度本质。

技术社会形态的立足点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以及生产方式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带来社会文明形态转型。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揭示了在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研究技术社会形态，可以增加我们从长时段把握历史进程的手段。从底层的技术逻辑上理解社会的必然趋向，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分期的重要视角，并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有机交融又互有侧重、互不取代。

对于人类历史上已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技术社会形态，既往共识度较高的概括或划分是：基于采集和狩猎技术的渔猎社会、基于手工技术的农业社会、基于机器技术的工业社会和基于数字通信技术（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社会，这是自托夫勒的三次浪潮学说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以来被普遍认可的区分。基于此，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后的资本主义，也就有了“信息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称谓。

自从人工智能出现并与大数据、云计算等高度融合发展以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与增强，各种“颠覆性改变”接踵而至，进一步造就了信息社会的新特征，以至于不少学者将人工智能视为更能体现信息社会本质或表征新的技术社会形态之技术，从而将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称为“智能社会”，并对人类历经的技术社会形态进行了相应的划分：“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从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的智能社会的发展历程”。因此，标志信息社会来临的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可以被重新定位为智能社会的酝酿阶段：“计算机的发明酝酿了以人工智能替代脑力劳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么，如何称谓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即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哪个概念更能表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这涉及对大模型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或历史影响的定位。

后工业社会通常指以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它超越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概念是相互交织的。信息社会强调的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信息的创造、处理、存储和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社会各个领域所实现的是初阶信息化和自动化——可称之为“数字化”。智能社会则是在信息社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通过集成更高级的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实现更高级别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可称之为“智能化”。智能社会不仅包括信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还包括利用智能技术进行决策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在这个意义上，智能社会也被视为包含了信息社会。

总体上说，后工业社会既包含信息社会也包含智能社会的特征，两者对于表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并不冲突，体现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演进。当然，对于这种演进是质变还是量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果将两类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视为互不涵盖的基底技术，那么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就发生了质的跨越，我们就可以将大模型视为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的临界点。如果基于信息与智能、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一脉相承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先前所指称的信息社会视为智能社会的初级阶段或准备阶段，从而将智能社会视为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息社会的一种延伸和深化。由于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所以智能社会也是信息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可以将智能社会视为信息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它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自动化即智能化。但如果涉及哪一个概念更适合指代作为工业社会之后新的技术社会形态时，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两者间谁涵盖谁？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如何看待信息社会的基底技术与智能社会的基底技术之间的包含关系。

从概念的大小从属关系来看，人工智能无疑被囊括于信息技术之中，智能现象也无疑隶属于信息范畴，所以智能社会只能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阶段，信息社会才是更能体现与工业社会相区别的新技术社会形态的称谓，因为从信息社会的发端处，作为工具技术的机器就发生了质的革命，这就是从由人直接操作的机器改变为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由发动机、工具机和传动装置构成的传统机器系统中增加一个前所未有的部分——控制机，从而使工具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由此，机器的直接控制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计算机（作为控制机）发送信息指令去控制工具机进行合乎要求的有序运转。至于后来的“智能机器系统”的出现，无非是计算机作为控制系统的性能的提高，其功能仍属于“人工信息控制”或“自动控制”的范畴。另外，“智能机器”中的“智能”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因为智能通常是指系统在不确定环境下，通过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知识）来成功达到目标的能力，而智能机器（人工智能）一旦学会了成功地处理一类问题达成目标时，也会“水涨船高”地提高智能的标准，将那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不能成功地达到的目标视为人工智能研发的方向。所以，现在我们视为具有智能的机器，在将来更高水平的智能机器出现后，往往就不会再认为它具有智能性，正如我们现在评价早期的计算机功能时往往已不再认为它具有智能性一样。正因如此，计算机一开始就是在模拟人的计算智能，是后来陆续开辟了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行为智能的模拟方向后，才不再将仅能帮助人计算的计算机看作有智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智能社会”也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用它来指称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用信息社会来进行指称更具优势。

当然，由于信息的宽泛性，用信息社会来指称工业社会以后的技术社会形态也存在局限性，即对“机器控制”的核心要义缺乏“画龙点睛”式的强调，而智能社会恰恰“点”出了这个要义：用类似人的智能进行控制，当这种控制达到较高的水平时，智能机器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甚至可能像人一样行动。鉴于“智能”对“信息”的这种集约化，也鉴于人工智能在信息技术中所居于的关键支撑地位，智能社会也可被视为信息社会的实质性表述。在这种表达中，社会的运转从以一般的“信息”为核心转变为以“智能”为核心。此时，信息技术的特征通过智能技术得到更精致的体现，信息社会的当代特征也由智能技术来造就，从而智能社会就成为更能反映信息社会本质的称谓，由此也可以成为信息社会的代名词，成为表征信息社会的新概念。所以，在信息技术发展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而人工智能又进一步发展到以大模型为主导的现阶段，智能社会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重大阶段，三大技术社会形态的演进就可以概括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智能社会”。

结语

随着计算机从简单的计算智能走向感知智能，再走向认知智能，负载于计算机上的机器智能水平不断提升。而大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这一人工智能核心能力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新的生产工具范式的开创，使机器智能的影响力日趋强大，让人们感到真正的智能社会正在到来。

智能社会是普遍使用智能技术从而在各个领域广泛实现智能化的社会，人工智能只有发展到大模型阶段的“大智能”才能通过“大应用”和“大参与”来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大模型是智能社会成为现实的重要标志。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模型关联智能社会的深远意义，有助于从“技术/工具革命—生产力革命—生产方式嬗变—文明形态转型”的整体联动和系统变革上去把握大模型所造就的技术社会形态新发展。这样的把握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落地于智能社会及其动态演进，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历史深处”的当代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