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 (2)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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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话题再深入一步。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史上，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无一例外都是在发展经济的民生问题上拥有独到眼光的；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趋同的，彼此没有更多的矛盾，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质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治国理论中，有无数休养生息、富民为本的论述。应当强调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经济与政治分开，甚至可以说，他们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去看经济的。

孟子曾经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荀子也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北宋大学者程颐说得更直白：“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这就是说，经济问题绝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关乎政治，关乎王道，关乎人心，关乎人的道德形态。中国历史上的数次“之治”和“盛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思维框架和治世实践中出现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的确是在发展，它在精神领域带给人的变化，广阔而深远。在我们话题的范畴，个体主义先声夺人，首先在观念领域，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道德领域站稳了脚跟，在某些局部，甚至出现了畸形站位的局面，这种情景，大概是我们一开始所始料不及的。

三、文化。

至于文化，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做出区分，一个是宏观方面的，一个是微观方面的。就宏观方面来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根源的中国政治文化，虽然没有动摇其本性，然而随着政治情势的不断变化，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一向封闭着的文化不可避免会受到冲击，这种冲击有时候甚至是很严重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的文化观念上，人们的想望更多了，人的精神需求更丰富了。

然而在微观方面，却遇到了阻隔或者说困难。观念只有经过表达才能成为社会实在，而在现行体制下，恰恰由于集体主义的约制，观念在表达上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抑止，这就导致作为文化精神产品的哲学思想或文学艺术等需要以精神活动方式作表达的观念性作品，与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产生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造成严重匮乏。改革开放后期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已截然不同，人们已经很难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各种形式的观念表达中寻找到精神的呼应了。极端情况下，人还会产生一种身处荒原之感，四眼望去，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这种状况，必然会对人的精神世界（包括道德形态）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人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样态并没有随之变得更好，在某些局部反而变得更糟了。也可以说，没有出现与历史进程同步的作为精神解放标志的思想运动，“物”远远地落在了“精神”之后。

这种影响带来的社会或者说历史的后果，就是在全社会人群——而不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中造成类似于虚空感的那种感觉。前些年民间曾经流行带有调侃意味的“谁认真谁就输了”的话，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谁讲道德谁就输了”，用以概括当前人们的道德现状，也不能说有多么过分，因为我们确实看到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感觉眼前这个世界、并且凭着这种感觉来处理他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我们换一种方式描述这种情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均衡的，不是齐头并进的。有些方面（譬如对个体主义和文化表达的限制）是滞后的，甚至是严重滞后的；有些则是前突（譬如在相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自由即经济自由）的，“前突”到与“滞后”的距离越拉越大的程度——我们不说是撕裂吧。这种发展上的不均衡，反映到作为人性之一部分的人的道德层面，必定会造成社会的某些局部的错位和扭曲，就像人的肌体发生病变或者红肿一样，病变和红肿会造成疼痛，而疼痛一定属于某种病症。如果不做预防，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治疗这种病症，那么它就会进一步恶化，从而给未来埋下祸根。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经济的权利并非是一切方面的权利，当经济权利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拥有较大经济权力的社会群体（譬如民营企业家群体、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必定会提出其他方面的权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是政治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解决得不好，或者说在解决的过程中处理不好，一旦失手，造成的后果将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怀着高度的警惕之心，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与其被动，不如主动。这就是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抓住有利时机，提前做好预案，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照顾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避免改革的必要成本全部落到普通民众身上，避免因为处理不当导致问题爆发，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避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陷入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一向都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某些局部没有或者较少得到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更进一步的限制，于是我们总是感受到社会肌体在某些局部发生病变和红肿，结果我们就看到——伴随着人性的解放，人性中的恶（比如情欲、物欲、权力欲）被空前释放了出来；人性中的善（比如良心、良知、正义感）却仍处在被幽闭或者说被贬抑或禁锢的状态……如果把这种状态纳入到本文标题的意涵范畴，我们可以表述为：道德脱落固然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却也非常有可能造成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道德出现大面积沉沦。

