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就是对通过自定义真实关系建立自定义真实这种行为的通俗表述。
因为“人生如戏”，我们的一生都在身不由己地扮演着一个角色。
身不由己，则意味着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自由（参考接下来一节的讨论）。
常听进过赌场的人这么个说法：赌，其实都是自己跟自己赌。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里的两个“自己”是不一致的：前一个自己，是有缺陷的自己，是现实中的自己，是主观存在的自己，但却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通过自定义真实关系认识的一厢情愿的“自定义真实”的自己。后一个自己，却是“完全真实的”，客观实在的自己。
当我们根据自己标刻的数字（种种公理、标准、道德、规范、“普世价值观”）而自以为可以“超越性”、“意向性”地预测到种种赌博游戏的走势时，当我们为人类种种科技进步而自豪时，当我们为“真理”而奋斗时，我们不过是如小丑般跟在真实的屁股后面可笑地“自嗨”。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论我们的预测准确与否，游戏的变化是一如既往地“无序地”进行着，根本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互动”（参考2020年新冠疫情世界性大爆发之际，中国传媒南风窗常务副主编李少威发表的一段话：人类世界，越是往后发展，社会建构变得越重要，而我们所信奉的那些信条，都建基于一些并不实在的基础——它是社会的，却不是自然的，所以它无力应对自然。比如，占优势的那部分人类，建构出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这是一部分人类自身的设想，但和自然无关，和人类进化史无关。然而，当自然问题袭来的时候，他们就试图用它来解释和应对，然后步步崩溃）。
引起赌场中各种赌博游戏走势变化的前、后因果关系之间是完全兼容的真实关系。即种种游戏在本质上并不存在任何数字，或者说不受任何数字的左右，因此是一种“完全的真实”：如果把不受任何数字左右的赌场“拟人化”，赌场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因为，“他”的“人格二重性”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他”才不会理会你是“买大买小”、“买庄买闲”，是否丑陋，是否卑贱，同样也不会理会赌客的“人格二重性”是否兼容。“他”对任何人包括对“他自己”一视同仁，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意。“他”真正不在乎输赢，因此，“他”反而是长胜的（这种“长胜”在《逻辑后缀学》下卷里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现实中自定义真实的自己，因为时间差的关系永远是随着完全真实的自己起舞的傀儡。因此，在自定义真实关系里的“活着”，总是因为悖论的机制而被真实（无序性——《逻辑后缀学》下卷第五节将重新解读“有序无序”）所干扰或者矫正而生出很“不爽或很爽（所谓的痛苦快乐）”的感觉。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真实并不会干扰我们，所谓“干扰”“矫正”是从“我们的立场出发”的“自作多情”——即自定义所认为。“干扰”“矫正”的“事件”总是发生在“非”场，也就是说：“干扰”“矫正”的是“自定义真实关系”。
为什么会有“梦”？对于梦的机制及作用，学术界有种种的解析。笔者认为：上述两段内容指出了梦的本质——生命自定义的真实关系具有选择性，清醒状态下，选择性中的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值最大，此时的逻辑起着“防御”作用，令思维拒绝接受“自定义之外”的真实。但睡眠中的逻辑值则大大减少，此时“无孔不入”的真实就会“趁虚而入”，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就会表现出种种光怪陆离似是非是的梦境。
我们为什么要睡眠？同理：既然生命都是自定义，意味着只有“自定义是”这个行为必须持续不断地维持，生命才能得到延续。而“自定义是”其实就是生物学上生命物质对周遭环境的“应激性反应”。所谓“应激性反应”，也就是被“干扰”之后的反应，每一次应激性反应，都会发生能量损耗。在清醒状态下，应激性反应是连续性的又是全方位的，即必须连续不停地对周遭环境（事物）作出“自定义是”判断，因此。“清醒”期间的能力损耗总有“不胜负荷”的时候。因此生命必须在“某段时间”“关闭”大部分不那么重要的反应机制，即把“自定义是”判断减少到最少的状态，也就表现出睡眠或者休息。
生命为什么都会逐渐“衰老”？医学上的理论是生命体中的各种功能会逐渐退化。笔者认为：所谓的退化实际上皆是后因果关系逻辑越来越确定所造成的“僵化”；衰老反映的是僵化之下的容错性越来越低及滞后性越来越顽固；死亡，则是自定义真实最终被“打破”。
然而，干扰矫正打破自定义真实的仅仅是真实吗？
在“我需要”的语境中，干扰矫正甚至打破自定义真实的确实是真实。例如：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补充，“真实不能满足我的自定义真实关系”，我就会“死亡”。
