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孔子与中华文明特性的文化基因（中）

二、“与时偕行”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之中，不断开拓创新，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1946年，冯友兰先生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特别感慨：“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实际上以创新性为保障。失去了创新，也就丧失了活力，无法应对经验世界中从个人、社会到国族所遇到的各种新挑战、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性，也与孔子思想分不开。

孔子思想一方面重视“继承”，另一方面也强调“创新”，其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不将二者作二元对立，而是将之统一为一体。孔子的创新意识，与他对道和历史的理解分不开。就道而言，一方面，儒家强调天道、易道具有永恒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中的变革性。正所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与“简易”。

《周易》通过一套符号系统来显示天道，为人们“推天道以明人事”提供指导。《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孔子晚而喜《易》，对天道、易道有过精妙阐发。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阐释，天道和易道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生生”之道。“生生”既有连续，又有革新。这种“生生”哲学是与“时”的哲学分不开的。

《易传·乾文言》记载孔子在解答弟子对于爻辞的提问时几次提及“时”，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见龙在田，时舍（舒）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而在《易传》的十翼中，“时”也是极其重要的范畴。将之总结起来，其核心观念就是“与时偕行”。

而在帛书《缪和》中也有相似的话。当缪和向孔子问《易·涣》九二爻辞“涣贲其阶，悔亡”时，孔子诠释道：“涣者，散也。贲阶，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这种“变易”并不仅仅是一种无序的变化，还是一种积极的生成，其中充满了希望和生机。《周易?系辞上》曰：“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革?象传》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周易?革?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

《周易·系辞下》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类似的话集中于对“变”的肯定。而孔子在谈及“礼”时，也强调“时为大”（《孔子家语·论礼》），这也涉及了礼本身的因时变革。不论是天时，还是社会之“时”，都不会停滞，“变”就是必然。因此，儒家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变革创新精神。

孔子对三代文明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他的最终选择还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他之所以这样选择，便是因为“周监于二代”，即周代文明是在夏商文明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孔子对周代的文明也并非全盘照搬。礼乐文明是周代文明的主体，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到了春秋时代，周文疲弊，礼坏乐崩。孔子对礼乐文明的崩坏，痛心疾首，其应对之举就是“援仁入礼”“以仁释礼”。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圣人并不是保守顽固”，“儒家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着那个周礼”。

“仁”字虽然在《诗》《书》等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但作为一个思想观念被提出，则是孔子的创造。正如牟宗三所赞誉的那样：“儒家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开始作一个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观念。”从此，作为儒学的内在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形成了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观念及文化系统，在天道观、心性论、工夫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维度都有所延展，而后来各自儒学新形态都以此为基石来展开。

比如，作为战国时期儒学的两大高峰——孟子和荀子，便分别侧重于孔子的仁和礼，发展并丰富了儒学的义理世界。当然，孔子对于之前的各种思想，都作出了创新性的诠释。比如对天命、鬼神等旧传统，孔子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而汉学家史华慈也不得不承认：“有充分理由表明，正是由于孔子将注意力聚集到‘仁’概念之中，孔子才成为一名革新者而不只是传述者。”其实，即便仅以孔子整理六经而言，“述”也并非仅仅是一番收集汇编的简单工作，而是“经孔子加一番赞修笔削理董之手续后，殆莫不各赋以新含义与新生命，则与其谓为‘述’，无宁谓为‘作’矣”。

孔子在实践上的创新，就在于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他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更是震古烁今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绝非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极具魄力的革新者。他适应了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突破既有传统，创办私学，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向学之心，便能够接受教育。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学和教的观念当然不始于孔子，可是使‘学’与‘教’成为普遍的人类的东西则确系奠基于孔子。……这是改变人类运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由孔子所奠定的儒家创新传统，也被后儒继承下来。他们因应时代之需求，通过汲取不同的文化资源，创新儒学发展的范式，进而出现了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其背后的义理依据就是“与时偕行”的“创新”意识。儒家经典《大学》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命脉，贯注于后世的孟子、荀子、董子、程朱、陆王、顾黄王及现代新儒家诸贤身上。

而儒家经学的诠释史表明，经学虽有疏不破注，重视家法、师法等“保守”传统，但两千年间的经学阐释还是有各种新见新解不断被揭示出来，成为时代改革的思想资源。儒家当然更重视渐变的改良、改革，但对于革命，也并不排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传》），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与“时”的需求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儒学和中华文明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和使命，激发出中华文明本身的创新性，积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儒学新形态、中华文明新形态，都是势在必行的。正如贺麟先生所指出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基于学者对于每一时代问题，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题，皆能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