我们当下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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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遇到的情况具体是怎样的情形呢？为了节省篇幅，下面我把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开来说。

我们先说官员阶层。

所谓官员，说白了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人。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官员阶层当然是最重要、最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相较于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单从领导力、执行力上说，中国的官僚体制毫无疑问是高效的，走到领导岗位的人，基本上都是经历过严酷政治斗争而站到相应位置上的人，都是从剧烈的权力缠斗中杀出血路脱颖而出的人，他们均非等闲之辈，好，可能会很好；坏，亦可能会很坏。反之，我们在以“自由”、“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那帮子上窜下跳的政客里，反而看到了许多无知无识，愚蠢到傻×级，却自我感觉良好、蛮横无理，对于美国长远国家利益来说，甚至可以定义为“极坏”的议员，这也真是绝大的讽刺。读者一定记得在2023年3月23日美国国会听证会，美国版“抖音”（TikTok）首席执行官经历四个半小时无礼、粗暴、非专业问讯的情形。说实在的，我很为那些心怀仇恨、毫无教养、愚蠢出圈儿了的议员感到汗颜，汗颜到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黑帮团伙，如果交到这样一群智商堪忧的家伙手里，哪里还会有他妈的什么前途？！

正像所有存在权力的地方就都有腐败一样，中国因独特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在高效的同时，也收获了独特的滥用职权、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的丑恶现象。这种种丑恶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严格说，滥用职权、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不属于道德范畴，它们触及的实际上是政治和法律，那我为什么还要将它们放到道德话题中来谈论呢？这是因为，任何政治的和法律的丑恶作为，都必将把它的黑暗身影投射到道德领域，从而对所谓的“官德”即官员阶层的道德造成侵蚀，这种侵蚀不可避免会向所有社会人群蔓延。前些年国家领导人曾经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正是看到了这种侵蚀，希望提升官员们的道德水准。但从实践的效果来看，似乎不怎么好。

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权力无所不在甚至为所欲为的情况下，在解决官员权力的来源问题之前，在让民众的意志和意愿拥有足够多通道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之前，在对官员的权力没有或者缺失制约的情境中，官员的道德提升往往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该缺德还是缺德，就像人的性欲没有止境一样，某些官员的道德沉沦同样没有止境。

为了佐证上面的议论，我来粗略地罗列一些现象——据统计，绝大多数官员都有“二奶”；发誓要与几千名良家妇女发生关系、怀着极大兴趣收集女性阴毛、撰写记录与女人交媾的“快乐日记”的官员也时有耳闻；还有一些更缺德的官员，甚至堕落到了玩弄幼女的程度。尽管反腐力度逐年加强，然而近几年披露的官员腐败案件，官员的贪污民脂民膏的数量却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天文数字级别，有的竟然在家里存放了成吨的人民币现金、车载斗量的金银和古物珍玩。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于是，某些官员对于权力的来源也就是上一级权力所动用的心思、所发挥的智慧、所付出的金钱成本，都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更具危害性的是，民营企业成为了一些胆大妄为、置国法于不顾的官员的提款机、唐僧肉，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照拂好官员，也就是不能按照潜规则向官员输送利益，就很难存活下去，更不要说发展了。权力任意挥霍人民的信任，权力任意干预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必须高度警觉的痼疾……所有这些现象，毫无疑问都参与到了对官德，即对官员的道德形态的塑造之中。

