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 (1)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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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较大的题目，我打算从中国社会现状和西方文明历史和现实状态两个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

最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一个年轻的父亲与“小三”共同谋划，亲手将自己的一双两三岁的儿女从高层楼房推了下去，儿女惨死。印象中，与此类似的新闻前不久刚刚发生过一次，缘由、手法几近相同，没想到现在又来了。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新闻置放到人文范畴进行观察，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是恶劣的道德沉沦、它的恶劣程度令人发指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网上的声讨之声汹涌澎湃，纷纷喊杀，与新闻相比，这喊杀之声反倒让人感觉到一丝暖意：公众的道德意识并没有褪尽，它还在客观上起着匡扶社会的作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社会在道德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印象。

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正在从传统的由农耕文明塑造的道德中脱落，演变成另外一种我们目前还很陌生的道德形态。这种演变是迅疾的，剧烈的，它的广泛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你是一个感觉正常的人，你一定会发现，现在的人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普遍变得狡黠起来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淳朴单纯了。人与人彼此关闭了心灵，甚至相互保持着警觉。能够说心里话的知音越来越稀少。与之相对应，人际交往有了更多的心思与筹谋，有了更多的利益算计与交换。或者说，人际关系中“利”的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人与人变成了纯然的金钱利益关系。“万事利为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信奉的人生准则。过去没钱，钱的意识似乎还不那样强烈，现在不缺钱或者说不是很缺钱了，反而更在意和计较金钱，金钱引发的人间悲喜剧接连不断上演，简直有目不暇接之感了。

亲人朋友之间，为了蝇头小利就翻脸，为人处事唯利是图，正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状况。为了钱，小商小贩使出各种各样出神入化的手段掺杂使假，自己不吃自己养的猪，自己不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吃含有有害物质的饲料长大的猪是不能吃的，那些喷洒了国家严令禁止的剧毒农药的蔬菜是不能放进嘴里的。假烟假药假酒泛滥成灾如入无人之境，为此损害健康乃至于丧命的人难以尽数。底层老百姓的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卫生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作为最基本道德要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条，也不再被人信奉和遵守，人们要求别人做的，往往都是自己绝不去做的事情。人们仿佛被打了兴奋剂，竞相损人利己，竞相缺德败兴，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层出不穷，其中在我看来最心惊肉跳的是如下情景：一个老人在大街上摔倒，周围所有人几乎都会在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不能去扶！”于是冷漠地绕道而去，于是站在旁边呆若木鸡地看着事态如何发展。你还真不能怪罪这些人冷漠，因为他们很可能曾经遭遇过老人假摔“碰瓷”；因为前面跌倒的老人非常有可能跃身而起，反咬一口诬陷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撞倒了他……更有甚者，一个准备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站在楼顶，楼底下竟然有很多人不断催逼那个对眼前这个世界不再抱希望的人：“你倒是跳呀！”“你到底跳还是不跳？”社会冷漠、无情、残忍到了这个程度，真是让人寒心、让人伤心欲绝、让人毛骨悚然！它让人联想起弱肉强食、野兽横行的丛林世界。在这样一个寒冷彻骨的世界里，人们感叹活得非常累，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心理问题，出现精神危机，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社会这样也就算了，我们退回到家庭里吧，家庭又怎么样了呢？

社会的最小单元是家庭，家庭是人们最后的庇护之所。就是在这最后的庇护之所，亲情也正在被冷漠所侵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念一天天变得松弛，夫妻责任正在淡化乃至于消失，婚内出轨再也不是触碰道德禁忌的行为，反之，它似乎成为了人生的正当作为，成为了婚姻中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附带内容……所有这些现象最终都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家庭的魅力骤减，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家庭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组建家庭。往好了说，这是伴随着社会碎片化而来的人的原子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内容，没什么大不了的；往坏了说，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必然出现的后果，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譬如，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固然与教科书所讲述的社会发展阶段性内容或者说发展规律有关，但是你也不能排除，这同时也是传统家庭观念、家庭关系解体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

