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香：知识论对良知学的补充——以方以智“知”论为中心（下）

三、“知”之价值：以智相积而日新

无论是王阳明“致良知”还是朱熹“明天理”，都是主体对唯一的本体（前者为“心”，后者为“性”）的体认与实践，不同时空下的个体所体认与实践的是相同的道德本体，这就意味着，道德修养境界不会随着人类经验的发展而递进，这也是儒家视域中最高人格典范往往存在于早期人类社会的原因。方以智建构的知识论则不同，他指出：

智谓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35]

方以智认为，社会是因为智慧的不断积累，才会日新月异地发展。人类的知识在时间发展中呈现不断更新的特质，知识的积累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方能实现。作为知识论的问学工夫以现实时空中运动发展的事物为研究对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后人需要在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推进和突破，即所谓“日新其故”。因为知识可以在个体之间实现积累与推进，所以后人学习、了解前人的成就，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个体相互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以智认为，建立在学习基础上的知识渐进积累是“明理”不可跨越的阶梯，这也是方氏家学一贯的传统

《潜草》曰：“圣人官天地，府万物，推历律，定制度，兴礼乐，以前民用，化至咸若，皆物理也。其常也，即其变也。变未有极乎，变极自反乎？惟神而明之者知之。天道自东而西，星历自西而东，地之阳气自南而北，阴气自北而南，人推移其中而变，有不变者存焉。不知差别之常变而执常者，则周公之仪礼有不可以治世，神农之本草有依之足杀人者矣。”[36]

方以智之父方孔炤认为，圣人在明于天道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在掌握民心所向的前提下治理社会，自然变化法则与社会发展规律可以统称为“物理”，如果不通晓“物理”，就无法指导民生日用。然而，过去总结的规律、法则也不可能穷尽未来的日新变化，因此不可执守凝固的、僵化的准则，而应该根据时势变化作相应的损益调整或改革创新。他认为执守周公仪礼治一切世，执守神农本草治一切人，都是不懂常中有变，因此，对“物理”的认知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方孔炤反对死守常理的思想对方以智产生了重要影响，方以智指出：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37]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地人物都是变化的，虽然自然、社会、人生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人们也要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灵活应对新的现象、解决新的问题，“古今以智相积”，说明随着认识对象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认知成果也在不断地积累，所以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不可执常而不知变。

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如果过分强调常中有变，就容易滑向不可知论，使人们对于纷繁复杂的认识对象望而却步，甚至完全放弃研究当前物则。因此，方以智在阐述常中有变的同时，又指明了变中有常的道理，他指出：

两间皆药也，皆物也，皆理也。阴阳气味，生克制化，物无不具，而或以地异，或以时变，惟人亦然。或彼效而此忌，或先利而后害，然其差别，亦不出岐伯之五五二十五也。如此，亦易简矣。[38]

天地之间充满着人们可以感知的物，每一物各具其自身独特之性理，格物穷理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单个物的具体特性以及物与物之间滋生或制约的关系，从而可以在尊重事物客观性理的基础上，更加顺利而有效地解决社会、人生之种种问题。万物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形态，正如诸药各具不同的性质气味，即使是同一种物、同一种药，也会因为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此外，同一种药对不同的人的作用也未必相同，对彼人产生效用的药物，可能对此人却是禁忌；即使对同一人，也会出现某种药物对其先利而后害的可能，可见人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自身机体的变化，又增加了药物效用功力的复杂性。既然生命个体与药物之间的差异性如此复杂，是否意味着医者无章可循、无从下手呢？方以智继承中医传统理论，指出通过尝试、辨别、归纳、总结等方法，千差万别的药物可以概括为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甘酸苦咸）；根据人的形神特征，千差万别的人不外乎岐伯所归纳的五五二十五型[39]。因此，差别可统类，变化可执常，通过总结归类，人们所要认识的物理不再纷繁复杂，而是“易简”可知。

方以智强调的是，统类是在明辨差别的基础上进行的，知常与明变是相统一的，执常不是拘执常理，而是要随机应变，以灵活的方式应对处理人物事态的变化：

宓山子曰：“因地而变者，因时而变者，有之；其常有而名变者，则古今殊称，无博学者会通之耳。天裂孛陨，息壤水斗，气形光声，无逃质理。”[40]

“孛陨”，指孛星陨落，孛星是光芒强盛的彗星，古代星相术士将之称为灾厄之星。“息壤”，指自己能生长膨胀的土壤，可以填洪水，传说息壤是大禹治水的法宝。方以智认为，人们对怪异的天象感到恐惧，对珍异的地产感到敬畏，并将它们神学目的化，视之为灾异或祥瑞，这实际上源于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认知不足。当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性认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容易将无法解释的特殊自然现象神异化。方以智指出，任何天象、地产，不外乎气形光声，对它们的研究，必须以“质测”为方法。他反对神异附会之说，指出即使再不寻常的自然现象背后都有其自然物理原因，只不过有的是受到时代技术条件的限制，暂时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也说明了人类知识不断推进更新的必要性。