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恰恰是这些腐败糜烂的官员，却经常在教导人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要这么着，要那么着……就好像没有官员的照拂，人民就呆傻到不知道怎么穿衣吃饭了一样。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聚敛了上亿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在被捕的前一天还在干部大会上做着关于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动员报告；他们把权力话语的大话、空话、假话说得天花乱坠，从他们那里你永远听不到正常的人的声音；他们利用独享权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很容易就可以把种种畸形变态的欲望掩盖在伪善的面具之下，就连最后一点诚信也给他们败光了……如此这般的官场文化，对消解人们对官员的道德寄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果，哪怕你说的再好，说得再天花乱坠，老百姓也不相信了……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当然是极为危险的——这就是我在前面所强调的，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道德状态，不仅反映官僚阶层的人性，更会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群造成辐射性影响。“你都那副德性了，我这样还有什么说的？”成为了底层老百姓的普遍心态，于是，至少在一部分人中，也竞相缺德了起来。虽然这部分人的“缺德”相较于官员道德糜烂的大恶仅只是小恶，由于基数庞大，他们对社会善的侵蚀，仍旧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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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一件至今都无法忘怀的一件小事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延安的工作单位临时借调到西安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睡在办公室书柜后面的床上。这是一座八层办公大楼。有一天半夜，忽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和几个年轻人的话语声。他们正在上楼。我听得出他们都是后勤和发行部门的职工，基本上都是本单位老干部和老职工的子弟。没过一会儿，突然传来巨大的令人心悸的哗啦啦的打碎玻璃的声音。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三声，吓得我就像听见“鬼子来了”一样，瑟缩在床上不敢动弹。第二天上班，就听到同事说六层楼的楼梯上有几面巨大的玻璃被打碎了。很显然是那几个年轻人干的。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打碎玻璃对那几个年轻人有什么好处？仅仅是荷尔蒙发作以此作为宣泄？我觉得不完全是。

哦，差点忘了，还应当说一说中国乡村，说一说中国乡村的农民群体。

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道德领域来说，变化首先从城市开始，然后才向乡村蔓延。然而，由于乡村传统上比较保守，也就是传统道德的根基比较深厚，由城市传导而来的剧烈的道德冲击，一开始是受到阻遏的。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中国农村都保持着农耕社会数千年以来的道德传统。我们常说农村人善良淳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当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原因发生作用的时候，当传统道德遭受到被物欲浸染了的新道德冲击、或者说新道德从旧道德中脱落之时，农村由于文化一元以及经济落后的原因，抵御这种冲力的力量很小很小，它冲击的是旧道德最致命的裸露出来的根部的土壤，因此它所造成的裂解和破坏也就格外严重——旧道德的崩溃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崩溃的速度，甚至要远远大于城市。现在我们到乡村去，哪里还能体味到善良和淳朴呢？你还找得到憨厚的人吗？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比城市来得更原始、更野蛮。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制，婚礼、葬礼、老人及孩子的生日等等一切想得起来的名堂，都成了交换利益和赚取钱财的工具，在虚情的假面下，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和利益争抢。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南方一对老夫妻怀念旧时时光，退休以后卖掉房子到位于某省的老家去安度晚年，住在哥哥家，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得到他们巴望的亲情，反而遇到了种种难以诉说的困窘：卖房子的钱和退休金，就像被贼惦记上了一样，被亲戚和乡亲们惦记上了，各色人等齐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直接索要或者编造各种理由让他们高出其他亲友几倍的钱“随份子”，给钱给得不爽快或者面皮上稍有难色，马上就会招来冷嘲热讽乃至于辱骂，生活之于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已经像浸了水的棉絮一般沉重，最后他们实在抱不动了，只好逃回他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城市，而那个城市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家。

我对这则有些奇特的新闻深信不疑，这是因为我自身的经历也提供了这方面的验证：无论我过去印象中的陕北老乡，还是老家（我老家离北京不远）那些总是让你感到亲近的乡亲，最近些一年都不约而同换了一副面孔，每次开车回去，他们看你的目光总是闪烁着让人陌生而恐怖的东西，既有警觉，有嫉妒，又有仇恨，就是没有亲人间的温情，哪怕你把所有温情都倾倒给他们，也换不来他们对你的温情。一切的温馨和浪漫都消失了。我现在很少回老家去了，那里似乎成了我的伤心之地，成了一旦触碰就会感到疼痛的地方。那田园诗一般美好的乡下生活，早已成为了遥远的儿时记忆，成为了我们梦幻中一小团微弱的光亮，这一小团光亮提醒我们，我们也曾经拥有一个值得怀恋的被传统道德遮护着的过往……对许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打拼的人来说，“老家”都永久性地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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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知识分子。

