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的起点和组成部分，对待五四的态度包涵着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五四运动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基石之一。文革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由于救亡和图存，五四运动被迫中断，许多任务就留给了文革。

    启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与启蒙是将传统臣民组织为国家主权下人人平等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缺少这两个环节的文明无法进入现代。由于儒家的礼法反动，它无法分担组织人民的任务。五四运动只能背负起比欧洲启蒙更沉重的使命。在启蒙群众之后，中国的社会改造者必须把围绕宗族祠堂建立的传统乡绅社会改造为普遍同质的政治体(这就是“反封建”的现实涵义)。由于没有教会传统，没有信仰传统，他们必须破，立双管齐下，直接向最具组织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学习(也有向基督教会学习的尝试)。这也就有了文革期间的所谓个人崇拜，或者神化毛主席，神话当然有合理性，但毛主席还在人间就有许多不妥。

这一历史任务能否完成所涉及的现实意义就是：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反修防修问题。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建立，原来一起团结战斗打江山的革命者，思想意识和人生目标有了分化，有相当一部分革命者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思想就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层次，造反有理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人民服务和继续革命才是毛主席的创新和发展。也有一部分高级干部受苏联的官僚体系的严重影响，观念中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如刘邓，陈云等。还有一些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信为民做主，为民请命而不顾政治伦理，如彭德怀等。后来的发展证明，刘邓也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是极端自私的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的革命者队伍建国后短短十几年，在文革前夕就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如何抵制和对抗有思想，由传统习惯势力所组织的共同利益联合体----官僚，只有依靠人民的觉悟和力量，通过人民群众直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如同欧洲的宗教改革，上帝和信徒直接沟通，无需各级主教的中介，用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事物对错的价值判断，坚持真理追求，反对儒家血缘伦理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官僚文化，无可否认，中国人的许多优秀特质来源于毛泽东时代，关心国家大事，平等自由，反压迫和反潮流。而且文革期间中国价值观的输出影响了美洲的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的文革一直使中国处于世界上的道德价值高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信仰图腾。文革不仅是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改变物质世界的革命也是改变无产阶级主观世界和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革命。文革的社会目标就体现在《五七指示》和《鞍钢宪法》中。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毛主席就一直在倡导和开创一种全新的文化-------人民大众文化。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说：“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在文革中所尝试或寻找的正是这种类似的能够摧毁官僚主义的重要武器。如何有效避免官僚化，专业化和精英化所导致的修正主义或者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异化。文革的制度和文化主要是探索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和保证。

人民群众面对官僚精英阶层，无论是从知识上，经验上，还是组织上都是无法对抗的。而官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何避免个别官僚以党的名义代表党徇私，以及如何避免思想文化路线之争演变为利益之争，权力之争。为此，毛主席提出一系列的号召和制度。比如，要群众监督，关心国家大事。把党的思想和政策交给群众掌握等。对于新提拔的干部工资基本不动，而靠边站的老干部尽量保持生活待遇不变，所以邓小平在江西天天茅台不断。三三原则，消灭三大差别的五七道路等。在制度建设之外，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能力素质的培养以及国民性的改造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毛主席非常强调民兵的建设，并要求人民大众有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毛主席是人类社会中唯一试图改造人性的大慈大悲之人，然而有的人就是天生的魔鬼，死不改悔。这也是他去世之后国家变修悲剧的原因之一。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过程，其实主要是人的现代化，其次才是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化组织管理方式。而人的现代化其最为关键的内涵是人的思维方式，信仰观念和价值取向，所有这些的正确是需要灵魂或神性的导引，高尚境界的培育就是在于倡导利他，限制自私，这是需要信仰的力量的，经济的发展不能代替文化的发展，精神的高尚和社会的进步。没有精神的追求人不可能自觉，自律，自为的。社会的变革，如果没有一个观念内核的理解接受和自觉主动践行，单纯制度的移植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说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国民素质和国民性格的改造必不可少，一个狮群的管理和一个猪群的管理是截然不同的。民主的民必须是真正的民，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关心国家大事大公无私的人民。绝不能是自私自利的小岗刁民，也不能是不择手段先发先富的人民儿子，更不能是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狗粮的奸民。所以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有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做主。韩丁的《深翻》第二卷文化大革命写到：毛泽东并不认为工厂国有化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从而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只有进一步对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文化艺术以及思想意识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巩固刚建立的新社会，并把它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受旧传统束缚的社会机构，仍然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由官僚阶级掌握党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似乎这种机器要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学生造反派的兴起和分裂，P456）

    韩丁还引用美国著名作家迈斯纳的话，“毛泽东基于两个前提：‘其一，党的上层官僚集团，凭借他们的权力和在国家机器中的威望，正在从物质上获取特权，剥削整个社会，事实上，他们变成了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特权是基于政权而不是财产……其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机构，在维护它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并从中获得特权，因此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愿意容忍(或者甚至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存在社会上自由泛滥’。”

