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维习惯于通过接收这种爆炸式递增，但性质已经彻底改变的信息来进行思考判断时，会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短、平、快”时代信息量的爆炸式递增，正符合了“是”判断逻辑属性第五个外延指出的：震荡与重复意味着真类中的目标具有以“目标镜像”的方式进行自我指涉与自我复制的能力。
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在人造物上，理论（根据概率论里的“鞅”过程）上就能生产出大量一模一样（既准确亦正确）的产品，如汽车。
而作为被赋予某种符号价值的信息，在出现初始时确实也会具有某种类似于人造物般的“等价值”。但人的思维上存在的差异性（现代社会的高尖端科技及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不但不能消除反而正不断深化着思维的差异性），再加上巨量的信息中往往夹杂着难以深究及明辨的人为偏见或误导（信息可以清晰准确但却不一定明确），会令到信息在自我指涉自我复制的过程中逐渐变形直到面目全非（当企图让个别的信息能够更明确，反而出现在信息论中所指出的整个系统的冗余配置会越多，变量的不确定性越多，即信息熵越高，要把整个系统搞清楚所需要的信息量越大），其价值的内涵也就彻底改变，只是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并不会知道，往往也不想知道，依然坚定不移地、“因符号而符号”地、人云亦云地盲从着（有人把这种“因符号而符号”的效应戏称为“奶头效应”——如同婴儿，含着一个“假”的奶头也会“心满意足”地不吵不闹）。深究其中奥妙的精英们，因此而擅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符号价值来作为操控人民的手段（金钱是符号价值里最典型的一种，现代社会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皆是精英们操控人民得心应手的符号价值工具，在这些工具的操作下，世间万物都可以被金钱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面性的所谓的市场资本化社会，并因此而引申出种种名目繁多的“普世价值”、“制度价值”、“道德价值”、“潮流价值”、“品牌价值”等等）。
这种以符号价值操控人民的手段比起所谓的专制手段更有效，因此也更恐怖。
第二种是：自以为具有批判能力而不会盲从的人，巨量信息则会令其分析性思维越来越弱化，导致对差异性明察秋毫的批判性思维逐渐成为常态。当凡事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时，认同感会下降到最小值（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纯粹及典型的“他适应”思维），此时的批判性思维往往会走向极端，也就是“为反而反”。当为反而反成为潮流，整个社会就成了“反智”的社会。
反智的社会里，批判性思维会进一步变质为“否定性思维”。持否定性思维的人，对一切事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虎视眈眈地寻找着猎物的破绽，往往因为成功捕捉到被观察对象一时的、或某方面的错，就彻底抹杀对方曾经的或其它方面的对。更有甚者，因为成功发现破绽所带来“快感”，会让持否定性思维的人沉迷其中而“乐此不疲”，从而形成“习惯性全盘否定”的思维。
否定性思维成为风气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值越来越低。当人人都热切于”特立独行“，热切于在“相对来说已经不错的社会”里寻找种种不足，并以“因此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为荣，整个社会就都会呈现出具有斗争性质的、“众说纷纭”的离散性——这其实已经是当下整个世界的大趋势。
第三种是：如果试图以长远的视角往回朔望，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近期或当下的大量事件总是以数据的形式汹涌而至，以至于掩盖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回忆能够对事件关联性起提醒的作用，以一种历时性的前因果关系为我们提供相对客观明确的事实真相。但现在，厚重的历史感已逐渐消失，更有人视之为“包袱”而断然舍弃，殊不知这才是最彻底的洗脑）。即真正的过程越来越缺失，巨量的自定义真实信息被先行默认为真实信息，从而产生一种叫做“近期偏差”的效应（Recency Bias，也叫做近因偏见效应）。
近期偏差是当代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学特征，它使我们在作判断时（无论是当下的对错、好坏以及由此而作出的趋势预测），都会不恰当地以最容易被知觉到的信息作为思考的基础（Availability Heuristic——可利用性法则）而忽略了历史原因（也就是过程被忽略）。再有就是，出现“信息茧房”现象（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只会注意选择自身想要、能使自己欢愉的信息，久而久之，这些筛选过的信息就像茧吐出来的丝一样，细细密密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最终把自己封锁在“信息茧房”里，失去接触外界其它信息观念的机会），最后往往得出未来事件与近期体验更加类似的判断，从而形成结构性的短视——即心理学里的“证实性偏见”——笔者认为：“是”判断之所以会“震荡与重复”，正因为永远是“偏见”。而越是“站稳立场”的“自定义是”判断，就越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证实性偏见”。“借用“近视眼”这个概念，结构性短视的判断思维可称为“近思维”：“近思维”是现代人的通病，更成为现代人思维的“范式”。根据互联网所获取的大数据显示：互联网时代里的社会事件在公众视野里平均只能“存活”五天。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代，我们反而“没有时间”作出全面深入的思考，结构性短视在巨量数据信息为背景下，成为压倒性的短期分析模式，也就导致了短期趋势总是被过度估计。