为了精准一些，有必要把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这是因为，我从心底里对科技知识分子始终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锲而不舍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不单指科学技术本身，更是指从事科学技术的广大科技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技术包括军事科学技术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全部来源于他们的呕心沥血，砥砺前行。这当然是最高意义上的道德，他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这部分科技知识分子中，也掺杂着弄虚作假骗取巨额国家科研经费补贴，造成国家科学技术延宕（例如在芯片领域发生的几桩重大丑闻）的严重后果者，这并不意味着科技知识分子整体的堕落。有鉴于此，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下面的议论，不包括科技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叙述，我在行文中将不再作特别的强调。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另一部分人，即人文知识分子，情况就有点复杂。这里所说的复杂，既有群体意义的，亦有社会意义的。所谓群体意义，是说这个群体本身的类型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又来源于社会对他们所起的作用。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如果我们从道德层面来概述这个群体，就必须照应到社会的原因，更要照应到这个人群本身的原因。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题，我以前曾经议论过很多。这个被称之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阶层，就其政治属性和道德属性来说，是很难归纳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和状态大抵上都是一样。你可以说它很好，它比其他社会群体承受着更大的时代重压，他们命运多舛，很值得同情；你也可以说它很坏，“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它做过或者说仍然在做很多令人鄙夷和切齿的事情，命运再悲惨也不值得同情。为了把事情辨识清楚，我们撇开历史，只说当下。我这里既不认定他们很好，也不认定他们很坏，我想尽可能中性地议论一下他们的生存处境以及他们的道德形态。

1957年和1966年，时代杀了一只鸡。旁边的猴子看见血从鸡脖子咕嘟咕嘟冒出来，吓得“妈呀”一声跳开去，躲到角落里瑟瑟发抖，生怕那把刀子转而落到自己的脖子上。这只被惊吓到失魂落魄、小脸儿刷白的猴子，就是知识分子。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从此知识分子分为了两种类型——

第一种，少数。虽然不再说话，但他们的信念仍在，他们仍然凭着自己基本的道德操守——从社会角度说，在平庸的日常中，这部分“独善其身”的人群之“在”，实际上是一种“不在”的状态。除非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担当起他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之外，平时你是很难看到他们的。当然，这里也有因为他们不合时宜而很难“在”的客观原因，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吧。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仅只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少的一部分。人数很少，却又深陷“独善”和“湮没”的境地，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道德状态无法进入公众视野，因而也就缺位了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平均值进行塑造的机会和可能。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议论或者说看到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形态，基本上不包含这些人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所起的塑造作用，连拉低或者拉高平均值的作用都起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性状评价。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道德形态的平均高度，很有可能远远地低于实际的情形。这一点是必须给予注意的。

第二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道德表现——道德形态的性状——基本上是由这部分知识分子构建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们确实被杀鸡这件事儿吓到了，恐惧感深深楔入到了他们的灵魂之中，于是他们普遍变得沉默，变得寡言，他们几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声音，堂而皇之地逃离了，逃离到了舒适的不自由之中。往好了想，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们是在坚守真实的灵魂样态——维系着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操守，“独善”到了这个世界的深处；往坏了想，这个本应成为民族精神先行者的精英群体，几乎全部逃离了他们应当承担道义责任的精神位置，默然地落到了社会人群的最尾端，他们的道德形态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更加之知识分子的道德值远远大于普通民众的道德值，这就愈加强化了人们对这部分人道德形态的负面印象。这部分人的消失和逃离所带来的社会代价极为巨大。这是一种隐性的代价，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社会后果，也是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步显示出来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这个颇为广大的人群成了这么个样子了呢？