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简单地植入到“时代”命题中去，难免会有所偏颇，然而当我们面对时代命题的时候，却又无法回避它。就像我们谈论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固然是它的主题，但是宫廷深处你死我活的倾轧，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子弑父、父杀子、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人伦惨剧，同样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道理很简单：这些看起来似乎具有伦理特征的事件，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总体面貌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所要强调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任何伦理事件都涵盖在一定范畴的历史内容之中，都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映照和折射。只有站在这个视角，我们才可以一览众山小，发现一些值得重视的图景，看到某些容易被忽略的时代本相。

立足于从更大范围做社会与历史的审视，因此笔者才有了“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的观感。

2

我们先给标题中的“道德”和“脱落”下一个定义。

关于“道德”，我们先看维基百科列出的解释：道德是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价值观、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对他人和自己之间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或不正当等的相互关系的评价和断定的行为规范标准。有着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并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起保障作用。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维基百科还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中文“道德”一词，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老子》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是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道”是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观的范畴。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但德的本意实为遵循道的规律来自身发展变化的事物。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是从荀子《劝学》篇开始的：“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从学术角度说，你不能认为上述解释不好。所谓学术，有时候就是专门让你丫看不懂的，因此如果读者觉得上述解释并没有让你解惑，反而加剧了眩晕，也属正常，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傻掉了。事实上我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些解释都说了些什么，我“懵圈”的程度或许比你还严重，真的傻掉了。这固然与我学识浅薄，并非专家学者，与学术尚有十万八千里距离有关，也与我惯常的思考和议论问题的方式有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了使讨论能够继续下去，我现在用我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道德：所谓道德，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状态下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伦理价值标准，或者说伦理价值体系。比如皇权专制主义时期儒家“五常之道”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之类；比如作为儒家“八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亲亲之义”、“尊尊之道”、“孝悌以人为本”、“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这些东西，有的并没有国家意志力强制，甚至是从属于孟子所言“非由外铄”的人性范畴的；有的却是国家意志力直接的赤裸裸的强制：“你不那样做就不行，我就让你丫不好过。”无论怎样，它们作为行为规范都广泛地制约和束缚着人们，这种制约和束缚，在宏观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状态，决定着社会的正常运转。

那么，什么是“脱落”呢？脱落就是逸出。比如锅里的水沸腾了，溢出了锅外，我们不妨把这种“溢出”理解为“逸出”；再比如婴儿降生，新的生命从母体中脱落，逸出到世界之中，就更能说明这个道理了。“脱落”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历史过程中的状态，并不涉及这种状态是耶非耶。在本文的语境中尤其如此——你不能认为“道德脱落”是一件极为糟糕的事情，你也不能认为“道德脱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所谓“好”还是“不好”，要留给历史去评价，当代人是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能力做这种评价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固然可以诅咒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正是在一代一代的“不如”之中，人类社会是一直在向前发展的，客观上是一代超过一代的。过去皇帝可以把反对或者不顺从他的人“灭九族”、“灭十族”；甚至可以用一把刀子在金銮殿上亲手把敢于谏诤的朝廷大臣捅死，用乱棍敲死，即所谓的“廷杖”，现在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陈行之先生，那你怎么想起还要议论道德脱落的问题，并且把它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呢？”

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态都将随之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道德领域，同样如此。我们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来形容国际情势，岂不知，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与这种转型相匹配的人的道德形态的转换，其实也有划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只不过人们较少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那么，如今我们的道德状态怎样了呢？我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现象，现在我再换一种方式进行表述：旧道德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它正在从人性的既有模板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落，而新道德还没有从旧道德脱落的地方产生出来或者说定型在某种状态，于是我们看到斑驳，看到溃烂，同时也感觉到这里边有可能包含着新的生机，但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说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见解，往往会受到我们自身所处位置的限制，不容易把眼前的事情看透彻明白，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在道德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往往会感到迷茫，感到错愕，甚至感到忧虑：“天哪，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人们如此迷茫，如此错愕，甚至如此忧虑呢？