方以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百姓需求的变化，为政之道也要与时俱进，在社会治理中，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协同发展道德与技艺，达到中和之境。其云：

常统常变，灼然不惑，治教之纲，明伦协艺，各安生理，随分自尽，中和易简，学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易简知险阻，险阻皆易简，《易》岂欺人者哉！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41]

《周易·系辞下》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方以智根据此段文字，以“易简”为恒常，以“险阻”为变化，指出易简与险阻总是并存的，变中有常，常中有变。

方以智认为，不仅历史的发展是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古今日新，人的德性提升也是在“今时多识”的基础上实现“先天一贯”，主体道德的光辉日新是以知识日新为前提的。如果真正能做到既“多识前言往行”，又能辨识今时的新事物，揆情审势，积极应对与努力解决时代问题，为社会尽责尽力，那么个体的道德就会伴随学问一起不断升进，即所谓“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如其云：

智曰：“先天为一，则今时为多，舍多无一，舍今时安有先天哉！则今时多识之《大畜》，即先天一贯之无妄，甚燎然也。《无妄》曰茂对时育，而《大畜》止言日新，不言时也。时新其日，温故知新，山中畜天之时，岂犯无妄三上之灾耶！多识前言往行，是合古人天地之心以畜对时之命，眚疾尽入药笼，山川可供吞吐，笃实即空空也。”[42]

按照六十四卦卦序，《大畜》紧随《无妄》之后，《无妄》卦辞为“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即无曲邪谬乱，《无妄》告诫人们：行事贞正，则无灾祸；所行非正，则有灾眚。《大畜》卦象是上艮下乾，《周易·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方孔炤认为《大畜》卦象表征“气聚则隆拔高卓而藏其深沉”，即因为山体聚集元气之多，故隆拔高耸，而於穆不已之天即藏于“睹闻可及”之山中，山中草木禽兽生长不绝之象体现了天道刚健不息之理，所以他提出：“德表于言行，心寓于见闻，於穆藏于法象，君子多识前言往行，所以大畜其无妄而用之也。子夏曰：‘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仁在其中矣。’”[43]

按照宋明儒学传统，见闻、言行、法象属于“费”（形下世界），心、德、於穆属于“隐”（形上世界），费与隐之间具有明显的价值小大之分，方孔炤以子夏仁德在博学切问中的观点，说明《大畜》“天在山中”之象表明了“小蕴大、费蕴隐”之理，从而以形下世界含摄形上世界的观点，突出了见闻之知的逻辑先在性与价值重要性。方孔炤发扬子夏仁在博学切问之中的思想，将知性与德性相贯通，消除了知识与道德的紧张，有力地批判了晚明将知识学问对立于道德良知的学术风气。

在对大畜卦的诠释中，方以智继承了方孔炤“大畜其无妄而用之”这种将前后两卦贯通解释的理路，并且深化了对《大畜》与《无妄》的关联性解读。他以无妄（贞守正德）为先天一贯，以大畜（温故知新）为今时多识，说明舍今时无先天，舍多识无一贯。《无妄》象辞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大畜》彖辞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方以智认为，《无妄》以先王奋勉努力、顺应时令养育万物强调应时而治，而《大畜》虽不言“时”，只言“日新”，但“日新”是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认识今时新事物，即“温故而知新”。多识前言往行的目的是为了“合古人天地之心以畜对时之命”，即在积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对时事，根据当下形势变化与社会要求，以新的视野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解决时代问题。

方以智以“笃实”指代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即后天的学问、聚辨等切实的“下学”，以“空空”指代先天的心、理等不可睹闻的“上达”，“笃实即空空”，即上达在下学中，先天之一贯在后天之多识中。由方以智将《大畜》“多识前言往行”转向对“今时多识”“畜对时之命”的强调，可见他不仅关注见闻、学问的积累日新，而且重视“日新”之学问对于解决时事的应用价值。

在知识积累与德性修养之间，方以智认为，当不同的个体以经济、算测、医药、文章、律历等专业技能服务于世界，各用其所长促进社会进步时，就是有德性的表现，因此，见闻之知不仅不对立于德性，相反，它是德性展开于社会实践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与基础。鄙弃见闻之知，无一业之专、无一技之长，于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无所用，则无从体现主体的德性。方以智指出：

以治世与治心二橛者，尚不可语内秘外现，乃俨然谈坏世以治心，实恣心以坏世耶！且曰：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一法不收，漏安得免？况欲影附一不可治世之道，而离天下国家以称儒乎？“四无”[44]之不可专标以教世，断断然矣！[45]