三、“天下一家”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从起源、奠基到发展、壮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呈现出“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语）的格局。随着文明的传播与交融，逐渐形成若干重要的文明高地，以此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大约在夏商周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基本格局。此后，尽管经过了若干次大的分裂，但统一永远占据着主流。

中原文明的高度发达，也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多元一体格局，维护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正如傅斯年所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多元因素促成的，比如“书同文”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因素。不过，孔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重视秩序，重视统一。首先，孔子推崇王道，而王道的特点就是通过德行极高的圣王的教化，使整个天下实现有序与和谐。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便是孔子对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明的维护。礼乐文明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文明，强调每个人都处于伦理关系之中，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角色。周礼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孔子便希望通过强化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来凝聚伦理。

周代礼乐秩序下，政治上建立了以王为最高等级，诸侯、卿、大夫、士等依次递减的等级秩序。王被尊为天子，具有政治与宗法双重权威。而孔子推崇王道，强调尊王。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及“陪臣执国命”等礼坏乐崩的乱象。

比如孔子极力反对鲁国执政大夫三桓僭越礼制，在祭祀中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雍》乐，对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深恶痛绝，严厉批判。而孔子从其“仁礼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天下归仁”的理想目标。天下是孔子思考问题的空间视野，而天下作为整体性的视野，便超越了狭隘的国、族、家。这说明孔子思想中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统一性”的一面。

关于孔子思想对“统一性”的影响，最关键的还是在《春秋》。孔子作《春秋》，经过其后学的阐发，形成了多家《春秋》学，尤其以公羊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公羊学所阐发的春秋义理，有两点与“统一性”密切相关，其一是“大一统”，其二是“夷夏之辨”。

孔子作《春秋》，其目的就在于以“春秋书法”来实现对违背礼乐秩序现象的批判，从而实现尊王的目的。孔子赞美管仲的功绩，也是从他能够尊王攘夷，维护天下秩序的角度立论的。为此，孔子提出了“正名”说，藉此维护天下秩序。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但是根据公羊学的阐释，《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便是孔子“大一统”思想的展现。后世公羊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

不过，现代学者已经明确指出，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是一种误读。如此而言，是否就谈不到孔子“大一统”思想对“统一性”的影响呢？其实，从本义上而言，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固然别有所指，并非是今天意义上的“大统一”，其中的“大”表尊崇，“一统”也是强调王道，但是到了公羊家的解释，“大一统”与“通三统”联系起来，强调的是纲纪的一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统”本身就暗含着“统一”的意思。因为“一”表达的是整体、全一，而“统”则有统绪、统领的意思。所以，从元代开始，“大一统”一词便具有了今天所谓“大统一”的意涵这一引申义，并不能说是偶然的。孔子思想中，确实重视“一”，如孔子强调“一以贯之”便是一种整体性思维。

孔子在谈到礼的根据时，也曾经提出“礼本于太一”的说法。这都是孔子“一”思维的体现。正如安乐哲先生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多不分”，即将整体性与多元性融合。而孔子这样一种思想，到了孟子，便正式提出“定于一”的政治主张。而荀子在战国末期也特别重视“一”，强调“天下为一”。这都与孔子的天下观是吻合的。

孔子还重视“夷夏之辨”，但孔子的“夷夏之辨”重在维护文明、反对野蛮，而不特别在意族群。如徐复观先生所揭示的那样：“《春秋》华夷之辩，乃决于文化而非决于种族。”因此，孔子所倡导的“夷夏之辨”不是后世某种狭隘的民族优越主义立场，而是基于文明立场上的一种判断。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揭示的那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孔子才会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并“欲居九夷”，以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基于此，中华，作为一个概念，也不仅指一种地域或国家的名称，而“指向一文化的集团”，故“中华的意义是文化的，不是种族的”。

因此，将“大一统”与“夷夏之辨”结合起来，我们便能理解，孔子在《礼运》提出的“天下一家”观念便是他推崇统一的最显著体现。孔子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耐，通“能”。这里强调的就是“天下一家”的观念。这与《论语·颜渊》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相通的。“天下一家”显然是对“夷夏之辨”的一种超越。后者强调的是差异，而前者则凸显一体。

正是在这样的“天下观”的影响下，后儒格外重视天下秩序的建构，从而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孔子之道也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维护统一的作用。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对异族融和同化之力特强，这和孔子的这种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信哉斯言！今天曲阜孔庙有一座“同文门”，就是用以表彰孔子思想在中华民族文明统一性方面的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