3

所谓历史，在我们话题的范畴，就是新道德不断从旧道德中脱落、逸出的过程。这种脱落和逸出，以个性解放为其基本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为社会进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数千年以来，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人的解放，这在东西方世界都是一样。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现在属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出现了一个叫薄伽丘（1313年—1375年）的作家，这位姓薄的作家写了一本在当时看来很淫秽、很色情，几乎可以说是反社会的小说《十日谈》。在这本小说中，薄伽丘辛辣而无情地讽刺嘲笑了当时作为统治阶级的教会僧侣们的伪善、肮脏与堕落，讴歌了从来都被压抑着的人性美，这给这位离经叛道的作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即便离开世界，教会也没有放过他，犹如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时代经常发生的那样，统治阶级对于反抗他们的人（中国典籍中所谓的“奸恶”）总是恨之入骨，必欲挖开坟墓“挫骨扬灰”（即“鞭尸”）而后快。薄伽丘遭到了同样的对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羸弱书生，却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永恒地载入了史册。六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感念着他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不惜向他呈现由衷的赞美。《十日谈》不仅成为了文学经典，更成为了启蒙时代的精神教科书。

一个“堕落的色情作家”，怎么还会获得人们如此这般的尊崇呢？这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命题有关。王权、教权、皇权从来都是压制个人成长的反动力量，这在哪儿都一样。这种压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更来自被统治阶级武器化了的“道德”。在难以尽数的所谓的道德说教中，其中就有禁欲之说，即后来人们常说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意思是性爱是丑恶的，人应当远离它。文艺复兴时代提倡的人文主义，则颠覆了这种虚伪的说教，认为性爱是人性美的一部分，人应当大胆地去追求，去享受。嘴里说性爱是肮脏的东西的僧侣们，心心念念的其实都是肮脏的东西，用中国话语表述，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只是为了维护统治特权的目的，才禁锢人的这种自然需求，将其扭曲为不自然之物的。

凡是违背人性的东西，迟早都会被打破，于是，在人类寻求解放的旗帜上，就大大地书写上了“自由”二字，这里当然包括享受生命的自由，享受性愉悦的自由。薄伽丘恰恰是那个呼喊出时代声音的代言人。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从属于个性解放范畴的对爱情自由（追求异性的自由）的追求，对禁锢人性的宗教政治势力的挞伐，几乎成为了欧洲文学、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传统，出现了一大批深刻影响历史的哲学家、文学家。直到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雨果（1802年—1885年）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还以辛辣的笔触塑造了道貌岸然、阴鸷残忍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的形象，以浪漫的诗情歌颂了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与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之间纯真的爱情。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中国，一位比薄伽丘还早一些的伟大戏剧家王实甫（1260年-1336年）创作的元杂剧《西厢记》，以不亚于薄伽丘的战斗性，旗帜鲜明地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鞭挞，这部作品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王实甫先生将近五百年以后，曹雪芹在长篇小说《红楼梦》中，还专门辟出一章，描写宝玉和黛玉从《西厢记》中寻找对彼此的情愫，寻找自由精神的启蒙，可见王实甫对中国戏剧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于整个社会发展所起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1949年以后，中国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更有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的婚姻自由的内容。这些由国家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空前地提高了妇女地位，较之我们周边的亚洲国家，中国远远地走到了前面。当我们今天庆幸国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举凡七十年间，摒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社会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这个奇葩国家真可谓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总是无法追赶中国的发展速度，这里面，除了印度政治制度和体制缺陷的原因之外，更有社会结构传统上充满了裂隙和间隔有关，也可以说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质地有关，这里更有妇女地位低下的问题。所谓妇女地位低下，往精确了说，就是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五十的这部分人群不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自由的问题。困扰印度社会、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对妇女的强奸问题，从实质上说来，绝不仅仅是印度社会道德层面的问题，它更是政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我做上述概述性的解说，无非是想强调我一开始说过的话：一个社会的道德形态作为复杂人性的一种表征，无论它在总体方面还是在个体方面，一定是与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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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先生，你说的这些话对我们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意义，我才说这些话的。说了这些话，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继续往下进行了。为了更精细一些，下面我把政治、经济、文化分开来说。

