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峰：大模型与智能社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察（2）

（三）智能生产工具：大模型带来的生产工具新范式

无论是说生产力中包含着工具，还是说技术就是人用来改造世界的工具，作为智能生产力的大模型和作为基底技术的大模型，都必然与生产工具相关联，从而展现出大模型带来生产工具新范式的重要向度。

大模型带来智能生产力，与它作为智能生产工具联系在一起。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它比其他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所以，“生产力社会形态”从本质上也可以作为“生产工具社会形态”来理解。大模型能形成智能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智能生产工具。

虽然“技术是工具”是一个被许多人认可的命题，但从“生产工具是决定怎样生产的技术”来看，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工具级别，尤其是生产工具级别的技术，多用于生活消费的技术人工物往往就不能被视为工具。所以，技术的分类需要引入新的视角：作为消费品的技术和作为工具的技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如果说消费品是“生产什么”的内容，那么生产工具就是决定“怎样生产”的手段，也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生产力的进化或革命。因此，作为工具的技术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种技术才能导致“怎样生产”发生根本改变，从而造就出全新的生产力形态，以及连带而来的新产业形态、新经济形态和新社会形态，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个社会的“颠覆性变化”。由此，一种技术如果能够工具化，尤其是生产工具化，就意味着这种技术具有改写历史或将历史推进到新阶段的意义，蒸汽机、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是这样的技术，今天的大模型也可能是这样的技术。

作为生产力组成部分的工具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据造就不同社会时代的属性，可以将其形态划分为手工生产工具、机器生产工具和智能生产工具——它们集置了不同的材料、能量和控制技术，分别为人类带来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

从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来看，三种形态的生产工具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人—工具关系。手工生产工具没有任何独立性，随附于人的操控，完全处于受动状态；机器生产工具由发动机推动后可以自动运转，但离不开人在机器一旁的直接操作，以保证其运转的有序性与合乎人的目的性，可视为半受动状态；智能生产工具则可以离开人的直接操作，由内置的智能程序控制其有序的运作，从而进入自动状态。由此，三种形态的生产工具可以从控制方式上表述为“全受动—半受动—自动”类型的生产工具，也可刻画为“依附型（离开人就不能做功）—分离型（空间上离开人而存在）—代理型”的生产工具。

智能生产工具的“自动”状态，也包含多种情况，如根据智能技术水平的高低可以区分出“低阶自动化”与“高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那些在数字技术出现初期用简单程序控制的工具系统（如数控机床）就是低阶自动化的典型。大模型出现之前的智能机器，大体属于低阶自动化阶段。

大模型介导的智能生产工具，是对工具自动化的一次重要推进，或成为走向高阶自动化的节点。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大模型，改变了先前生产工具的受动性或作为“死物”的属性，呈现可与人交互、对话的鲜活特征，成为一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与回应人的问题、提供人所需要的帮助的“伙伴”或“助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主动”或“能动”地拓展与人的交互（如有的大模型在提供回应后还继续列出若干扩展性问题，引导人机对话的多轮深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形式，因为它是成功的，可以‘学习’和改善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与过去任何文化都不同的能动性”。大模型的理解力和类人文本生成能力正在重塑我们与生产工具的交互方式，从人作用于生产工具的单向控制转变为双向交互，从而形成真正的“人机互动”。目前这样的大模型正在成为从知识生产到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生产工具，或对生产力进行全面的智能化渗透。

更高版本的大模型甚至可能还会相对独立地完成需要智力和体力的工作，从“智能助理”进一步发展为“智能代理”。作为智能代理的大模型将具有部分的主体属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经验进行适应和进化，它不仅能执行任务，还能作出决策和规划等，由此出现非工具化或工具的主体化趋势。这使得大模型兼具工具与主体的双重属性，即使仍将它视为工具，也是带有主体色彩甚至可以作为行动者（actor）的工具，由此模糊了工具与主体的界限，直至走向工具与使用者的有机融合。

大模型从作为助手到作为代理，具有开创生产工具新范式的意义，即从附属于人（手工）到分离于人（机器）再到合作于人（人工智能）的生产工具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使附属性与分离性整合为有独立性、能动性的融合关系，这就是以人机融合与合作为旨归的生产工具，是由人工智能开创继而在大模型中真正实现的一种生产工具范式。新的生产工具范式改变了生产工具只是被人利用的手段并受动于人的含义，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生产工具，也是集伙伴、助手、代理于一身的生产工具，它具有感知、理解、推理、规划、学习、交流、移动和操作物体等全过程能力，可以独立执行复杂任务，进一步发展还可能通向高度自主的智能实体。因此它既是工具，又超越工具，是突破传统工具边界的新工具，是与主体性交织融合的“能动工具”，这也正是大模型可能衍生出的一个重要领域。