文革的伟大还在于它的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弊端也是明显的。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于当时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退去，官僚主义还没有充分暴露，当时的文革只有革命的对象官僚走资派和文人精英，却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工人，社员等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意义和必要性并没有真正了解。还没有像改开之后深受复辟官僚之害，学生只可以做文革突击或先锋力量，不可以做文革的基本可依靠力量。

如果中国不进行文革不能向着公有制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的话，必然是官僚，文人精英，奸商和汉奸买办联手毁灭掉中国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人多，资源贫乏，民族资本主义非常幼稚不成熟，没有宗教历史的国家。所以中国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式的积累，必然将是一个资本殖民式的附庸国家，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依然是人民当家做主和豺狼当道，光明和黑暗，民族独立和反独立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根本没有什么特色之路，所谓的特色是口是心非的永不翻案的欺骗。中国的农民，工人无论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还是改开最初的几年，他们都是眼前利益的获得者，他们是共产党最朴实的信任着，所以如果没有理论或文化的革命他们不会成为继续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的不成熟在于只感受到眼前的利益，并没有意识到官僚复辟的潜在危险，在文革中很多工人加入了保皇派的行列。他们的不成熟使他们在以后的改开中地位和利益丧失殆尽。如果没有使社会主义文化深入人心，没有从制度上监督官僚权力的运用，就不可避免的必然导致官僚在特色理论指导下利用手中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成为常态。其结果就是打碎了共产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宣传，使得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合理，意识形态先进，人人平等的理想，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等等一切都变得虚伪。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同一个不成熟的宗教改革是一锅夹生饭，文革的评价者必须完成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完成这种思想的革命的人不可能有正确评价文革的能力和境界。

欧洲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反对教权使信仰从教会控制回到人民的内心，将信仰和宗教知识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同样文革中是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大旗，反对官僚走资派，破除中共干部代表党的迷信，干部官僚身份的迷信，是劳动大众从官僚传统文化迷信中觉醒的启蒙。是一场将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和管理从官僚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五四强调民主科学，但没有涉及最重要的信仰问题。

然而整个文革是不成熟的，除去时机的不成熟，它的不成熟还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信仰的积淀不够，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各种异端太多，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没有一个全社会广泛接受的正确的人生理论，例如像圣经之于西方。

2.	官僚的腐败还不够，人民群众大多数没有预见性，不能认清官僚腐败的必然性。

3.	人民的自主性不够。文革是领袖主动发动的，而群众的认识不明确，对事物的判断感性多于理性，方向感不明。

比如，清华的孙维藩在文革早期的观点变化很大，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农村四清，过几天回到学校，就批判蒋南翔是“黑帮”了；再是跟着工作组“反蒯”，开始他还认为反工作组的同学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又认识到是“敌我矛盾”了；工作组要撤了，他跳上大礼堂讲台为工作组辩护，不多久又批判起王光美工作组来了；对刘少奇，开始认为是最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接着是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再接着又成了坚决打倒、批深批臭的对象了；他本来是积极“反蒯”的，不久，他又参加到蒯大富的井冈山去了，甚至成了井冈山机要部门的成员；再不久，他又反出井冈山，变成了四一四观点了。这样的变化，作为一个单纯的“革命群众”，可以说是都在“紧跟”。但如何区别于投机？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前期每一次大的变化几乎都是由“首长讲话”或几篇高干子女的大字报促成的。没有有坚定的信仰和科学的思维很难做到坚持真理。

4.	经济尚不成熟，群众易被官僚眼前的小恩小惠所诱惑，文革时期所发展的经济都属于基础性投入，其成果大多在毛主席去世后才显现的。

5.	）真正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太少，许多造反派有理想主义，但是没有理论。

6.	斗争方式的不成熟，文革是预防性的，更多的是靠觉悟区分敌我友，造反派多不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革命手段解决文化上的事，效果不太好。

7.	官僚走资派利益高度一致，斗争经验丰富，组织化程度强，而造反派没有斗争经验，政治上不成熟，组织上甚至分裂，更有的背叛毛主席搞政变沦为文革事业的叛徒。

8.	上述的不成熟造成遗憾的不一致，文革时期领袖英明有号召力，群众有组织，但群众不成熟，贪官没暴露。而改开后，领袖已不再有，群众一盘散沙，经过六四，学生也庸俗自私。但群众已经重新认识文革，贪腐已然成体制性。

9.	所有这些不成熟也正说明文革的必要性。

10.毛主席的政治斗争艺术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文革是场思想改造运动，它需要灵魂的救赎和自救，需要斗私批修，不是政治斗争，无法通过威信，争取同盟者获得最终胜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欧洲现代化的起点。文艺复兴是在不放弃上帝和彼岸意识的前提下，也关注现世和人性。其结果并不意味着对宗教精神的背叛，而是在不违背基督精神的前提下追求现世的幸福，反对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所谓的人文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理性，纪律和信条。而基督精神是一种人性提升和超越的良性力量。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在人性的解放方面是有限度的，它主要在于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发挥人的创造力，提倡为追求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精神，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教皇，教会。但是维护了上帝信仰，古典文化或者圣经。尤其是宗教改革，它强调了神的伟大，人的渺小和一切以神为中心。相反改开后的复辟，对人性自私的放纵，对小岗自私自利的歌颂是无底线的。