一、政治。

可以把政治状态理解为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社会表现的状态，也可以说，政治的外化是社会，社会的内涵是政治，因此，在讨论中我将不对“政治”与“社会”做明确区分，而是将他们视为一种东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所谓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指表现在政治、经济（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利出一孔”机制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相对于开放社会的文化封闭主义）方面，其次才是作为这些“方方面面”之结果的人的社会处境以及人的道德形态。

中国政治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可是我又不愿意用西方学者经常用来攻击中国的所谓“威权主义”、“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之类带有贬义、甚至恶意的词汇。为了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我们也可以使用我创造的一个新词：权力主义，或者干脆说：权力社会。所谓“权力主义”，所谓权力社会，是指社会动力主要来源于权力，说得更严重一些，是权力严密控制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经济到文化等一切方面的社会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人的发展仍然严重受制于权力的状态。具体说，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在相对意义上，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对于权力主义的个体主义（这也是我创造的一个新词，有别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以趋利避害的方式滋生出来，并且有越来越彰显的趋势。

如果非要给个体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么我愿意解释为：所谓个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体权利，注重个人自由，甚至将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置于一切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约制之上的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形态。个体主义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塑造所起的作用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虽然个体主义从总的趋向上来说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所谓自由和民主，所谓个体权利，只有在个体主义的依托下，才会获得意义。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从人性的角度说，个体主义同时也是一个难于掌控的半人半兽的东西。我们目前遭遇到的道德困境，相当程度上是由这个半人半兽的东西制造出来的。这一点我后面会详细解说。

二、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创造了世界奇迹，恰恰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由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中不合理的部分，引进了相对宽松的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市场经济是以个体自由、个体利益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个人意志大于权力意志的经济，因此它自然带有极为强劲的冲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得，盖因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冲力之所赐。然而这里有一个极为普通的道理，那就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经济无法也不能与政治脱离，这就是说，经济形态一定与那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紧密相连。在集体主义、权力主导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框架下，经济不可能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和动力，必然会在人的社会发展问题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撕裂。换一句话说，我们实行的仍旧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这里所谓的“有条件”，是指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仍旧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其本身肩负着的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尽管这样，尽管民营经济时常会受到权力的干扰，导致面临窘境和困境，但较之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仍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在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甚至占有了很大的比重。这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智慧的优秀品质，在作为社会运动的经济领域创造出人间奇迹的一个显著例证。

改革开放有一面旗帜高高飘扬，那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是策略，“富起来”则是战略，战略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目标，“让”就是划分。“让人富起来”这面最大程度对人形成招引的旗帜的伟大意义，从宏观角度说，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本身，更在于人获得了以前从未获得的人的位置以及人的发展的可能。这方面，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邓小平要比同时代所有人都清醒，也正因为其清醒，他才高瞻远瞩地不断呼吁，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让国家政治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发展。我理解，政治改革里面，就包含着对道德形态的重新塑造。遗憾的是，邓小平的遗愿没有全部成为现实，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承受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其中当然亦有人的道德沉沦的代价。

人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话题中的道德状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原因，但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原因。春秋时期齐国政治思想家管仲（前725年？—前645年）早就说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语出《管子·牧民》），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也直接引用了管仲的这段话。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就注意到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我们目前遭遇的道德危机，固然有政治的原因，更有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我们比过去过得宽裕一些了，却也绝说不上富有，更加之在全社会并不十分富有的情况下，反而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你要想让人轻忽金钱，轻忽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经济相对落后视为道德凋敝与沉沦的重要原因之一。