大模型所展现的上述新特征，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工具观得到了新的丰富，工具的“非生命”“非主体”“完全受制于人”等传统的认知将因此受到冲击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工具的本质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变量加以探究。如果说，生产力本身就是人与物的能力聚合，那么大模型进一步将这种聚合推进到生产工具之上，使得生产工具也走向人与物的能力融合甚至主客交织。

如前所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而标志生产力水平的就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又直接体现的是基底技术。从基底技术迭代导致的生产工具范式转换上去理解大模型，就是从生产力的高度去展现大模型与智能社会的强相关，也是从根基上去把握其社会意义。

三、“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

在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基础上，“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样貌和性质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它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同时也包含劳动过程、劳动方式等含义，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大模型作为一种新的基底技术演化出智能生产力与智能生产工具后，必然对怎样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传统的“以手行事”嬗变为“以言行事”，以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的生产活动。

生产和行动属于同一序列的哲学概念，它们都是不同于“想”（认识和思维活动）的“做”（实践活动）。在大模型问世之前，人要行动或做事，通常是用“以手行事”的方式来达成，即使在自动控制的生产系统中，人也是以手敲击键盘或点击鼠标的肢体动作去将控制命令下达给机器；而大模型的对话式交互界面，则使“以言行事”的行为方式从而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这种“以言行事”也曾为奥斯汀（John Austin）在语言哲学的范畴中加以使用。传统的语言观和行动哲学都认为，“言”和“行”具有不同的功能，“动口”的言说只是为了传递信息，产生不了改变世界的实际效果；而做事是身体力行地改变世界，必须“动手”（即亲力亲为地移动肢体的“具身行动”）才能达此目的。所以言说不等于做事的行动，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像“行胜于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君子动口不动手”等日常说法中也表明了两者的根本不同。但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是用来记述事实、传递信息的，还可以用来做事或执行特定的行为，如命令、许诺、祝福等就是在用语言来做事，他将这样的过程称为“以言行事”（doing things with words）或“说话就是做事”“说即是行”“话语施事”“话语施效”等，表明人们可以通过说话来直接行动，言语本身就具有实施行动的作用，此即话语的施行功能。

其实，“以言行事”不仅在奥斯汀所揭示的意义上存在，在人际间的合作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些人请求、通知或命令另一些人去做某事时的情形，可以说这是一种甲说乙做的人际合作的“以言行事”。如果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那么大模型则有可能开启另一种形式的“以言行事”，即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以及由此导向的“以言造文”或“以言造物”的智能化生产方式。

大模型本质上是一次交互的革命，它采用了基于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界面，以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语言并与用户进行对话，并且目前大模型的自然语言交互能力已达到了人类中等水平，从而使人可以与大模型进行基于语音和视频的聊天式无障碍交流。大模型所具备的出色的人机对话能力和任务解决能力使它成为能够为人做事的新手段。使用大模型时，人只要用自然语言告诉大模型“做什么”，大模型及其联通的智能机器系统就可按人的要求去工作或行动（包括生产），这种“人说+机器做”的联合作业，就是衔接两种智能的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可以说，这是“以言行事”的一种技术化实现或智能化延展，且不再限于像奥斯汀那样只是对语言功能进行解释性扩张，而是实在地增加了语言的功用，即靠语言就可以“做”人所想做的事、“造”人所想造的东西。

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所呈现的“以言行事”，在目前阶段主要体现为行知识生产之事。这种知识生产之成果形成于人机之间一问一答的对话中，人以提问、输入提示词（prompt）等方式同大模型进行对话和聊天，大模型以输出回应的方式来协同人进行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不再是封闭于人脑内的冥思苦想，而更多地生成于人机之间的言语交流。可以说，一种由大模型介导的“以言行事”的智能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劳动者所接受和熟悉。

如果只借助大模型在知识生产的领域中“以言行事”，那么“行事”的领域还极为有限。人机合作的“以言行事”不仅是要在文本世界中做事，更要在物理世界中做事，用具有实在性的“行动”或“动作”（有意图的身体移动）去“行”物质生产之事，这就是改造物质世界的“造物”活动，甚至可以说这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行事”，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反映人类如何生产物质财富。基于此，大模型的“以言行事”就需要从知识生产领域向物质生产领域迁移，这样才能彰显其变革生产方式的根本意义，也才是大模型在智能社会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所在。这种迁移也可以说是从在学术界发挥作用的大模型辐射为在产业界发挥作用的大模型，从“以言造文”的大模型衍生为“以言造物”的大模型。目前，“大模型+人工智能物联网”（LLMs+AIoT）是大模型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一种实例。“大模型+机器人”则更显示了在物理世界中“以言行事”的可能性，因为机器人就是直接面对物质对象进行物理操作的智能生产工具，搭载大模型的机器人（简称“大模型机器人”）就是大模型改变物理世界的载体，它显示出大模型能够超越文本，思考物理世界，帮助进行机器人任务。目前，“大模型的企业级应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造物大模型”来走向智能化的“以言造物”，即通过人机对话让机器按人的意愿输出物理动作，去改变物理对象，造出人工物品。可以说，“以言造物”才是名副其实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才是与“智能社会”真正相符的生产方式，因为只有实现了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才是全面而高阶的智能化。