但在“我想要”的语境中，干扰矫正打破自定义真实的，除了真实之外，还有就是自定义真实本身。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五层次（亦可划分为七层次）理论，在“正常情形下”成为了文明社会的标准模式。但这个标准不过是“自定义真实关系”的标准（本文下卷会尝试重新界定文明社会的“标准”），当我们把这个自定义的标准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标准时，在2019年开始发生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文明的伪装就被剥下，“需要”与“想要”之间就产生了难以调和，漏洞百出的矛盾而形成种种无所适从，狼狈不堪的局面。
因此，人们常说的：人生如赌场。这句话则错了。
当我们说“人生如赌场”并把其视为金科玉律时（即俗语所说的入戏太深），这里的“赌场”只是一厢情愿的，根本不能与真正赌场划等号的“自定义真实”。在自定义真实的赌场中的我们，已“忘记”了赌场里各种赌具上的数字原本就是我们自己标刻上去的（关系）：所有规则都是人自己设定为人自己服务的——离开了人，一切的规则本身毫无意义。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作为真实的客观实在会被层层包裹为主观存在并以“拟像”的面目出现，因此自定义真实与其说是被真实干扰矫正打破，实际上不过是被同样性质的自定义真实所干扰矫正或打破。但当我们被拟像干扰矫正打破时，会先行默认拟像为真实，从而不断地上演着堂吉诃德式的思觉暂留闹剧。
每个人都能从自定义真实中捕获自己想要的符号，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世界上“本来”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并且这个哈姆雷特还是杜撰的……
例如：潮流，不过是某方面“自定义是”判断同一性的自定义真实。当我们为了标新立异而反潮流时，不过是以自定义真实去“反”已经被先行默认为真实的自定义真实。
例如：网上的新闻：一个网约车司机追求一个女明星；一个穷屌丝追求一个白富美。评论皆一致认为：这个网约车司机或穷屌丝“感情不成熟”。这里的“感情是否成熟”其实是与自定义真实的价值观捆绑的，延申的意义则是我们是否“成功”的标准皆是以自定义真实的价值观衡量的——当人类的成熟度、成功标准皆是与价值观捆绑捆绑，就不过是如苍蝇之逐臭飞蛾之扑火，这样的人类根本就不成熟（本文下卷第五章会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成熟度”）！
例如：远古时代的先人，为了食物等基本需要，部落之间会发生战争，这时候的战争可算是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的“较劲”。“越来越文明”之后，我们为了维护自以为先进的文明，维护自以为不容侵犯的宗教信仰，维护自以为正确的意识形态而不惜的大开杀戒，就完全异化为自定义真实与自定义真实自己的“恶斗”。
例如：性爱，是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日常”（更日常的还有天天必然产生的屎屎尿尿），但这些个“日常”，在大庭广众中却是“说不出口”的，否则就叫做下流、猥琐、粗俗，叫做不文明——可做不可说，文明的遮羞布。
例如：与机器人大战的欧美大片中所描述的种种将来假如会成为现实，都不过是人类自制敌人的苦果。
例如：在“形而上”方面，当“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当布鲁诺指出宇宙并没有中心时，教会的根本——上帝，实际上就已经被无情地逐出了永恒且无垠的时空；在“形而下”方面，天主教里的“娈童案”数不胜数，假如我们真的“接受现实”，天主教就应该因此而土崩瓦解，再也不能在人类社会立足。但现实是，教会的势力在人类社会直至今天依然根深蒂固，“上帝”依然有着众多的信徒，正是因为这些信徒们所信仰的，不过是自定义真实而非真实。
例如：被美国执政者顽固地认为类似于不可动摇的宗教教条般“真实”的祖宗之法——以“持枪可以约束、反抗强权”为理念而产生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经典的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符合宪法精神远比做实事更重要的自定义真实的产物——如此的一个：对内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对外不能认识、接受真正的“他者”（种种霸权行为）的国家的“强大”，绝非人类之福。
正确是为了防止错误。
追求正确“是”判断则是人类的共性。
然而，正确的根据，是后因果关系逻辑。根据后因果关系逻辑，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每一个选择，都必然是“对的”——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做“错”事的人，即使某人因“想不开”而选择跳楼自杀这个行为“也没有错”。但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每一个“对”之间，却是矛盾冲突的。因此，正确亦意味着危机——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相关关系。
