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历史界的琼瑶？

 

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



黄仁宇的人生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黄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机电工程领域大展所长。然而上学不久，抗战爆发，一腔热血的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曾先后担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后来更是远赴缅甸，1944年5月，因在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战后他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1964年获博士学位。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使他没有被学术界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保持了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黄仁宇终生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半路出家”的黄仁宇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他说：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 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

 

黄仁宇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了黄仁宇作品的独特性格，也造成了黄仁宇作品的意外“走红”，更让身处失业阴影中的黄仁宇的生活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学术作品在海峡两岸赢得了源源不断的稿费，六十二岁失去“饭碗”的他可能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通俗历史写作的成功，支撑了他在被辞退后能维持二十年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在死后让他的妻儿生活有所依靠。




 

听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学术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结尾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其书的畅销，却不知道他在学术界受到的排斥。学术界对黄仁宇的反应是复杂而意味深长的。“他那标注了‘大历史观’称号的小中见大的史学技巧在让相当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时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人的狙击。”

 

朱学勤对黄仁宇的独特之处表示欣赏。朱学勤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

 

然而，两岸历史学术界的大部分主流学者，对黄仁宇表示肯定的并不多。有人对他的学术根底表示怀疑。胡文辉在一篇专门批评黄仁宇的文章《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中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

 

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欠缺精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过于注重感觉而非理性。“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尤其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很为自己的大历史观自豪，他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全貌的读者的阅读心理。

 

但是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因此，正统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黄仁宇的见解“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大陆学者认为黄仁宇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学者则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除了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不认可之外，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的反感，还在于他个人的性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专家王春瑜在黄氏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琐忆黄仁宇》。文中说，1988年，明史学界召开国际明史研讨会，因为一位认识黄仁宇的前辈专家的推荐，他们邀请了黄仁宇。结果，大陆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个美籍学者严重缺乏一个历史学家的“风度”：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

 

明史学界反感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明史会议上不规规矩矩谈明史，却谈“大历史观”：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他的作风与国内学界如何格格不入。


04

“黄仁宇现象”的反思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存在很严重的硬伤。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颇有一点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

 

黄仁宇评论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说：“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


确实是这样。历史学术研究方式越来越专业化，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随着历史学越来越专业化，历史学的“致用”价值被“科学化”所遮蔽。许纪霖说：“如今我们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



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大陆学界在这个方面与台湾、与世界大部分地方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枯燥无味到不少历史学者都不爱读。面对社会兴起的“历史热”，历史学界不但罕有参与，而且多抱冷嘲热讽之态度。



因此，黄仁宇虽然收获了普通读者的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学术界却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一部摆脱西方视角的世界史
厘清中国在世界横向和历史纵向坐标上的位置

一部摆脱西方视角的世界历史该是什么样？一部不再静态看待历史事件的世界历史，该如何呈现？一部让中国读者可以读出新意的世界历史又该新在哪里？
——也许这些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历史的每个拐点时刻并非偶然，读史的每个视角都有自身的意义。不过，对很多以史为鉴、思考当下的读者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懂得判断水流的方向远比从河中捡到漂亮的石子或抓到爱吃的鱼更重要；这就像从一段段跌宕起伏的帝国历史故事中，明晰世界发展的方向趋势、把握世界发展的未来格局一样重要，比如这套不可错过的《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过去的历史全集，大多是涵盖整个时代、历史分期清晰的作品，但本质上是非常静止的历史。与此相对，就像“兴亡”这个词所象征的，讲谈社要讲出世界的动态历史。在此意义上，也希望会让读者感受到区别于西方人历史视角的，全新的世界历史。它以帝国为锚点，横向连接各个地区，构建出全球历史的四维图景,从更大的格局讲述世界的历史。在此意义，它是一部很新、很有野心的世界史——从东方视角看各大帝国的兴亡。《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聚焦于兴亡的世界史，在“世界”和“历史”两个方面刷新着我们的认知。这里有教科书中不会记载的世界和时代，也能看到非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这套书成为了一部真正“动态的世界史”。以我们自身为例，由于身处亚欧大陆东端的舞台中央，一直是世界历史中无法回避的主角。于是，从接触历史教育的那天起，我们就习惯了以中国已有的视角和立场看中国、看世界。而我们的邻居日本，世界史中似乎并没有他们浓重的笔墨。但他们却一直在向西注视着亚欧大陆，向东关注着大洋彼岸势力的崛起，同时南顾那片单纯亦复杂的文化集群。因此，这套书作为展现日本人视角中世界帝国兴衰史的集锦，聚焦于从“兴亡”和“世界史”两方面刷新我们的认知。以不远不近的“他者”站位，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的角度，或许能带来更多思考和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