我们还是说杀鸡。由上所述，“杀鸡骇猴”的确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相当一些人那里是起了作用的。然而人毕竟不是猴子，人的恐惧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的恐惧，而非浅层次的生理的恐惧，它所造成的后果也一定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往往更加深邃，更加绵延无绝。如果让我用通俗的话语来描述这种后果，那么我愿意说，这部分被惊吓了的人也是人，他们无法断离欲望，无法断离人的自然需求。所谓“自然需求”指的是人的生物性的物与欲的本能。这种本能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在”在这个世界的主要缘由和动能。往具体了说，他们无意识地剥离或者说抽取了学术活动应有的精神内容，把崇高的精神活动变成了龚自珍所说的“著书只为稻粱谋”，也就是成为了纯然的“饭碗”，用以满足最低端的“吃饭”和延续生命的需求。

更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出人样的欲望——人和人的欲望阈值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人性欲强，见到异性就激动得浑身发抖；有人性欲弱，或者精神强大到能够压制生物性欲望，拥有“坐怀不乱”的本事——过于强烈，于是他们变得平庸，变得怯懦，变得苟且，变得犬儒……换一句话说，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平庸、怯懦、苟且、犬儒变成了活下去和谋取现实利益的工具。恰恰是包括这“一部分人”的“绝大多数人”，才构成人们对知识分子道德形态整体印象的来源和依据。知识分子的道德形态基本上全都是由这部分人建构而成的。可想而知，由这样一帮子人所建构的道德形态，其成色和品位，绝不会是很高的。还用得着浪费笔墨列举这部分人远离精神创造的平庸之举么？譬如被人强烈诟病的论文抄袭、学历造假层出不穷；蝇营狗苟于对官位以及精神和物质利益锲而不舍的追逐；利用职务之便对其所教授的博士生和研究生进行智力剥削；把职务权力乃至于学术权力转化为对女博士生和研究生的性权力……等等，我觉得用不着再说了。

虽然这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也曾经在舆论上荡起涟漪，但由于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事情也就越来越失去爆炸性色彩。这就是说，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越来越不以为然了。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社会道德规范看成是很神圣、很重要的东西，这更意味着道德意识在广大人群中正面临稀释乃至于溃解。这部分人的高文化素养，以几何倍数放大了他们道德缺失的社会效应，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了。

十几年前我去欧洲旅游，旅游团有一位天津什么开大学的退休教授，满头白发，气质儒雅。中国人千百年来都有一种传统，那就是敬重老人，敬重读书人，敬重知识分子，这位教授在旅游团里自然而然的被大家所尊重。然而这位教授的作为，却让我非常惊愕乃至于惊惧，就像突然在床上发现一条蛇一样。其实事情很小，简直不值一提，比如，乘坐电梯的时候，他平静安详地把所有电梯按钮都按了一遍；在餐厅吃早餐，他总是为自己拿过多的食物，离开座位之时，桌子上一片狼藉，大多数食物都被胡乱咬两口扔在了那里，就好像糟害食物能够给他带来很大快感一样；尤其让我不解的是，在热水器接水冲泡咖啡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不把水龙头关严，引起周围很多人侧目。凝视着他的背影，我和所有人一样，开始怀疑这个人的神经是不是正常？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给我造成的心理冲击非常巨大，比看到郭沫若先生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写的那些诗还让我恶心，丫严重颠覆了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印象。萍水相逢，短暂相聚，我当然不能说了解了那个人，也许丫真有神经病呢？也许丫赴欧洲之前恰好遭受了某人或某些人的暗算打击，从而对社会产生恶意了呢？这都未可知。然而那个儒雅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让人感到很害怕。每次忆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从那位教授转变成对一个社会人群的思索。后来网络上有“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议论，我觉得也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有耕耘就有收获。这位教授某种意义上是时代之子，也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