正是因为圣人有着善世不伐、宜民不息的治世表现，所以才会被誉为最高的德性典范，方以智认为，治世与治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将二者割裂已经是错误的，更何况遗弃人伦物理片面追求虚寂之心，鄙视“治世”的“治心”实际上是放任一己私见败坏世风，因为一件事物没有辨别，都不免于认识不足，更何况完全脱离现实的那种浮光掠影之论。方以智严正指出，没有天下国家之担当的人不可被称为“儒”，他认为龙溪强调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的“四无”说，是从“无”处立根，于世教无益。相比较而言，龙溪是立足于良知，坚持“人心本来虚寂”[46]，强调不住于善不住于恶的“治心”功夫；方以智则立足于知识，坚持“世以智相积”，强调博学宜民的“治世”实践。

由方以智“知”论可见，其辨析的重点由良知本心转向知识本心，由“仁”之本性转向“知”之本性，由德性修养成圣转向知性事功成圣，这意味着明清之际儒学的主题内容发生了重大转向。不同于传统的良知学体系，方以智的知识论体系将“知”天地万物之“故”作为认识的根本任务，他倡导以虚明之心“好学不息”[47]，以“今时多识”达一贯之道，将学习知识视为力行仁德的必要前提，将“治世”养民视为“治心”养德的具体表现，从而以“知”为基点将《大学》的“格致”论落实于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由方以智知识论体系的建构可见晚明学术出现了一个重要动向，即由良知学的自我重建逐渐走向以知识论补充良知学。在新时代，我们要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优秀因子以汲取智慧，对方以智“不昧同体之仁，善用差别之智”“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等重要思想进行继承创新，有助于当今社会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共同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

注释

[1]（明）王守仁：《大学问》，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0页。

[2]（明）王守仁：《大学问》，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六，第1070页。

[3]（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第80页。

[4]（明）王畿：《闻讲书院会语》，吴震编校：《王畿集》卷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页。

[5]张学智在论述王夫之知识论时指出：“‘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皆是有具体考察对象的知识活动。‘虚以生其明’指虚灵的心智因对具体见闻进行综合、抽象而有了一般性知识。……王夫之对格物致知关系的说明，表现出他在知识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在重视中国相沿相习的经验论传统之外，特别重视理性思维对感觉材料的加工、升华和演绎其中逻辑地含蕴着的内容。”（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6页。）

[6]《孟子·万章上》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也者，智之事也；终条理也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朱熹注曰：“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5页。]

[7]（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18页。

[8]（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52页。

[9]《荀子·正名》曰：“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10]《荀子·正名》曰：“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

[11]（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2019年，第99页。

[12]（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235页。

[13]（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240页。

[14]（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258页。

[15]（明）方以智：《性故》，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20页。

[16]（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39页。

[17]（明）方以智：《性故》，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3册，第22页。

[18]（明）方以智：《药地炮庄·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79页。

[19]（清）廖大闻等修，（清）金鼎寿纂：《续修桐城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0页。

[20]（清）方以智原著，张永义注释：《药地炮庄笺释·总论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279页。

[21]“愚者大师”是左锐对方以智的尊称，“愚者”是方以智诸号之一。

[22]（明）方以智：《药地炮庄·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79页。

[23]（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39页。

[24]（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40页。

[25]（东晋）僧肇著，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70页。

[26]（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95页。

[27]（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55页。

[28]（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255-256页。

[29]（明）王畿：《南游会纪》，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七，第153页。

[30]（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55页。

[31]（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258页。

[32]（明）方以智：《药地炮庄·总论中》，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2册，第98页。

[33]（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50页。

[34]（明）王畿：《留都会纪》，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四，第93页。

[35]（明）方以智：《通雅》卷首，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4册，第85-86页。

[36]（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100页。

[37]（明）方以智：《通雅》卷首，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4册，第1页。

[38]（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106页。

[39]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灵枢》，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97页。）岐伯根据人的体形、肤色、性格等将人的体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型，再将每一种类型按照五音相配，共为五五二十五型。木形之人分为上角、大角、左角、钛角及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分为上徵、质徵、少徵、右徵及质判之人；土形之人分为上宫、太宫、加宫、少宫及左宫之人；金形之人分为上商、钛商、右商、左商及少商之人；水形之人分为上羽、大羽、少羽、众羽及桎羽。

[40]（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100-101页。

[41]（明）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7册，第101页。

[42]（明）方孔炤、方以智撰，郑万耕点校：《周易时论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28-729页。

[43]（明）方孔炤、方以智撰，郑万耕点校：《周易时论合编》，第718页。

[44]《天泉证道纪》记述王龙溪之语：“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吴震编校：《王畿集》卷一，第1页。）

[45]（明）方以智：《易余·约药》，黄德宽、诸伟奇主编：《方以智全书》第1册，第194页。

[46]（明）王畿：《南游会纪》，吴震编校：《王畿集》卷七，第153页。

[47]（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