特别是为了“捍卫”自定义真实对自定义真实自身干扰矫正破坏时俗称“政治正确”的正确，往往在真实面前更显得不堪一击。
2019年新冠病毒大肆“入侵”人类社会时，西方依然坚持其自定义的价值观（所谓民主人权自由），令全球共同承受了灾难性的苦果。与此同时，面对病毒的肆虐（真实对自定义真实的干扰破坏），政客们还在为所谓谁是病毒源头互相攻讦（自定义真实与自定义真实之间的斗争），这反映了人类的昧识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无知则愚，有识则昧”：参考本文作者的《道德新经》）。
我们都是堂吉诃德：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的自定义价值观，只能在同样是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指手画脚”。企图以自定义真实的世界里的自定义价值观，向真实世界耀武扬威，会有什么结果？——2021年底上映的美国讽刺科幻片《不要抬头》，给出了“科幻的”答案。
因理性而出现的人类文明世界同样有可能因理性而灰飞烟灭。
因此，当我们说命运捉弄人时，不过是我们自己在捉弄自己。
特别是“我想要”的自定义真实，对我们的捉弄更甚：明明“我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即时间上的滞后性已经得到保障而能够“活着”，但因“我想要”得不到满足，或被干扰矫正，我们又“不想活”了，或者叫“痛苦地活着”。
在赌具上标刻数字，种种赌具及其变化对我们就有了“存在意义”，就有了“符号价值”。佛学把这些自定义真实的存在意义称为“法”、“名相”、“分别心”。
为了名相，我们关注着得失、关注着输赢（功利性）：
“得”或“赢”的是名相。在人的思维中，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造成了社会人的心态都倾向于对“失”或“输”的选择性排斥。特别是越来越强调个性（名相）的现代社会，排斥性的倾向越来越被强化。排斥性倾向越是强化，意味着人格二重性的兼容度（容错性）越低，人格中的缺陷越大。这是因为，越是强调个性，意味着维护目标纯正唯一性的重要性越被强调，他适应的方位越多，自定义真实的滞后性越明显，也就意味着通过“不是…而是”的否定含义的确认判断的格式，把不属于目标的自定义“非”场中的“杂质”剔除的行为越是被自定义强化，“杂质”的范围亦被自定义扩大化。由于“非”场的本质是无限的，即“不是”的排斥否定对象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精力、时间却是有限的。在这场本身就是以有限对付无穷的战争中，任何强化行为或扩大剔除范围都只不过徒增我们的心身疲惫。
现代文明中社会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就是源自于对种种自定义真实名相的过分关注。
其中与民生最密切的例子，就是把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价值观与幸福感捆绑：幸福感是一种当下的感受，本质上是真实关系中的产物。但当幸福感被价值观捆绑，我们对所获取的幸福感就产生了困惑：为什么一些三餐不继的人还是整天笑呵呵的？为什么我已经名成利就了，心里依然是空荡荡的？
上升到集体、民族或国家的层面，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价值观就称为“政治”。政治，是人类社会里自定义真实对自定义真实自身干扰矫正破坏模式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最高阶段里，当一个国家的“好坏”被自定义真实的政治捆绑，“好端端”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就有了被颠覆、被铲除的理由。因为在这个最高阶段里，一切的是非都可以混淆，一切的黑白都可以颠倒。并且，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政治还逐渐走向“庸俗化”：从历史上的表面嘻嘻哈哈，暗地里“台底交易”的“斗智斗勇”，到“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信口开河。结果就是“一瓶洗衣粉”就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一句“我们能够”或“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可以让民众如痴如狂地信服。这实际上反映出民众的政治智慧是越来越肤浅。由“肤浅”政治智慧的民众组成的国家，就注定了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响起之时，衰落的帷幕就正式徐徐拉开。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青葱岁月，我们充满朝气地、热烈地、毫无机心地互相交流学习分享各自在人生历练中的见闻和心得，世界在我们眼中是如此美好，此时的交流才可以称为学术交流。当我们真正地走进成人世界，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后，交流中获得的信息就有了“价值”：是否对我有利？是否“侵犯”了我？此时的交流就必须有“情商”（下卷会讨论笔者所理解的“情商”）。当我们在成人世界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执行者维护者，相互间的交流就叫做“政治”，此时的情商就叫做“政治智慧”。