文革同样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关键。文革虽然由于各方面的不成熟而失败，但其很多理念和思想，则远远超越宗教改革。文革为中国人建立了毛泽东思想信仰。直观形象地为中国人民带来当家做主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理念和精神内核。文革所倡导的公有制下的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都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走出跋涉了几千年没信仰不知生死，只问食色，升官发财的黑暗沼泽。没有触动私有制的平等自由民主是空洞的说教或者麻醉剂，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文革当然也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五四运动仅是批判旧思想和旧文化的，而文革则是新的制度和各种社会管理上的实践和实兵演练。

正因为其实客观条件的不完备，十年文革的实施仅得力于毛主席伟大的战略和无比的威望，周总理坚决有效的执行。然而，天不佑中华，文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毛主席和周总理就离中国人民而去，结果是叛徒，野心家政变，还乡团复辟。这样就导致对文革的正确评价就异乎寻常的难，说文革伟大英明，结果不成功。说文革是折腾，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如此天翻地覆而又有序且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大多是为生存而战的起义或取而代之的改朝换代。文革是继商周之后的第二次文化之变，这个变革的成功将导致传统官本位的消失，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人人有信仰。所以说真正的革命不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之变，能化民成俗的灵魂之变。文革是中国近现代理想主义与中国几千年传统官僚文化的总决战。虽然袁世凯之流的短暂复辟可以得逞，但是历史的潮流是向前的。由于思维，观念习惯养成的潜移默化，不具体，不明确，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任务完成起来更加艰巨，更为复杂。西方的宗教改革是在信仰建立之后，只需完成立人的任务。中国的文革是立人和敬神同时进行，那就是建立毛泽东思想信仰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但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于打下江山的功臣，需要改变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思维。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取而代之，是救赎，是牺牲，是建立一个人民当家的平等社会。

无论是西方宗教改革的成果，还是中国文革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代表和引导的都是大众文化，所革命的对象都是精英文化，新教文化所突破的是教会为上帝代言的专制文化，而文革所突破的是官僚文化或者天人合一，代天行言的传统习惯思维专制。与此同时文革也是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转变为真理信仰文化的伟大运动。文革冲击了影响中国人认知几千年的血缘伦理文化，第一次绽放出真理文化的萌芽。

如果继续按照毛主席的“老三篇”和五篇哲学著作教育中国广大民众，改造学习，文化和思维方式，习惯，中华民主的前途未可限量。魏源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民众对正确主义或者信仰的觉悟和皈依最终将落实到民众和社会的良性改变。反之亦然，如果魔鬼理论大行其道，人人急于先富，对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的全面腐败，道德堕落。单纯的主义不是物质，但是主义可以使人们踏踏实实有效地投入科研或工作，促使社会良性互动，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文革时期就是这样伟大的时代。所以如果中国没有复辟一定比现在富强，而且风清气正。文革是一场全民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人人都投入到阶级斗争的风浪当中，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以宪法的形式肯定“四大”。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民主。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也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激光照排，青蒿素等一批世界级科研成果。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关心政治，工人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探索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建立了全新的人民政权形式“革委会”。更重要的是給了中国人民做世界主人的雄心和信心。尽管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联合国际国内的一切反动势力扑灭了文革烈火。但是文革的伟大意义和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永存的，文革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走向人民大众和走向科学真理的开端。文革当然也是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运动，中国的文人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儒家文化是官僚主义的重要依托，也是邓复辟的文化思想基础。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希望他们精神崇高----自尊自律，品格高尚，理想宏大追求真理---最高的认知水准和认知能力，目的朴实----服务大众思考解决真问题。

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不管有多少似是而非的优点，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它是建立在血缘伦理之上，具有先天自私的特质，因此中华民族如要有所作为，中国文化必须重新构建，就如同一所房子，不管它的壁画装饰如何精美，但他的地基是建立在流沙之上。而西方基督文化，虽然上帝创世貌似荒谬，却是绝对真理文化。文革“斗私批修”观念和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必将影响中国上千年。

对文革的评价，不同人不同视角会得到水火不容的结论。对于失去人上人地位的地富反坏，希望垂帘听政，残酷屠杀反贪反腐的抗议学生的魔鬼之类文革则是他们的噩梦，他们当然要污蔑文革为动乱，当然要对伟大的人民领袖三七开。对于孔孟之徒妄图以反动礼治上智下愚欺压劳苦大众的反动文人当然对毛主席恨之入骨，攻击毛主席为专制暴君，攻击文革是文化劫难。因此才会有官僚还乡团所主导的六中全会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然而如果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进步，它荡涤了中国几千年的污泥浊水。其实对文革的最大肯定和对文革英明正确的证明是三十年变修复辟以来，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迅速蜕化变质，社会道德的无底线堕落崩溃，贫富差距的急剧增大，而对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越来越奴颜婢膝。所有这些丑恶反证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存在和复辟的危险。张春桥在把最后的《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交毛主席时，毛主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可是意义深长呀。1975年，毛主席说了一段非常通俗又极度发人深省的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九大政治报告讲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