因符号而符号，为反而反的批判性思维，加上短期分析的模式，就加剧了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家庭纠纷，到股票市场、经济发展、企业的成功或失败、战争或和平、国家关系、帝国的崛起和衰落等等，莫不如此。
信息量越大，对于纷争，及至于斗争的解决难度反而越来越大：数据化的信息社会里，斗争的离散化造成表面上的斗争无效化亦比以往更甚，种种问题比以往更难以解决。
无数难以消弭的差异以更高能的形式积蓄待发，当某一天，某个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同一性”契机出现，再加上人类文明中的创造力所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墨菲定律必然生效——共振式的斗争规模就会最终“失控”——以颠覆性、毁灭性的姿态出现。
我们所寄望的，自认为最先进的，“保证真理能够越辩越明因此最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判断”的现代西方民主，因同样的原因已变质为仅仅为了“发声（发表见解）”而发声的“口头”民主。
所谓“发声”，也就是言论自由。但为发声而发声的言论自由比不发声可怕得多：
首先，近期偏差效应思维下“短平快”的、“政治议题娱乐化”的发声，一定比“拐弯抹角”、“逻辑缜密”、“深思熟虑”、“摆事实，讲道理”的发声“有号召力”得多。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女士在2020年六月的一篇《疫情后的中美关系》中指出：“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因为，一般的民众，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往往倾向于“容易得多”的“短平快”信息（笔者年轻时曾经以为那些口号喧天的情形只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火红的年代”里才会发生。之后才发现：“口号”其实是源自于西方，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在西方长盛不衰。很显然，喊口号的集会游行其实是西方的“专长”）。那些太多“因为所以”、“又臭又长”但明显通透得多的理论，往往因人们显得“不耐烦”而被冷落（譬如笔者这部历时八年的作品）。在中文成语里，专门有这么一个成语形容这种现象，叫做“曲高和寡”。
其次，现实世界里，并非每一个所谓“成熟”的人，都有着清晰的思维，这种思维不清晰的人还不在少数。可怕之处就在于：思维不清晰者，往往就是不相信权威者。并且本文笔者在与人交流时常常发现：那些固执己见，逻辑混乱，答非所问的思维混乱者，其发声反而往往会特别的响亮。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这种性质的发声，其可怕性不言而喻。还有就是，那些刻意浑水摸鱼的发声，则更是可怕。
第三，发表见解不等价于解决问题。问题不能解决，见解越多反而意味着争执越多。这是由“是”判断的悖论基因所注定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带着悖论基因。每一条对问题的见解，都产生一个“自定义是”判断，即意味着一个悖论“被激发、被表达”。（其原理及效果与生物学中人体的癌基因及细菌的耐药基因所表现的一模一样：人体的癌基因及细菌的耐药基因都是一种“沉默的悖论性的存在”，没有外界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因子或抗生素的刺激、压力、抑制与干扰，癌基因、耐药基因就不会“被激发、被表达”，人体的癌症、细菌的耐药性就不会发生）。万马齐喑的社会固然不能接受，但充斥了尖酸刻薄戾气喧哗噪音的社会同样可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心得就是：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
特别是为反而反的批判性思维式的发声，已然“忘记”了发声的初衷——争论的最终目的，不是“各执一词”，而是为了通过“各抒己见”达到解决问题时方法上的一致认同，这才是“民主的发声”（这里有一个“中国式”民主“一致认同”的经典例子：据资料记载，一九四九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参会者“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带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客家话的、蒙语的、藏语的；有学术界泰斗、各界精英、市井平民、戏剧大师……他们“百川归海”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批判性发声的所谓民主里，当不认同所占比例远高于认同所占的比例，并且还成为常态时，民主的意义何在？故此，尽管种种政治性精细化信息渗透到民间的每一个角落，从而（表面上）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欲和参与欲。但在许多情形下，批判性的发声其实是流言及纷争的助长剂。更因为民主加上自由之后，两者会形成集体催眠的作用，让种种逆反性的言行，表现出一种心理学上称为“破窗效应”的社会性，不但没有达到消除政治异见的目的，反而造成人心越来越躁动不安，人类世界日益动荡，暗流汹涌（可参考病理学里的“炎症风暴”所产生的后果）。看看目前欧（英）美及中东地区的乱象，批判性发声的民主到底带来了什么？当我们谴责极端暴力行为，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过度的民主自由，实在是一切极端思想产生的温床。