在大模型加持的智能化的“以言造物”中，人机之间形成了新型分工：人出言（发布行动的命令），大模型连同机器系统按人之言去“行动”。比如，大模型将人言说出来的“我要某种物品”的要求，转化为机器指令去启动和控制智能生产系统将该物品制造出来，两者协同完成“以言造物”的全部过程。这样一来，大模型介导的“以言行事”就从引发知识生产革命到引领物质生产革命，其成效日益彰显。目前，人机合作的“以言造物”正在得到实质性实现，一种新的劳动生产方式行将走向普及。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来说，即使在“动口不动手”时也能通过大模型生成行动，从而实在地改变对象，产生类似“身体力行”的实践效果。在基于大模型的“以言行事”遍及生产领域后，“提示词工程师”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可能也将盛行起来，他们需要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专门通过精确而合适的语言来激发大模型的潜能，引导它完成特定的任务或生成特定的输出。他们被凯文·凯利称为“耳语者”，也是“以言行事”的艺术家，能够使人与智能机器建立默契协调的关系，使人的语言通过大模型发挥出做事的最大效能。

“以言行事”的物质生产方式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大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的语言，“知道”人的目的或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是因为基于大模型的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具有本质上的一致，即都是进行内容的生成，无非前者是生成信息世界的文本，后者是生成物理世界中的动作，它们都是基于预测下一个token的工作机制来保证其有效和成功。或者说，按照同样的工作原理，大模型使智能机器从按需生成语句到按需生成动作，从“文字接龙”延伸为“动作接龙”，使大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灵活、连贯、自然地行动，既可视为给机器人的“身体”植入了大模型这一“大脑”，也如同给大模型装上了可以“做实事”的手脚，使大模型可以在物理世界或行动范畴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源自大模型的基底技术Transformer所具有的通用性，使大模型不仅可以捕捉文本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捕捉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联系，将“预测下一个token”的原理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中，从而可用于各种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大模型也被视为制造token的人工智能工厂。

大模型机器人有可能克服传统机器人只能按事先编好的程序去完成“规定动作”、充当“提线木偶”、不能灵活应对未经训练过的场景和突发情况即不能像人那样有智能地去行动的局限（而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像人一样行动）。所以，大模型机器人有可能成为真正智能化的机器人，只有这样的机器人才能与人结为“以言行事”的人机合作行为体，从而与达成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相贯通。

需要说明的是，最初的大模型所实现的是一种伴随“以手行事”的“以言行事”，或基于书面语言的“以言行事”，还需要人动手（严格地说是“动指”）在电脑键盘上打字或用手指通过鼠标点击屏幕上的图标后才能将“言”告诉给大模型，所以它与“以手行事”（严格来说是“以指行事”）仍有交集。随着参数数量的提升，大模型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强大，特别是GPT4o的出现，使大模型与人的交互可以多模态实现，尤其是可以与人类进行自然的语音和视频交流。这使得先前主要是基于书面语言的“以言行事”，可以提升为基于口头言说（仅需动口）的一种更便捷、高效的“以言行事”，也是更为公众认可的“以言行事”。鉴于此，更彻底或更名副其实的“以言行事”，将发生在以语音和视频为人机交互界面的大模型得以泛在化之后。

作为新型生产方式的人机合作“以言行事”，也使我们看到了自然语言所拥有的新功能：语言不仅反映实在，而且建构实在，语言真正成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此时，无论是卡西尔“人是语言（符号）的动物”，还是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或是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都可以在“以言行事”的行为方式或生产方式中通过认知智能与行为智能的融贯而得到新的诠释。与此同时，当“以言行事”的生产方式泛在化后，大模型可以助人甚至替人完成在生产中需要用“手”去做的事情，进一步解放人的双手，使人从那些重复性、工具性、非创造性的劳动中摆脱出来，走向新的自由和解放。当人机交互以自然语言为接口或界面时，人从智能机器获得增强成为易事；当每个人都有大模型为助理时，就意味着全体人类能力的提升，劳动变得更有成效，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语言功能的这种新扩展及其连带而来的人的新发展，无疑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