在“非”判断范畴里，宗教是神圣的，哲学是崇高的，科学是纯洁的。但三者一旦与“自定义是”判断范畴的政治沾边，就会变成邪恶的、庸俗的、肮脏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政治这种模式，真实就必然被扭曲为虚伪。
因为分别心，我们的纷争无日无之：
概念的集合与意义的内涵是不同的。任何“是”判断的结论都是从相关众集合中“独立”出来的具有性质相同的新元素的新集合，从中依据的前、后因果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因此在理论上，从完全相同的相关众集合中独立出来的集合所具有的新元素的性质在概念上应该是完全绝对的相同。
但在现实中，存在意义往往是“有所选择”地以自定义真实关系作为逻辑根据（因此叫“自定义是”判断）。
由于每个人的心灵状态对存在意义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更因为价值观的导向而不断“自由地”变换其选择，以至于心灵状态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结果是我们自以为在“自由”地陈述或接受某个见解时，当中所用的每一个单词或造句所包含的意义，除了在说者或听者的心灵解读上存在着差异外，还存在着时空上的差异。换句话说，我们所用的每一个词，无论是主动使用（说出），还是被动使用（听见或解读），每个人当时的心灵状态都不一样，即所想到的概念（想法）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与其他人交流的时候，别人的所说与我所获得的资讯并不一致，总会或多或少存在着心灵状态方面的差异而导致“误读”出不同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弟子沃尔夫因此而提出“语言相对论”的假说，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以至于在人类社会中，对于同一个事件，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我是中国人”。由于对“中国人”这个元素的解读在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总是不一致，“中国人”就不能作为一种“性质相同的元素”而形成一个集合。
因为这些意见不同的莫衷一“是”只有在“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才能成立，以存在意义进行确认的“非”意味着对其它本质上性质相同的“是”元素的否定（屏蔽），否定的方式往往是对其它性质相同的“是”元素进行诋毁、摧残甚至消灭等伤害性手段。
即：以存在意义理解的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斗争性具有自相残杀的特点。
 “有缺陷”的小人物的“非”所产生的伤害性是微不足道的，越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其掌握的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会拥有强大的能量，对群体产生的伤害性越深广。
受“思觉暂留”的影响，自定义真实还会产生一个自定义的“非”场，一个已成为历史的，甚至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虚幻的“非”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自定义真实之下所排斥的，往往是不存在的“他者”——即“假想敌”（称霸世界的美国，就特别热衷于假想敌的设置，敏感于“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出现。荷里活式的“大片”里，种种千奇百怪的假想敌，反映出人性里面“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的“自虐”心态）。
自以为“是”越顽固，假想敌就越强大；自以为“是”越多，假想敌就越多。
当整个社会都被种种表面上自由，实质是建立在强大的因为“非”，所以“是”的“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意识形态所控制时，种种不同的假想敌就会“前赴后继”地出现，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每个人都是“外部力量的受害者”，此时人性会被完全扭曲，这种社会下的社会人会因为“莫衷一是”而建立起种种虚幻的自定义价值观更以之为武器进行相互间的攻讦（参考“文革”时期的中国及当今把“再次伟大”挂在嘴边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