第四，现代西方民主自诩为“正义的发声”，不过是古希腊道德相对主义者们的种种诡辩的翻版：诡辩者能对当前社会“挖掘”、指出、激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却从没有真正去思考、寻求问题的解答或解决。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西方哲学三大奠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与诡辩针锋相对的伦理观上的努力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里已经付诸东流，彻底失效。
西方民主经历了两千多年后不过是回到了诡辩的原点。
而可怕的是：通过初期的侵略、扩张、殖民，到现代的互联网，西式“诡辩术”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风气。
道德就是顺其自然：道德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视同仁），道德就是“水利万物而不争”（不想要），但又“处众人之所恶”（不在乎贫贱），道德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只为需要），道德就是“夫为不盈”（不想继续要），道德就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不掩饰我需要的根本面目，该兽性时就兽性）。（摘自笔者的《自由思想批判》）
道德高地，望而不占：道德高地只能仰望而不能占领。为什么只能“望”？因为自定义这个“基因”，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自他分别”而不可能真正完完全全地“顺其自然”。
因为，道德高地即道德普遍性。道德普遍性源自于自然，等价于真实，即没有自定义。任何自定义的道德都不是道德高地，因为都不是人类天生所有，而是由人类社会历史上相对强势的文明所界定的，都具有相对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下卷会继续深入讨论“道德普遍性”及“道德相对性”）。
什么是“邪恶”？不是“正义”、“良善”的对立面叫做邪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确定无疑的正义良善），而是把道德相对主义置于道德高地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邪恶——从“内涵”来看：基督教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无一不好”。“不好”的，是执行者称其为“绝对真理”、“普世价值”的“占领”行为——道德者，宜用不宜守，道德高地，望而不占。上德不德而德，下德仿德不德。言德不德，行德彰德（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他人进行所谓的“灵魂拷问”，“拷问”一词本身已暴露了拷问者的专断。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的独立思考者比不会思考者更愚昧；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对人民如宗教般的情感强制比用具体手段控制更专制，更恐怖；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的发号施令者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古典诡辩者不过是为诡辩而诡辩。而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声，参杂了哗众取宠、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的诡辩属性重新包装后，已经变成了站在以道德相对主义为道德制高点上道貌岸然的道德独裁者，在世界性的范围内不断地发号施令，并不断地制造出各种乱象。
这些源自于西方，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被称为“白左” 的“美好”的虚假，中国人称其为“慕虚荣而处实祸”（出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述志令》）。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有可能被逐渐淡忘。由于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灵魂拷问”的“成本极低”，因为什么事情都被简单化，又能够满足“拷问者”貌似深刻实质廉价的“正义感”，这种“义正词严”式的拷问在中国大陆已越来越成气候。
贴主:仁剑于2022_02_19 9:44:35编辑

贴主:仁剑于2022_03_03 10:51:0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